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東西，」謝里下令道，「光頭已經完蛋了，我們走人。」
馬庫斯鞠了個躬，笑著退回屋裡。
「你是不是最好再等等，確定一下？」我問。
「我確定，」他拉著長音說，「跟橘子樹的聲音一樣確定。沒什麼好等的了，我已經親眼看著他死了。」
「在夢裡。」
「是夢嗎？」他漫不經心地問。
十到十五分鐘後，我走了。馬庫斯在屋裡發出乒乒乓乓的響聲，聽起來像是真的在收拾東西。
謝里一邊跟我握手一邊說：「很高興和你共進早餐。等你有機會去北非工作的時候，我們再見面。代我向米麗安和多爾夫問好，我沒辦法真心實意地跟他們致哀。」
從平房裡走出來，覺得他們看不到我以後，我就離開大路，上了山邊的小路，看看有沒有更高的地方可以監視謝里的住處。我找到一個小據點，是棟破破爛爛的空屋子，位於東北方向的一個小山樑上。從空屋的前廊可以看到那平房的整個前面、側面的一部分，還有石子路的大部分，包括它跟大路連線的部分。肉眼看去是嫌遠，不過有望遠鏡就完美了，而且前頭還有茂盛的樹叢當屏風。
等我回到卡瓦洛夫家時，裡戈正坐在樹下一張蘆葦編的椅子上，那椅墊顏色真鮮亮。他手裡拿著一本書。
「你覺得他怎麼樣？」他問，「瘋了嗎？」
「不是很瘋。他要我代問你和裡戈太太好。胳膊怎麼樣？」
「很不好，昨天晚上一定淋了很多雨，弄得我一整夜都疼得要死。」
「你看到貓抓老鼠上校了？」卡瓦洛夫哼哼唧唧的聲音從我身後傳來，「還滿意嗎？」
我轉過身，看到他從屋子旁邊的一條小路上走過來。今天早晨他臉色發灰，不過在他的v字領上面，我看到他的脖子還沒有被割開。
「我走的時候，他在收拾東西，要回非洲去。」我說。
6
那天是星期四，沒發生別的事。
星期五一大早，我臥室的門就嘭的一聲被推開了，吵醒了我。
瘦臉門房馬丁衝進我房間，開始搖我的肩膀。雖然他到床邊時我已經坐起身了。
因為恐懼，他的瘦臉蠟黃蠟黃的，很難看。
「出事了，噢，老天，出事了。」他斷斷續續地說。
「出什麼事了？」
「出事了，出事了。」
我把他推到一旁，下了床。他猛地轉身，跑進我的浴室。我把腳伸進拖鞋時，聽到他在吐。
卡瓦洛夫的臥室和我的臥室隔著三道門，在屋子的同一邊。
儘管我一個人影也看不到，但房子裡滿是噪聲和激動的說話聲、關門開門聲。
我向卡瓦洛夫的門跑去，是開著的。
卡瓦洛夫在裡面，躺在一張低矮的西班牙床上，床單掀到了床尾。他仰面躺著，脖子被人割了，一道和下巴平行的彎彎的口子，離耳垂一英寸遠。
血滲進藍色枕套和床單的地方已經紫得像葡萄汁一樣，又黏又稠，都結成塊了。
穿著披風式浴袍的裡戈走了進來。
「出事了！」我重複著門房的話，對他低吼道。
裡戈呆呆地看著床，樣子慘兮兮的，開始用哽咽的聲音小聲罵起來。
紅臉金髮女人——管家露拉·科利——尖叫著進來，推開我們，跑到床邊，還在尖叫。她的手伸向被子時，我攥住了她的胳膊。
「任何東西都別碰。」我說。
「給他蓋上點東西，給他蓋上點東西，可憐哪！」她叫道。
我把她從床邊拉開。現在房裡已經有四五個僕人了。我把她交給其中的兩個，讓他們把她帶出去，安慰安慰。她又哭又笑地走開了。
裡戈還在瞪著床。
「裡戈太太呢？」
他沒聽到，我輕輕拍了拍他沒受傷的胳膊，重複我的問題。
「她在自己房裡。她——她知道就好，還是別來看了。」
「你最好還是過去照顧她吧？」
他點點頭，慢慢地轉身，走了出去。
門房走進來，還是一臉蠟黃。
