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凱茜都沒有喝一杯的心情。凱茜打了索菲的手機，跟她說了髮卡的事，說自己腦袋就像百科全書，對過去所有的懸案都瞭如指掌，所以才會注意到髮卡。我感覺索菲不是很相信，但也不怎麼在乎就是了。之後，凱茜回家給奧凱利寫報告，而我則帶著舊檔案回了家。
我住在芒克斯敦的一棟公寓裡，跟一個不知該如何形容的女人合租。她的名字叫希瑟，是個公務員，聲音跟小女孩一樣，每次講話都像要哭出來似的。我起先覺得同住這個點子不錯，現在只覺得焦慮。我會住到這裡，是因為覺得住海邊不錯，房租也負擔得起，而且希瑟很迷人（一米五多點，身材嬌小，大大的藍眼睛，一頭秀髮披垂到臀部），讓我忍不住幻想兩人會像好萊塢電影一樣，意外譜出一段美好的戀曲。我到現在還沒搬走，一方面是因為習慣了，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我發現希瑟很神經質之前，我正開始存錢想買屬於自己的房子，而她的公寓——即使我們都明白《當哈利遇到莎莉》的劇情不可能在現實中出現，而且希瑟還調高了我的房租——是我夢想實現之前還能繼續住在大都柏林地區的唯一選擇。
我開啟門，大喊了一聲「嘿」後就往房裡衝。沒想到希瑟快我一步，閃電似的出現在廚房門口，抖著聲音說：「嘿，羅布，今天過得好嗎？」我有時腦海中會浮現出這樣的場景：她一個人坐在廚房裡好幾個小時，將桌布角折來折去，一聽到我鑰匙插進了鎖孔，就立刻從椅子上跳起來，全副心神都飄到我身上。
「不錯。」我說，身體還維持著朝房間走的姿勢，把門鎖開啟（鎖是我搬進來幾個月之後裝的，跟希瑟推說是為了防止小偷闖進來竊取機密檔案）。接著說：「你怎麼樣？」
「哦，我還好。」希瑟整了整身上的粉紅羊毛睡袍，用一種正在受苦受難的語氣回答道。這表示我有兩個選擇：我可以說「那就好」，然後回房間把門關上，但接下來她會賭氣好幾天，在廚房裡乒乒乓乓，向我的不體貼表示抗議；或者我可以說「你還好吧」，但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我就得聽她事無鉅細地抱怨老闆、鼻竇炎和其他大大小小讓她備受委屈的事情。
幸好我還有第三條路，算是緊急用的絕招。「你確定？」我說，「我辦公室好多人都感冒得很厲害，我覺得自己好像也感冒了，希望你別被我傳染到才好。」
「哦，天哪，」希瑟說，她聲音立刻提高了八度，大眼睛睜得更大了，「羅布寶貝，我不是故意躲你哦，不要誤會，但我想我最好還是離你遠一點，你也知道我很容易感冒。」
「我知道。」我安慰道。於是，希瑟又一溜煙回廚房去了，我想她應該是想趕緊在超級均衡的飲食計劃里加上餵馬分量的維生素c和紫錐菊花茶吧。我走進房間關上了門。
我給自己倒了一杯酒。我把一瓶伏特加和一瓶湯力水放在了書堆後頭，以免親切又殷勤的希瑟有機會跟我「喝酒談心」。我把舊檔案攤開放在桌子上，只是我的房間很不適合讓人專心。這棟公寓就跟都柏林其他新房子一樣，廉價又小家子氣：天花板矮了一英尺，臨街太平淡，顏色像泥巴，沒創意到醜陋的地步，臥室小得羞死人，好像在笑你沒錢就沒資格挑剔。開發商覺得隔層是浪費，所以樓上的腳步聲和樓下的樂器聲全都交織在一起。我沒必要知道隔壁那對夫妻做愛有什麼癖好，但我就是知道。四年多了，我多少也習慣了，但只要想到房子有多簡陋，還是感覺非常不快。
