韋伯靜靜道：「可能在某些人的眼裡，我們這兒就是一窩壞蛋。他們可能覺得，要是有人殺了他妻子，便會打電話給我：‘嗨，上尉，我這兒死了個人，前面的房間裡一團糟。我手上呢，還有五百塊閒著呢。’然後我回答：‘好說。啥都別動，我拿條毯子立馬就來。’」
「沒那麼糟糕。」我說。
「你晚上去塔列家，找他有什麼事？」
「他掌握了一些證據，跟弗洛倫斯·阿爾默的死有關。阿爾默太太的父母僱塔列追查此事，可他始終沒有告訴他們得到了什麼證據。」
「你認為他會告訴你？」他挖苦我。
「只能試試看唄。」
「還是說，只是因為德加莫太囂張你才想還以顏色？」
「也是一部分原因吧。」
「塔列是個敲詐老手，」韋伯輕蔑道，「不止一次了。能不跟他打交道最好。我這就告訴你他手上有什麼。他從弗洛倫斯腳上偷了一隻鞋。」
「鞋？」
他淡淡一笑。「就是一隻鞋。後來在他家裡搜到的。是一隻綠色的天鵝絨輕便舞鞋，跟上鑲了點小水鑽。是在好萊塢一個專做戲裝鞋服的人那兒定做的。對了，你不問問我這隻舞鞋有什麼要緊的嗎？」
「這隻舞鞋有什麼要緊的呢，上尉？」
「她有兩雙一模一樣的舞鞋，一起定做的。好像那也沒什麼稀罕。備著，以防鞋子穿舊或者碰上某個醉酒的莽漢趴到女士的腿上來。」他頓了頓，淺淺一笑。「其中一雙似乎從沒穿過。」
「我好像有點懂了。」我說。
他往後一靠，篤篤敲著椅子扶手。他等我開口。
「從阿爾默家邊門通向車庫的是條粗糙的混凝土小路，」我說，「相當粗糙。假設她不是自己走的，而是被人抱進去的。假設那個抱她的人幫她穿上了舞鞋——其中一隻拿的是新鞋子。」
「然後呢？」
「假設在萊弗瑞給出診中的阿爾默醫生打電話的當兒，塔列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拿了那隻新鞋，覺得它是弗洛倫斯死於他殺的證據。」
韋伯點點頭。「要是他不動那隻鞋，等警察去發現，那確實是證據。他一旦拿了，那東西只能證明他是個小人。」
「給她的血液做過一氧化碳測試了嗎？」
他把手掌平攤在桌上，低頭看著。「做過了，」他說，「血裡是有一氧化碳。而負責調查的警察認為，死者的體徵也對得上。沒有打鬥的跡象。他們認定阿爾默醫生沒有殺害他妻子。他們也許弄錯了。我覺得案子查得有點粗淺。」
「誰是負責人？」我問。
「我想你知道答案。」
「警察趕到後，沒有發現少了只鞋嗎？」
「警察趕到時，鞋子並沒有少。你一定記得，在警方接到報警前，萊弗瑞先給阿爾默醫生打了電話，他便連忙回家了。關於那隻失蹤的鞋子的事，都是塔列自己告訴我們的。他有可能把那隻新鞋從屋裡偷了出來。邊門沒鎖。女傭睡了。問題是他不像是會知道有隻新鞋可以拿。我不敢說他想不出這種鬼點子。他是個鬼鬼祟祟的小滑頭。但我不明白他怎麼會知道舞鞋的事兒。」
我們坐在那兒，看著對方，思索起來。
「除非，」韋伯緩緩說道，「我們可以假定這個阿爾默的護士是塔列的同夥，兩人合謀敲阿爾默一筆。有可能的。有些跡象支援這種看法。更多的跡象則是反證。你斷言山裡淹死的姑娘就是這個護士，有什麼具體原因嗎？」
「原因有兩個，分開來看都不夠有說服力，可放在一起，就很像回事了。一個禮拜前，有個模樣舉止都挺像德加莫的粗魯傢伙去過山裡，拿了張照片給別人看。照片上是米爾德里德·哈維蘭，跟繆麗爾·切斯頗有幾分相似。頭髮、眉毛等等都不一樣，可就是挺像。大家都沒怎麼幫他。他自稱‘德·索托’，說是洛杉磯的警察。話傳到繆麗爾·切斯耳朵裡，她顯得很害怕。如果那人真是德加莫，這點就很容易站住腳了。另一個原因是在切斯家的糖罐裡藏了根有心形吊墜的金腳鏈。腳鏈是在她死後才發現的，那時她丈夫也已被捕。那顆心的背面刻著：艾爾給米爾德里德。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獻上我全部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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