「我要這裡的每一個人，包括僕人和農場僱工，都聚到樓下前廳裡。」我告訴他，「要他們馬上過去，等警察來。」
「是的，先生。」他說完便下樓去了，其他人全跟著。
我關上卡瓦洛夫的門，穿過房間來到他書房，打電話給郡政府的警察局。我跟一個叫希登的副警長講了話。我把事情經過說了以後，他說警長會在半小時內到。
我回房換衣服。等我換完了，門房上來告訴我，所有人都聚在前廳了，除了裡戈夫婦和裡戈太太的女僕。
警長到時，我正在檢查卡瓦洛夫的臥室。這位警長是個有著溫和的藍眼睛的白髮老頭，聲音也溫和，不過從白色八字鬍底下傳出來有點含糊。他帶了三名副警長、一個醫生、一個法醫。
「裡戈和門房知道的比我多。」我們一一握完手以後，我說，「我會盡快趕回來，這會兒我要去謝里那兒，裡戈會告訴你他的角色。」
我在車庫裡選了輛濺滿泥巴的雪佛蘭，向平房開去。到了以後卻發現門窗都緊閉著，敲門也沒人應。
我沿著石子路走回車子，往下開到再會村，沒費一點兒力氣就打聽到，謝里和馬庫斯已經在前一天下午上了兩點十分到洛杉磯的火車，拎了三個行李箱和半打袋子。村裡的快遞員幫他們託運的。
我發了封電報到洛杉磯分社後，開始查租房給謝里的人。
他只表達了失望，因為這兩個人連兩個星期都沒住夠。房客的其他事情他一概不知。謝里已經還了鑰匙，附上短短的字條說他臨時有事不得不走。
我把便條裝進兜裡，筆跡隨時都有可能用得上。然後我借了平房的鑰匙，回那邊檢視。
除了一堆日後有可能派上用場的指紋，在那兒我沒找到任何有用的線索。那房子一點兒也沒透露我要的人上哪兒去了。
我回到卡瓦洛夫家。
警長已經問完了所有人的話。
「什麼都沒問出來。」他說，「從昨晚上床時間開始就沒有人聽到或者看到什麼，直到今早八點門房開門叫他，看到他就那樣死了。你還知道別的什麼嗎？」
「不知道，他們跟你提到謝里了？」
「噢，提了，我看他就是咱們要找的人了，嗯？」
「是啊。據說他昨天下午就打好包，跟他的手下往洛杉磯去了。我們應該可以從這條線索挖出點兒什麼來。醫生怎麼說？」
「說是今天凌晨三點和四點之間，有人拿一把很沉的刀殺死了他。從左到右乾淨地一劃，像是左撇子乾的。」
「也許刀口是很乾淨，」我同意道，「不過肯定不是揮手一劃；劃得比那個慢。如果隨手劃一條曲線，中間應該往上彎，離殺人的人遠些，而兩頭應該往下靠近死者。現在卻剛好相反。」
「噢，好吧。這個謝里是左撇子嗎？」
「不知道。」我心裡想不知道馬庫斯是不是，「刀找到了嗎？」
「影子都沒有，而且我們裡裡外外什麼也沒發現。卡瓦洛夫那麼害怕，按理說門窗都應該鎖緊啊，可他的窗戶開著，誰都可以拿把梯子爬進去，門也沒鎖，真奇怪。」
「這有很多原因，他——」
一名副警長——一個肩膀厚實的金髮男人——走到門邊說：「我們找到刀了。」
警長和我跟著副警長走出房子，繞到卡瓦洛夫房間所在的那一邊。在通往農場僱工住處那條小路邊上的灌木叢中，一把刀的刀刃插進地下。
漆成紅色的木刀把朝著屋子的方向。刀刃上有點血漬，不過已經被鬆軟的泥土抹掉了大半。油漆刀把上沒有血跡，也沒有類似指紋的東西。
刀子附近鬆軟的土上沒有腳印，顯然刀子是給丟進灌木叢裡的。
「我看這兒就這些了，」警長說，「也看不出這裡的人跟這事兒有沒有關係。咱們找那個謝里上校去吧。」
我跟他一起到了村裡。我們在郵局得知謝里留了個轉信地址：密蘇里州聖路易郵局郵件領取視窗。郵局局長說謝里待在再會村時從來沒收過信。
我們到了電報室，得知謝里沒發也沒收過電報。我發了封電報到聖路易分社。