筆錄上的字跡已經褪色、汙損了，有些地方几乎無法辨讀，我還感覺到有土沾在了嘴唇上。當年負責這件案子的兩名警探應該都退休了，但我還是記下了他們名字，基爾南和麥凱布，免得我或凱茜之後想找他們談話時，還得再重翻一次。現在，回頭重看這件案子，最驚人的是我們的家長竟然過了那麼久之後才開始擔心。現在的小孩子只要不接電話，爸媽馬上就會打電話報警，失蹤人口組接過太多結果只是小孩放學留校或流連網咖的報案電話，都已經接到麻木了。要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愛爾蘭還很淳樸，這似乎說得過去，畢竟我們當時都聽說許多崎嶇多巖的窮鄉僻壤還有工業學校，神職人員們也備受敬重。然而，這一切都只是誇大不實的傳聞，根本就不存在。人就是喜歡覺得自己善良淳樸，而且堅信如此，但其實很可能是故意遺忘，甚至因此招來禍端。彼得的母親就在森林外圍喊了喊我們，接著雙手在圍裙上一抹，留下我們繼續玩耍，回家準備茶點去了。
檔案翻到一半，我看到喬納森·德夫林的名字出現在次要證詞的角落。家住納克拿里路二十七號的帕梅拉·菲茨傑拉德太太手顫抖著用老派的花體字向警方表示，有一群長相兇惡的年輕人經常在森林邊緣閒晃，喝酒抽菸，言辭輕佻，有時還會對路過的人大吼大叫並說髒話，因此獨自經過很不安全，這群小鬼應該甩他們一巴掌管教管教。不知是基爾南還是麥凱布在旁邊寫了幾個名字：卡達·米爾斯、沙恩·沃特斯、喬納森·德夫林。
我馬上翻檔案，看他們三個人有沒有被傳訊過。門外傳來一成不變的規律聲響，又是希瑟在執行她的夜間「任務」：專心卸妝，抹水乳保溼，照醫師指示刷牙三分鐘，最後再輕輕擤不知道幾次鼻子。十點五十五分整，她準時敲我房門，用輕悄悄但又確定能讓對方聽見的嬌聲對我說：「晚安，羅布。」「晚安。」我高聲回答，還不忘咳嗽一下。
他們三人的證詞都很短，而且幾乎一樣，只是旁邊有小字註明沙恩「很緊張」和卡達「很不合作」等等。喬納森則沒有得到任何評論。八月十四日下午，他們三人拿到失業救濟金，搭巴士到斯蒂洛根看電影，傍晚七點回到納克拿裡（這時候，我和彼得他們已經錯過茶點時間了），又去森林附近的空地痛飲到半夜。是的，他們看到搜救人員了，但只是躲在籬笆後面不讓人看到。沒有，他們沒發現什麼不尋常的。沒有，他們那天沒遇到什麼人，可以證明他們的去處，但卡達說（應該只是想挖苦警方吧，沒想到警方當真了）願意帶兩名警探到空地去看發酵蘋果汁的空罐，而空罐也確實在他所指稱的地方。在斯蒂洛根電影院賣票的年輕人顯然嗑了藥，完全不記得有沒有看見過這三個年輕人，連兩名警探搜他的口袋，嚴詞告誡他吸毒的危害時，他還是昏昏沉沉的。
我不認為這三個「年輕人」（我實在很討厭這個詞）是嫌疑犯。（雖然當地警員表示他們不時在大庭廣眾之下喝得爛醉如泥，沙恩十四歲時偷過店家的東西，被判了六個月的緩刑，但也就這樣而已，根本不能算是作奸犯科之輩。）再說，他們幹嗎要把兩個十二歲小孩搞到失蹤？他們只是湊巧人在附近，又有點品行不端，基爾南和麥凱布才會訊問他們三個。
那三個飛車族，我們當時都這麼叫他們，雖然我不確定他們是不是有誰真的有摩托車。他們很可能只是穿得像飛車族而已：黑色皮衣，拉鏈開到腰際，邊緣縫滿金屬釘，滿臉胡楂，長頭髮，其中一個還留了不可或缺的朋克頭。另外就是高筒馬丁靴和寫著「重金屬」和「炭疽」字樣的t恤。我一直以為那是他們的名字，直到後來彼得跟我說那些是重金屬樂隊的名字。