我們接下來在村裡的查訪都毫無結果，除了知道再會村大部分閒漢都看到謝里和馬庫斯上了兩點十分往南開的火車。
我們回卡瓦洛夫家以前，收到一封從洛杉磯分社發給我的電報：
謝里的行李箱和袋子在行李寄存處尚未領出，監視中。
我們回到那房子時，我在走廊裡碰到了裡戈。我問他：「謝里是左撇子嗎？」
他想了想，然後搖搖頭。
「記不得了，」他說，「有可能。我問問米麗安，也許她知道，女人就記得這些事。」
再次下樓時，他對我點了點頭。
「他很可能兩手都用，不過左手更常用。你問這個幹嗎？」
「醫生覺得是左撇子乾的。裡戈太太現在怎麼樣？」
「最嚴重的驚嚇已經過去了，現在好些了，謝謝。」
7
星期六整整一天，謝里的行李放在洛杉磯車站都沒人領。那天傍晚，警長向外界宣佈了謝里和黑人因殺人被通緝。晚些時候，我們倆便上了南下的火車。
週日早上我們跟兩個洛杉磯警察局的人把行李開啟了。除了不包含任何資訊的合法衣物和私人用品外，什麼也沒找著。
這趟差出得一無所獲。
我回到舊金山，印了大量傳單，四處分發。
兩個星期過去了，除了一堆假警報，傳單沒起到任何效果。
然後斯波坎警察局在史蒂芬斯街一棟出租的房子裡抓到了謝里和馬庫斯。
有人匿名報警說，住在那裡的弗雷德·威廉斯幾乎每天都有神秘的黑人來訪，還說他們行動異常詭秘。斯波坎警察局有我們的傳單，根本不需要看弗雷德·威廉斯的袖釦和手帕上h.s.的姓名縮寫，就知道他是我們要的人。
經過兩小時的盤問，謝里承認他了的身份，不過否認殺了卡瓦洛夫。
警長的兩個手下北上，把犯人帶到郡政府。
謝里刮掉了八字鬍，臉上和聲音裡都沒露出半點擔心的樣子。
「我知道做了那場夢以後，就沒什麼好等的了，」他拉著長音說，「所以我就走了。後來等我聽說那夢成了真，我就知道你們這幫偵探會趕著來逮我。還真以為一個人能控制自己的夢嗎？所以我，呃，就找了個地方藏起來了。」
他莊嚴地向警長和地方檢察官重複了那個橘子樹的聲音的故事，報社喜歡這樣的故事。但他拒絕告訴我們他的逃亡路線，也不告訴我們他這段時間做了什麼。
「不，不，」他說，「抱歉，不過我不能說，說不好我以後還得這麼幹呢，我可不能透露我的方法。」
他不肯告訴我們命案當晚他人在哪裡。但我們基本肯定，他在火車還沒到洛杉磯時提前下了車，雖然火車工作人員給不出證據。
「抱歉，」他拉著長音說，「你們這幫人連我當時人在哪兒都不知道，又怎麼知道我在命案現場？」
馬庫斯更難纏。他的標準答案是：「我不太懂英語，問上校，我不知道。」
檢察官在辦公室裡踱了很長時間，咬著指甲氣沖沖地告訴我們，要是我們無法證明謝里或者馬庫斯命案當時——或在那之前、之後——在卡瓦洛夫家附近的話，這案子就要敗訴了。
警長是我們當中唯一確認謝里是殺人兇手的。在他心裡，他已經看見謝里被絞死了。
謝里找了個律師——一個流裡流氣臉色發白的男人，戴著金邊眼鏡，薄薄的嘴唇不停地抽動。律師叫謝弗，他來來回回走著，對著他自己笑，也對著我們笑。
檢察官的手指甲只剩下兩個大拇指沒啃過了。就在他開始啃它們時，我跟裡戈借了車，開始順著鐵軌南下，想弄清楚謝里是在哪兒下的火車。當然，我們已經拍下這兩個人的大頭照，所以我隨身帶了照片。
我在再會村和洛杉磯之間的每個火車站都出示了這兩個渾蛋的照片，還有鐵軌兩邊二十里之內的每個村莊，以及大部分的零散住戶，但什麼結果也沒有。
沒有證據說謝里和馬庫斯不是直接到洛杉磯的。
他們的火車應該是那天晚上十點半到洛杉磯。從洛杉磯開出的火車不可能及時把他們拉回再會村殺掉卡瓦洛夫。倒是有兩個可能：飛機可以從容地拉他們回去，汽車也有可能做到，雖然聽起來不那麼可信。
我先去查飛機，可是找不到當晚載過人的飛行員。在洛杉磯警察局以及大陸偵探社洛杉磯分社的幾名偵探的幫助下，我和所有擁有飛機的人——公家的和私人的都見了面，答案都是沒有。
我又查了不怎麼被看好的汽車。較大的計程車公司和租車行一律說「沒有」。當晚十到十二點之間有四輛私家車報警失竊。其中兩輛第二天早晨在城裡找到了，它們沒有往返於再會村。第三輛第二天在聖地亞哥被人發現，所以這輛也不算。還有一輛沒訊息，是派克雙門轎車，我們找了印刷工把車子的外觀印成明信片。
要找到所有小型計程車和租車公司老闆可是件大工程，何況還有人可能把私家車出租一個晚上，所以我們請報社幫忙打了廣告。
我們沒找到有關汽車的訊息。這條新路線本來是想找出我們的人在命案前後幾個鐘頭的行蹤，不料竟帶來了別的結果。
聖佩德羅（離洛杉磯二十五里遠的海港）有個黑人在命案當天凌晨一點被捕。黑人英文很差，不過有檔案證明他叫皮耶·蒂薩諾，是法國水手。他是因為醉酒鬧事被捕的。
聖佩德羅警察說，我們描述的所謂的叫馬庫斯的人，還有他的照片，都跟醉酒水手完全吻合。
聖佩德羅警察不只說了這些。
蒂薩諾一點鐘被捕。兩點才過一點兒，一個自稱亨利·薩莫頓的白人就來保釋他。值班警察告訴薩莫頓，第二天早上才能辦手續，再說想帶蒂薩諾離開的話，最好還是等他酒醒了。薩莫頓馬上同意了，還跟警察聊了半個多鐘頭，大概三點離去。第二天早晨十點他又去了，付了黑人的罰金，他們一起走了。
聖佩德羅警方說，除了沒有八字鬍，謝里的照片和亨利·薩莫頓一模一樣。
亨利·薩莫頓兩次去警察局的中間找了一間旅館住。他留在旅館登記簿上的簽名和謝里寫給平房主人那張字條的筆跡相符。
很明顯，卡瓦洛夫遇害時，謝里和馬庫斯都在聖佩德羅，離再會村有九個小時的火車。
但一扯上命案，再明顯的事都還不夠明顯。我把聖佩德羅的內勤警察帶到北邊去看那兩個人。
「就是他們倆，錯不了。」他說。
8
檢察官把他剩下的拇指指甲全啃光了。
警長一臉茫然，像手裡拿了氣球的小孩，聽到撲哧一聲，卻不知道氣球哪兒去了。
我裝出百分之百滿意的樣子。
「現在我們又回到原點了。」檢察官不高興地嘆息著，好像這事兒除了他誰都有錯，「還浪費了好幾個星期。」
警長沒看檢察官，也沒說話。
「噢，我倒不覺得，我們還是有進展的。」我說。
「什麼進展？」
「我們知道了謝里跟他僕人有不在場證明。」
檢察官覺得我好像在耍他。我沒在意他朝我做的鬼臉，問道：「你打算拿他們怎麼辦？」
「除了放掉，還能怎麼辦？這個命案可是永遠翻不了身了。」
「要餵飽他們也花不了郡政府多少錢，」我提議道，「為什麼不盡可能拖著他們呢？同時我們也好想想辦法，搞不好會查出什麼新情況來。而且就算沒有，你們也可以隨時撒手不管。你該不會以為他們是無辜的吧？」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沉重酸楚，帶著對一個傻子的憐憫。
「他們犯的罪足夠下地獄了，可如果我沒法定罪，那又有什麼用？我是能關著他們，可這有什麼用？他媽的，老兄你跟我一樣清楚，只要他們現在要求放人，法官就不會不答應。」
「是啊，」我同意道，「我跟你賭舊金山最好的一頂帽子，他們是不會要求的。」
「什麼意思？」