我想不起那三個人當中哪個是喬納森，我沒法將現在這個眼神憂傷、腰寬肚圓、頹坐在桌前的傢伙跟記憶中那三個瘦巴巴、一臉倒霉樣、陽光下根本分不清誰是誰的年輕人聯絡在一起。他們三個我已經全都忘了，也不認為過去二十年來，這幾個飛車族曾有片刻飄進我的心裡。沒想到時過境遷，這三個傢伙不僅還在，還一聲令下就從玩偶匣裡蹦了出來，晃呀晃地對我咧著嘴笑，讓我想想就討厭，極其不爽。
三人之中有一個隨時戴著墨鏡，連下雨天也不例外。那傢伙有時會給我們水果味的口香糖，我們會拿，但也會小心保持距離，雖然我們知道這是他從勞裡的店裡偷來的。「別靠近他們，」母親告誡我，「他們跟你講話也不要回答。」卻沒跟我說為什麼。彼得問「重金屬」可不可以借根菸抽，於是他教我們怎麼拿煙，看我們被嗆得咳嗽就哈哈大笑。我們三個站在太陽下他們抓不到的地方，拉長身子偷看雜誌裡的內容。傑米說她看到一個沒穿衣服的女生。「重金屬」和「墨鏡老兄」經常點著塑膠打火機，比賽誰的手指能在火上放最久。夜裡，他們離開之後，我們就會跑過去聞他們壓扁扔在髒草地上的罐子，味道很酸很臭，很大人。
有人在窗外樓下尖叫，我被吵醒了。我勉強直起身子，心臟怦怦地敲打著肋骨。我醒來之前在做夢，感覺很亂很吵，我和凱茜在一間擁擠的酒吧裡，有個頭戴羊毛格紋貝雷帽的傢伙在對她咆哮，但我起先卻以為那個聲音是她的。我睜開眼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夜色深沉，四周一片靜寂。那個人，不知道是年輕女人還是小孩，仍在窗外不停地尖叫。
我走到窗邊，小心翼翼將窗簾掀開一角。我住的地方有四棟一模一樣的公寓，中間有一小塊草坪，有兩張鐵製的長條椅，這就是房地產經紀人所謂的「公共遊樂區」，儘管始終乏人問津。（一樓那對夫妻曾在傍晚辦過幾次露天雞尾酒聚會，結果被人抱怨太吵，管理委員就在門廳貼了一塊礙眼的公告。）安全燈的白光照著草坪，反射出很像夜視鏡裡看到的那種詭異的光芒。草坪空蕩蕩的，角落斜影幢幢，但是太低了藏不了人。這時，叫聲又出現了，聲音又尖又近，非常駭人，讓我忍不住脊骨發寒。
我等待著，身體因窗戶縫隙透進來的冷風而微微打戰。過了幾分鐘，有東西動了，在暗處，比四周的黝黑還黑，接著從陰影裡走了出來，出現在草坪上。原來是一隻公狐狸，體形很大，因為夏天皮毛稀疏，看上去有點瘦。狐狸神情戒備且謹慎，再次抬頭嗥叫，讓我有種錯覺，彷彿聞到了它身上陌生的充滿野性的氣味。狐狸從草坪跑到大門邊，像貓一樣身子一彎就穿過了柵欄的縫隙。我聽見它的尖叫聲消失在夜色之中。
我腦袋昏昏沉沉的，還沒完全清醒，剛剛激發的腎上腺素尚未消退，讓我有些亢奮。我的嘴巴很難聞，很想吃點冰冰甜甜的東西，便開門走到廚房去拿果汁。希瑟跟我一樣，偶爾也會失眠，我發現自己竟然很希望她也醒著，還想找我抱怨，但她門底下是暗的。我倒了一杯她的柳橙汁，在開啟的冰箱前站了很久，把杯子貼著太陽穴，身體映著冰箱裡閃爍的燈光左右搖晃。
第二天早上，窗外大雨傾盆。我發簡訊給凱茜，跟她說我會去接她——她那輛高爾夫球車一下雨就會罷工。我開車到她家門口，按了按喇叭，只見她披著卡通帕丁頓熊穿的厚呢子風衣，手拿裝了咖啡的保溫瓶跑了出來。
「幸好昨天不是這種天氣，」她說，「不然就要跟證物說再見了。」