「他們想要受審，」我說，「否則他們早在我們挖出他們的不在場證明前就走人了。我在想，他們一定也是自己送上斯波坎警察局的門的。而且我再跟你賭帽子，謝弗不會要求人身保護令。」
檢察官懷疑地盯著我的眼睛。
「你是不是知道什麼沒說？」他質問道。
「沒有，不過你會知道我這樣說是對的。」
我確實是沒錯。謝弗繼續四處走著，對他自己微笑，根本沒有努力把他的客戶從郡立監獄救出來的意思。
三天後有了新的發現。
一個叫阿奇巴爾德·維克斯的男人來見檢察官，他在卡瓦洛夫家往南大概十里的地方有個小小的養雞場。維克斯說他命案當天一大早在那兒看到了謝里。
維克斯當天早晨準備出發到艾奧瓦州看望他父母。他一早起來去看看是否一切正常，然後好開二十英里的車去趕早班火車。
五點半到六點之間，他到停車棚去看汽油夠不夠用。
有個男人跑出棚子，跳過籬笆，衝下馬路。維克斯追了一小段路，可對他來說那人跑得太快了。那人衣著得當，不像流浪漢，維克斯覺得他可能是想偷車。
因為維克斯非東行不可，而他不在時，他太太就只有兩個兒子陪她——一個十七歲，一個十五歲，所以他覺得最好還是別提他在棚裡意外見到的男人，免得她擔驚受怕。
他從艾奧瓦州回來的第二天就來了檢察官辦公室。他聽說了卡瓦洛夫命案的細節，又在報上看到了謝里的照片，認出他就是那天早上他追的男人。
我們帶他去見謝里本人。他說謝里就是那個人。謝里沒說話。
由於維克斯的證據和聖佩德羅警察局的相牴觸，檢察官起訴了謝里。馬庫斯以關鍵證人的身份出席，不過因為他在聖佩德羅的不在場證明仍然牢不可破，所以他沒有受審。
維克斯在證人席上簡單地說了他的故事，然後又在交叉盤問下回答得前後矛盾，他完全崩潰了。
他回答謝弗的問題時承認，他不完全確定謝里就是他先前見過的人。當然，那人看起來是有點兒像謝里，可他當初也只是驚鴻一瞥，也許斬釘截鐵說那人就是謝里是草率了些。經過再三考慮後，他確定在朦朧的晨光下沒有看清楚那個人。最後，維克斯能保證的只是他看到一個長得有點像謝里的男人。
簡直是個笑話。
檢察官沒指甲啃了，他啃起手指頭來。
陪審團說：「無罪。」
謝里無罪釋放，就卡瓦洛夫命案來說，他是永遠清白了，不管以後還有什麼新發現。
馬庫斯也無罪釋放了。
我出發回舊金山時，檢察官不肯跟我說再見。
9
謝里釋放後四天，裡戈太太走進我的辦公室。
她一身黑，漂亮無知的東方面孔並不平靜。
「拜託，別告訴多爾夫我來這兒了好嗎？」這是她的第一句話。
「當然，如果你不讓我說的話。」我答應道。
她坐下來，睜大眼睛看著我。
「他實在太輕率了。」她說。
我同情地點點頭，不知道她想幹什麼。
「而且我還擔心，」她兩手絞著手套，下巴發抖，哆哆嗦嗦地補充道，「他們又回到那平房去了。」
「是嗎？」我坐直身子。我知道他們是誰。
「他們回來沒別的理由，」她叫道，「一定是要像殺了父親那樣殺掉多爾夫。可他不聽我的，他太自信了。他每次都笑我，叫我傻孩子，告訴我他可以照顧自己。可是他不能，至少在斷了一隻胳膊的情況下不能。他們會像殺父親一樣殺掉他的，我知道，我知道。」
「謝里恨你丈夫跟恨你父親一樣嗎？」
「是的，是一樣的。多爾夫以前幫父親做事，不過那件——那件給謝里帶來麻煩的生意，多爾夫插手的比……比父親要多。請你……請你擋住他們不要殺多爾夫好嗎？好嗎？」
「當然。」
「而且你千萬不能告訴多爾夫。」她堅持道，「要是他發現你在盯他們，也千萬不能告訴他是我來找你的。他會生我的氣。我說過要他找你，可他——」她停了下來，一臉尷尬，我想她丈夫大概提過卡瓦洛夫也沒因為我逃過一死，「可他不同意。」