「你看。」我說著把喬納森·德夫林的資料拿給她。
她在副駕駛位上蹺著二郎腿讀筆錄，不時把保溫瓶遞給我。「你還記得這幾個傢伙嗎？」讀完之後她說。
「印象很模糊，記不清楚了，但住宅區很小，很難不遇到他們。他們是我們那裡最接近不良少年的貨色了。」
「你那時覺得他們是危險人物嗎？」
我邊想邊開，車在諾森伯蘭路上緩緩前行。「那得看你怎麼定義危險，」我想了一會兒後說，「我們有點怕他們，但我想是因為他們的那副樣子，而不是他們真的對我們做過什麼。其實我記得他們對我們還挺好的，我不認為他們會把彼得和傑米弄失蹤。」
「那些女孩呢？她們被問過話嗎？」
「哪些女孩？」
凱茜翻回菲茨傑拉德太太的筆錄。「她說‘言辭輕佻’，我猜絕對是在說女孩。」
凱茜當然說對了。我不大清楚「言辭輕佻」的定義是什麼，但我敢說要是喬納森和他那兩個死黨彼此之間講話是那個樣子的話，肯定會被在筆錄裡大大評論一番。「檔案裡沒有女孩。」我說。
「那你呢？你還記得她們嗎？」
我們還在諾森伯蘭路上。大雨重重地拍打著車窗，感覺我們好像潛行在水裡。都柏林是為行人和馬車設計的，不是給汽車走的，這裡到處都是狹窄曲折的中世紀小巷，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八點都是高峰時段，只要天氣一轉壞，整座城市就會立刻動彈不得。早知道昨天晚上就應該留字條給薩姆。
「應該記得吧。」最後我說。與其說記得，不如說我有一種感覺：粉粉的檸檬糖、酒窩和花香味香水。「重金屬」和桑德拉坐在樹幹上……「其中一個叫桑德拉。」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裡突然冒出了這個名字，同時舌根發苦，感覺像恐懼，又像羞恥。
桑德拉：圓臉，面色紅潤，胖胖的，胸部很大，坐在牆上咯咯地嬌笑，直筒窄裙掀到大腿上。我和彼得、傑米都覺得她很優雅成熟，她那時應該有十七八歲吧。她從紙袋裡掏出糖果給我們吃。有時除了桑德拉，還會有另一個女孩，很高，牙齒大大的，掛了一堆耳環。好像叫克萊爾？還是西婭拉？桑德拉教傑米對著心形小鏡子上睫毛膏，後來傑米一直眨眼，似乎感覺眼皮很重，很不舒服。「你看起來很漂亮。」彼得說，不過傑米後來還是覺得睫毛膏很討厭，就到河邊用t恤的衣角把熊貓眼圈洗掉了。
「綠燈了。」凱茜輕聲說。車又前進了幾英尺。
我們在報攤停車，凱茜衝進去買了份報紙回來，因為我們想知道這事情鬧得有多大。各家報紙的頭條都是凱蒂·德夫林，而且全都鎖定和高速公路有關，因此標題不外乎是《納克拿裡抗爭領袖女兒遇害》之類的，只有大塊頭的小報女記者擬的標題是《挖寶挖到屍體，少女祭壇殞命》，雖然不算扯謊，但也相去不遠。她隱約提到了德魯伊教，但小心地並未講明是邪教殺人獻祭，顯然想觀望後續發展。希望奧凱利在記者會上表現得好點。沒有人提到彼得和傑米，謝天謝地，但我知道這只是時間問題。
我和凱茜把麥克洛克林案（接下這件案子之前我們在處理的案子：兩個天殺的有錢小鬼踹死了另一個有錢小孩，因為他們深夜等計程車的時候被對方插了隊）交給奎格利和他的新搭檔麥卡恩後，就去找空的重案室，這是警方在處理重大案件時會使用的專案辦公室。重案室通常不大，而且有人佔用，但我們很容易就要到了一間，因為「小孩優先」。這時，薩姆也進了辦公室，他跟我們一樣被堵在路上了。他家在韋斯特米思附近，離市區有兩三個小時車程，我們這一輩只能買得起這樣的房子。我和凱茜馬上把他抓進來，兩人一邊佈置重案室，一邊一派和諧地跟他簡單說明案情，連發卡的事也說了，只不過是官方版本。