「他們回來多久了？」
「前天到現在。」
「我明天過去。」我答應道，「我的忠告是：告訴你先生你請了我。不過你不想說的話我也不勉強。」
「你不會讓他傷到多爾夫吧？」
我答應盡力而為，收了她一些錢，給了她一張收據，然後鞠躬送她出去。
當晚天黑後不久，我又到了再會村。
10
我爬上小山經過平房時，看到房子的窗戶被燈照亮了。我有股下跑車去看看的衝動，但又擔心在馬庫斯的地盤上我沒法比他棋高一著。
等我轉上那條通向我第一趟到再會村時發現的空屋的土路時，我關掉跑車的燈，在頭頂明晃晃的月亮照耀下上了山。
快到空屋時，我把車從小路上開下來。然後我走進搖搖晃晃的前廊，找到平房的位置，開始調整望遠鏡。
平房的前門開啟時，我才調整好一部分，只見那裡露出一小片黃光和兩個人。
其中一個是女人。
門的合葉又稍微扭了一下，她的臉清楚地映入我的眼簾——裡戈太太。
她豎起外套領子遮住臉，匆匆走下石子路。謝里站在陽臺上目送她離去。
等上了大路，她開始往山上的家裡跑。
謝里進了屋關上門。
兩個半小時以後，一個男人從大路拐上石子路。他快步走向平房，迅速中帶著謹慎，走路時不停地東張西望。
我想他是敲了門的。
門開時，一道黃光打在他臉上，是多爾夫·裡戈的臉。他進去，門關上了。
我收好望遠鏡，離開前廊，出發去平房。我不確定我能再給跑車找到個好的停車位，所以我就沒動它，走路過去。
我不敢冒險走石子路。
在石子路上方二十英尺處，我離開大路，在軟泥、樹、灌木和花叢之間行走，儘可能不弄出響聲。我知道我面對的是誰，所以我手裡攥著槍。
平房面對我這一側的所有窗戶都透出燈光，不過它們都關著，百葉窗也拉上了。燈光透出百葉窗，再加上月光，照得附近一片雪亮。我在山脊上眯著眼睛從望遠鏡偷看時，月光對我很有利，可這會兒我想湊近聽個清楚就不行了。
我在我能找到的離那房子最近的陰影裡停下來——大約十五英尺遠——把情況想了一遍。
我蹲在那裡，聽到了一些聲音。
地方不對，聽到的也不是我想聽到的——有人從石子路向房子走來。
我不確定從小路上是不是能看到我，我轉過頭想確定一下，而這一轉頭卻露出了馬腳。
裡戈太太跳起來，死死地釘在小路上，然後叫道：「多爾夫在裡頭嗎？在嗎？在嗎？」
我想通過點頭告訴她他在，可她的聲音實在太大了，我只有大叫一聲「在」，好讓她聽清楚。
我不知道我們的聲音是不是加速了屋裡的行動，不過裡頭開始發出槍響。
在這種情況下，你是不會停下來數數到底有幾槍的；而且聲音都混到一塊兒了，你也根本搞不清響了幾下，不過我的印象是：在我的肩膀在門上撞青之前，至少響過五十槍。
還好，這是一扇加州式的門。我撞第二回時，門就開了。
裡頭是接待廳，有一扇寬大的拱門通向客廳。裡面煙霧繚繞，火藥的臭味非常刺鼻。
謝里弓著身子趴在發亮的地板上，撐著一邊的胳膊肘和膝蓋往前爬，想抓住琥珀色地毯上大概四英尺遠的一把魯格槍。
房間另一頭，裡戈直直地跪著，沒受傷的那隻手穩穩地按著一把黑色左輪手槍的扳機。手槍是空的，愚蠢地發出撲哧撲哧的聲音，可他還在不斷地扣扳機。他折斷的胳膊還掛在夾板上，不過這會兒已經從繃帶裡掉出來了。他的臉腫著，滿臉是血，眼睛呆滯地圓睜著；後背上露出一把刀的白色骨柄，就在屁股上面一點點，刀刃全陷在肉裡了。他正對著馬庫斯打空槍。