「哦，天哪，」他聽完之後說，「別告訴我是她爸媽乾的。」
每位警探都有死穴，就是辦不下去的案子，只要遇到，平常再怎麼訓練有素的超然態度也會變得不堪一擊，而且很不可靠。凱茜碰上強姦殺人案就會做噩夢，只是其他同事不知道。我就更沒創意了，對兒童謀殺案特別沒轍。看來，薩姆最怕遇到家庭血案。這件案子簡直是針對我們三個人設計的。
「我們還沒摸到頭緒。」凱茜嘴裡咬著馬克筆筆蓋說。她在白板上按時間順序畫出凱蒂生前最後一天的行蹤，同時說：「等庫珀的驗屍報告出來之後，事情可能會比較明朗，但現在我們什麼都不能確定。」
「不過，我們本來就不打算叫你去查家長。」我說。我分到的差事是用藍色膠帶將兇案現場照片貼在白板的另一頭。「我們想請你追高速公路這條線索，追查打給喬納森的恐嚇電話和基址附近的土地所有權，還有興建高速公路能讓誰獲取暴利。」
「是因為我叔叔嗎？」薩姆問。他是幹警探的，講話卻很直，這讓我每次都有點錯愕。
凱茜將筆蓋一吐，轉身對他說：「沒錯，會有困難嗎？」
我和薩姆都知道她話裡的意思。愛爾蘭的政治圈還跟原始部落一樣，裙帶關係錯綜複雜，神秘難解，有時候連局內人都滿頭霧水。對我們這些外人來說，兩大黨根本沒什麼差別，同樣沾沾自喜，站在政治光譜的極右端，但許多人還是各擁其黨，熱情效忠，只因為他們的曾祖父曾在內戰期間為某黨效命，或因為他們的爸爸和某黨候選人有生意往來，誇讚那傢伙是個大好人。貪汙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讓人嫉妒羨慕：被殖民時期打游擊式的狡猾還深植在我們的血液裡，逃稅漏稅和暗盤交易被當成反叛精神的表現，跟當年私藏馬匹和馬鈴薯種子不讓英國人發現一樣勇敢。
至於貪汙的首選，就是眾人皆知的愛爾蘭人的最愛：土地。房地產開發商和政治人物向來都是哥倆好，幾乎每筆土地交易都會有牛皮信封、無法解釋的規劃變更和複雜的海外匯款出現。納克拿裡高速公路開發的過程中要是都沒什麼親朋好友或知交故舊插手，那絕對是個奇蹟。要是有，雷德蒙·奧尼爾一定會知道，但也一定不會讓這些人曝光。
「不會，」薩姆馬上回答，語氣非常堅定，「沒問題。」
我和凱茜此刻應該面帶狐疑，不然他不會左看看右看看，然後笑著說：「拜託，二位，我從小就認識他了。我頭一回到都柏林還在他家住了兩年呢。他要是幹了什麼壞勾當，我一定會知道。他那人誠實得很，一定會盡力幫助我們。」
「太棒了，」凱茜轉頭繼續畫行蹤表，「晚上到我家吃飯，差不多八點吧，我們互相報告進度。」說著她在白板找了一塊空白的角落，畫了一幅小地圖，告訴薩姆該怎麼到她家。
等我們把重案室佈置妥當，幫手也陸續到了。奧凱利挑了將近四十人，全都是潛力無窮的後起之秀，機警敏捷，鬍子颳得乾乾淨淨，穿著得體，只等著幕布一拉就化身成各個傑出的小分隊。他們拉開椅子，拿出筆記本，互相拍背打招呼，說些自己人才懂的老笑話，像第一天上學的小孩一樣選好位子坐下。我和薩姆、凱茜面帶微笑，跟他們握手致意，感謝他們的加入。我認出了其中的兩個：深色皮膚、沉默寡言的那個是斯威尼，梅奧人；再就是吃到沒有脖子的科克人，不知道是叫奧康納、奧戈爾曼還是什麼。他在兩個不是科克人的長官手下做事，只好故意用他們聽不懂的話盛讚愛爾蘭式橄欖球。還有很多熟面孔，但握著的手一分開，我就忘記他們的名字了，所有人的臉混在一起，變成了咄咄逼人的一團糨糊。