黑小夥站在地上，膝蓋彎曲，兩腳分得很開。他左手五指張開壓在胸膛上，黑色手指上的血閃閃發亮。他右手像用刀比武的武士那樣攥了把白骨柄的刀子，刀刃足有一英尺長，跟持劍似的。他向裡戈靠近，不是直接過去，而是從側面斜斜地躡手躡腳地靠近，手裡的刀不安地動著，但刀尖一直向著裡戈。
他沒看到我們，沒聽到我們。當時他的整個世界就是跪在地上背上插了把刀的男人，那把刀和他手裡拿的是一對。
裡戈沒看到我們，我看他連馬庫斯也沒看到。他跪在那兒，不斷按著那把空槍的扳機。
我跳過謝里，把我的槍管輪向馬庫斯的脖子。打中了，他倒在地上。
裡戈不再打槍，吃驚地看著我。
「搞清楚，槍裡頭得放子彈，否則屁用也沒有。」我這樣告訴他，然後拔出馬庫斯手裡的刀，回頭去撿謝里已經放棄要拿的魯格槍。
謝里現在仰面躺著，眼睛閉上了。
看來是死了，而且他身上的彈孔足夠多，猜他死了應該沒錯。
我希望他沒死。為了面對著裡戈，我繞過去跪在謝里旁邊，稍稍把他的頭從地板上抬起來。
「謝里，」我尖聲說，「謝里！」
他沒動，連眼皮都沒動。
我抬起我捧著他的頭的那隻手的手指頭，讓他的頭動了一點點。
「裡戈殺了卡瓦洛夫嗎？」我問死人——或者是垂死的人。
我不知道里戈是不是在看我，但可以感覺到他的目光停在我臉上。
「殺了沒，謝里？」我對著那張不動的臉狂吼。
死人或者垂死的人一動沒動。
我又小心地動動我的手指，好讓他死了的頭——或者垂死的頭——點了點。兩次。
然後我讓他的頭往後一扭，任它緩緩地又一次落在地板上。
「好啦，」我說，站起來看著裡戈，「我終於逮著你了。」
11
我無法決定自己是否真能走上證人席，發誓謝里是活著，而且是自願點的頭——萬一我真得這樣做才能把裡戈定罪的話。
我不喜歡做偽證，但我知道里戈有罪，我就是贏在這一點上。
還好，不需要我做這個決定。
裡戈相信謝里點了頭。等馬庫斯招了之後，裡戈除了自首碰運氣外，也沒別的選擇了。
從馬庫斯嘴裡探出事實簡直易如反掌。裡戈殺了他摯愛的上校，要說服黑小夥法律會給他報仇雪恨是非常容易的。
馬庫斯開口後，裡戈也願意講了。
他在醫院待到開庭前一天。馬庫斯刺在他背上的刀讓他的一條腿終生癱瘓，但除此以外他恢復得很好。
馬庫斯身體裡有裡戈打出的三顆子彈。醫生取出兩顆，可是不敢碰第三顆，他好像也不怎麼擔心。由於他參與了卡瓦洛夫命案，所以被船送到北方的聖昆汀監獄服刑，那時候他明顯又生龍活虎了。
裡戈一直不能完全相信我在最後一分鐘衝進平房以前就已經懷疑他了。
「當然了，一直都在懷疑，」我為我偵探的技巧辯解道，當時他還在醫院裡，「我不相信謝里瘋了，他看起來是個再正常不過的強悍的壞蛋。而且在我看來，他是那種不管碰上什麼丟人的事兒都無所謂的人。我相信他是來殺卡瓦洛夫的，但必須有利可圖才行。所以我才會安心上床睡覺，結果讓老頭的脖子給割了。我原以為謝里是想嚇他個半死，為的是讓他乖乖地交出錢來。呃，等我發現我想錯了時，我就開始四處打探。」
「就我當時所知，你太太是卡瓦洛夫的繼承人，她還愛你愛到一切以你為中心。所以啦，身為卡瓦洛夫繼承人的丈夫，他一死你好像是最大的利益獲得者。他死後，他的財產就會到你的手裡；謝里要想從中得利，只有跟你合作。」
「可他打斷了我的胳膊，這你不奇怪嗎？」
「當然。假裝受傷我是可以理解，只是好像做得有點兒過頭了。不過你犯了個錯，幫了我的忙。你假裝左撇子殺卡瓦洛夫時，也未免太小心了。割他脖子時，你應該站在他的頭旁邊，面對他的身體，而不是站在他身體旁邊，面對他的頭，所以傷口露了餡。把刀丟出窗外也不明智。他怎麼會打斷你的胳膊的？意外嗎？」
「這麼說吧，我們那場所謂的打架是安排好的，是為了配合整齣戲。而且我覺得真揍他一下也挺好玩的，所以我就揍了。可他比我想的要強悍，強悍到弄折了我的胳膊。我看他殺了米基也是為了報復，這不在原計劃裡。說真的，你真的懷疑過我們是一夥的？」
我點點頭。
「謝里幫你想好整齣戲，也儘可能把視線引在他身上，然後在命案前一天跑掉，拿到不在場證明。這件事不可能有別的答案：你們一定是合夥的。知道是知道，可我沒法證明。整齣戲能上演靠的是你太太對你的愛，可她也就是因為愛你才請了我保護你，結果壞了你的事，讓我證據到手。所謂人生的諷刺，這也算得上一樁，對吧？」
裡戈悲傷地笑笑，說道：「正是，你知道謝里打算怎麼對付我吧？」
「能猜出來，所以他才會堅持受審。」
「正是。原計劃是他閃人，走得遠遠的，可又要有不在場證明，以防他被抓到。總之他要儘可能拖著不被逮著。警方在他身上浪費的時間越多，往別的方向想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等他們發現查錯物件時，別的線索基本也沒了。他就在這裡耍了我一把。他故意被抓到，又請了維克斯那小子逼得檢察官不得不起訴。謝里希望能開庭受審，無罪釋放，這樣他就高枕無憂了，還可以掐住我的脖子。法律上來說，他是永遠清白的，我可不是；我在他手裡。原來他演的戲值十萬——卡瓦洛夫留給米麗安三百多萬遺產——現在他開口要一半。他說，要不然他就去檢察院供出所有內幕，他們也不能怎麼樣他，他已經無罪釋放了，可是我會被吊死。這可真是棒極了。」
「聰明點兒的話，你應該把錢給他，」我說。
「也許吧。要是米麗安沒攪和的話，我看我會給的。也沒別的辦法。不過她請了你以後就去找謝里，以為可以說服他離開。他又假裝不經意地說了點什麼，讓她懷疑她父親的死跟我也有關係，雖然她到現在還不能相信是我割了他的脖子。」
「她說你隔天就來了。我沒法子，只有當晚去跟謝里攤牌，趕在你來探頭探腦之前把事情了結。呃，我就那麼做了，不過沒告訴米麗安。攤牌進行得不太順利，氣氛太緊張，而謝里一聽到你在外頭，就以為是我帶了朋友來，然後就是噼裡啪啦的煙火盛會了。」
「你當初是怎麼捲進來的？」我問，「做卡瓦洛夫的女婿，這不是一件大好事嗎？」
「沒錯，可是跟他一起窩在那個鬼地方實在是累。他還不老，還可以活很久。有時候他也不是那麼好相處。我可不敢保證他不會聽到什麼風聲把我踢走，或是改遺囑，或是諸如此類的事。」
「然後我在舊金山撞到了謝里，說起這事兒，計劃就出爐了。謝里腦袋好使。你也知道，開羅那樁買賣，我們倆都瞞著卡瓦洛夫大賺了一筆。呃，我是蠢，可你別以為我會因為殺了卡瓦洛夫而難過，我是難過自己被抓著了。從我二十歲還是個毛頭小夥子時就被他挑中了做這種見不得人的事，可我從中得到的只是他媽的一點點。或許還有希望，因為我娶了他女兒，也許他死後他的錢可以歸我——要是他沒用到別處的話。」
他們吊死了他。
原文為德語詞schrecklichkeit，在英語中通常指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入侵比利時的時候對平民實施的恐怖清洗政策。
德國著名的半自動手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極富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