就要做第一次案情簡報了，我一向很喜歡簡報開始前的這一刻，總是讓我想到舞臺開場前那種心無旁騖的嘈雜：樂團調音，舞者在後臺做最後的伸展運動，同時豎耳傾聽，待一聲令下，甩開罩衫和暖腿套，開始爆發、舞動。不過，我從來沒接過這麼大陣勢的案子，所以心裡的期待反而讓我緊張不安。我覺得重案室好像擠滿了人，大夥全都士氣高昂、蓄勢待發，睜著好奇的大眼注視著我們。我還記得自己當年做支援的時候，非常希望被徵調到這種案子來幫忙，也記得自己是怎麼看著重案組的警探們的：滿臉敬畏，一種「有為者亦若是」的感覺漲滿胸膛。然而，眼前這些傢伙（他們有不少都比我年長）卻讓我感覺很不同，他們毫不掩飾對我們的冷冷審視，而我最討厭變成眾人的焦點。
奧凱利「砰」地關上門，嘈雜聲立刻安靜下來。「好啦，弟兄們，」他對著寂靜無聲的房間說，「歡迎加入維斯塔爾行動。有誰知道維斯塔爾是幹嗎的嗎？」
任務名稱都是警署高層取的，從簡單直接到晦澀難懂的都有，有些甚至莫名其妙。看來，死在祭壇上的小女孩顯然激起了某位長官對古文明的想象。「獻祭的處女。」我說。
「信徒。」凱茜說。
「去他媽的！」奧凱利說，「他們是‘故意’讓大家朝邪教作案的方向想，上頭到底都在搞什麼啊？」
凱茜詳細說明了案情，但略過了一九八四年的那件案子——畢竟兩案有關聯的機率極低，她自己有空再查就好——接著我們便開始分配任務：到住宅區挨家挨戶訪談，成立專線電話並排好班次，找出所有住在納克拿裡附近的性侵害前科犯，跟各港口機場和英國警方聯絡，看過去幾天是否有重大惡性分子入境愛爾蘭，查詢凱蒂的病歷檔案和學校成績，對德夫林全家進行徹底調查，等等。支援刑警立刻敏捷地展開行動，於是我和凱茜、薩姆便放心地離開去找庫珀了，看看他會有什麼發現。
驗屍的時候，警探通常不會在場，但需要一個在兇案現場待過的人出席，以確定法醫沒有驗錯屍體（以前就發生過屍體腳趾標籤搞混的紕漏，結果法醫報告說被害人死於肝癌，警探當場傻眼）。不過，這種事我們通常都推給警員或鑑證人員做，只會在驗屍結束後跟庫珀一起檢視報告和照片。組裡的傳統是，第一次接兇殺案的人要出席驗屍現場，美其名曰讓你體會自己的工作有多神聖莊嚴，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這是一種儀式，跟原始部落成年禮一樣，會受到眾人嚴格的審視。我就認識一位非常出色的警探，他在組裡待了十五年但還是被大家叫「飛毛腿」，只因為他當初看到法醫取出被害人的腦組織後，就飛也似的衝出了停屍間。
我自己也經歷過「震撼教育」，那次（死者為雛妓，瘦弱的雙臂滿是針孔和淤青），我眼睛從頭到尾都沒眨一下，但也完全沒興趣再來一次。後來只有小案子，我才會小小地犧牲奉獻一下，參與驗屍，只是沒想到這少數幾次全都是最讓人痛苦不安的狀況。我想，所有警探都很難擺脫第一次驗屍的經歷，真的。我們都忘不了法醫劃開頭皮，將死者的臉從頭骨上剝下，一張臉皮軟軟地垂著，有如萬聖節面具般毫無生氣時，心中的那種震驚與厭惡。
我們到得晚了點，正好遇上庫珀用拇指和食指拎著防水的綠色袍子從停屍間走出來。「是警探大爺啊，」他挑了挑眉毛說，「真是稀客。要是早點通知你們要來，我一定會在這裡等候各位大駕光臨。」
他是在揶揄我們來太晚沒看到驗屍，雖然老實說現在還不到十一點，但庫珀通常六七點就來上班，一直到凌晨三四點才離開，他老是要人記住這一點。他的助理全都恨透了他，但庫珀完全無動於衷，因為助理討厭他，他也討厭助理。他對事情的好惡全憑無法預測的直覺，卻揚揚自得。我們目前知道他討厭金髮女人、矮個子男人、耳環超過兩個的人、太常說「你知道」的人，還有一大堆奇奇怪怪，完全不符合上述分類的人。幸好他喜歡我和凱茜，不然一定會當場叫我們回去工作，等他送驗屍報告——他的報告全都是手寫的，鋼筆字寫得歪七扭八。我挺想向他學習的，但一直沒勇氣在組裡嘗試。我曾經私底下擔心過，怕一二十年後，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竟然變得跟他一樣了。
「哇哦，」薩姆試探地說，「已經驗完啦？」庫珀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庫珀醫生，很抱歉這時候來打擾您，」凱茜說，「奧凱利組長想確定幾件事，我們實在沒辦法擺脫他。」我疲憊地點點頭，眼睛盯著天花板。
「哦，是這樣。」庫珀說。從語氣聽來，他顯然覺得我們有點不識相，竟然在他面前提奧凱利的名字。
「您要是正好有時間，」我說，「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說一下驗屍結果？」
「當然沒問題。」庫珀說完極輕地嘆了一口氣，很辛苦似的。其實，他就跟所有大師一樣，喜歡炫耀自己的成果。他扶著停屍間的門，我感覺味道撲鼻而來，夾雜著死亡、寒氣和酒精的獨特氣味，每次聞到都會讓人產生動物本能，不由得有些畏縮。
都柏林的所有屍體都會送到市立停屍間，不過納克拿裡在市區外，通常郊區的屍體都會被送往當地最近的醫院，同時進行驗屍，但這也要看情況。停屍間沒有窗戶，很髒，綠色地磚上積了厚厚一層灰，老舊的陶瓷水槽沾滿不知道是什麼的汙漬。房間裡只有兩張驗屍桌，看起來像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的。桌子是亮白色的不鏽鋼做成的，邊緣的溝槽閃閃發光。
凱蒂·德夫林在冷冷的日光燈下裸著身子，躺在桌上顯得格外嬌小，看起來比前一天更有死亡的樣子。我想起以前的一個迷信說法，說靈魂會在屍體附近徘徊幾天，非常困惑，不確定自己身在何處。屍體呈灰白色，很像傳說中羅斯威爾空軍基地發現的外星人，身體左側有幾處青黑色的淤血。庫珀的助理已經將頭皮縫合回去，真是謝天謝地，他這會兒正在處理胸前的「y」形切口，類似縫帆工用的粗針在她身上留下了草率粗大的縫痕。我突然有種無法言喻的罪惡感：自己來遲了，竟然讓她獨自承受這最後的羞辱。她還那麼小，我們應該在場的，在庫珀用戴著手套的無情雙手對她又捏又切的同時，應該有人握著她的手。我發現薩姆竟然悄悄在胸前畫了個十字，讓我嚇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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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