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和他的幕僚唐紹儀則是另一派系。唐紹儀，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名義上只是幕僚，實際上卻負責著外交事宜。
「這麼看來，這二十五萬元還涉及外交問題了。」張紹光從出席會議的人物分析起，不斷地往更廣、更深處想。這筆錢的性質大體上明朗了，暗中授受的錢財，除了是用於賄賂，不會有其他可能。
根據目前的國際形勢，可以推斷出日本和俄國都在花錢收買清朝官員。既然這筆錢來自日本，俄國這條線索可以暫時不考慮，那就是日本想要阻止中、俄之間達成撤兵協定。擁有外務部實權的是慶親王和那桐，而袁世凱又強烈主張要重新締結《中俄撤兵條約》，日本收買的物件當然就是他們兩大派系的人了。
「一切都說得通了。」張紹光情不自禁地笑了。
用來分攤的鉅款突然丟失了，這一夥人必然要查明真相。同時負責聯絡和接受這筆錢財的文保泰也死了。而案件發生後立即到現場偵察的是張紹光，自然要找他來介紹情況了。
這時，陶大均過來叫張紹光去彙報情況，振貝子沒來。
六個人中，只有袁世凱和唐紹儀，張紹光還沒見過。
張紹光走進密談的房間，只見袁世凱身材矮小、前額突出，眼神略有些呆滯，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叱吒風雲的大人物。
「聽說，袁世凱這個人不簡單，不能掉以輕心。雖然看上去就是個普通人，但估計是為了降低別人的戒備心裝出來的。」張紹光一邊看著他，一邊思考著。
「文保泰死後，你和工巡總局的警察一起到過現場，你就把你當時看到的情況向在座的各位介紹一下。」振貝子說。
振貝子的頭銜是新設的「商部」尚書，算是個年輕的閣僚。他們六人端坐在朱漆椅子上，張紹光卻只能站在他們面前，連個座位也沒有。
「真是豈有此理，這麼對待我。」他內心憤憤不平。
「從哪兒說起好呢？」張紹光問道。他決定要像袁世凱那樣裝一裝傻，心想：最好讓你們覺得我傻里傻氣的。
「把你看到的全都說出來。」振貝子說。
「是嗎？那讓我想一想啊……」張紹光裝作仔細思考的樣子。
這時，那桐覺得坐在椅子上有些不舒服，便晃了晃他那肥胖的身軀，插話道：「介紹情況之前，我想先問你一件事。那裡又有一個案子，也許和文保泰之死有關，你知道嗎？」
「您是說文家的劉姓男僕被殺的事吧。我聽說，他被人打死在一個很隱蔽的角落裡。」張紹光回答說。
那桐提這個問題，是想看看張紹光有多瞭解這個案子。聽完回答後，那桐點了點頭，像是放心了似的。
那桐還是小官時，他的眼睛就細得像一條線。如今，他身居要職，越來越胖，眼睛就越發顯得小了。他非常講究飲食，飯量也大，估計還會繼續胖下去。
根據當時的記載：
——那桐善食，非佳餚不可，每餐必備人參魚翅，啖之立盡。其庖人月領菜金多達六七百元——
那桐滿意的表情就像是剛剛飽餐了一頓美食；張紹光只要一看他，似乎就能聽見他吞嚥口水的聲音。
張紹光簡單扼要地介紹了案情。
「我本來不迷信，可這案子太詭異了，真像是撞了邪。」袁世凱邊說邊眨巴眼睛。
「文保泰不像是會自殺的人。可現在看來，只有自殺才能解釋所有現象。」陶大均說。
「不，我想，他絕對不是自殺。」張紹光斬釘截鐵地說，「首先，兇器長約八釐米，將近一半戳在他身上，這必須要很大力氣才能做到。其次，如果他是自殺，用刀瘋狂地往肩膀戳，那他的手指一定會沾滿了血，可被害者的雙手上沒有任何血跡。而且，據說他平時寫字、工作，一向習慣用右手。可當時他的右手還拿著紙呢，還是大扇料紙，估計是正準備裁紙呢。他旁邊還放著一把剪子，要是自殺，與其用那種不足十釐米的小刀，倒不如用剪子更順手。所以，我覺得自殺不能成立。現場還有其他證據，就是兇器上塗有劇毒。我想，光是塗毒藥也要一段時間吧。」
「這麼說來，這案子就破不了了？」慶親王「啪」地拍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說。
「你肯定是破不了了，我當然能破。」張紹光強忍著沒說出這句話，只是略微點了點頭。
「可文保泰確實是死了呀！」那桐歪著頭說。
「說書的常常提到賊可以從天花板悄悄溜進屋子裡！」振貝子說。
「悠悠館是西式建築。屋頂平鋪著石棉瓦，雖然有些傾斜，但斜度很小。屋頂和天花板之間的空間特別小，人不可能藏到裡面去。屋頂上有一個鑲著玻璃的天窗，但這個天窗和天花板裡層之間，相隔也只有十幾釐米，幾乎是重疊在一起，所以從天花板溜進屋子裡是不可能的。」張紹光從容地回答說。
「武俠小說裡不是常常提到秘密機關和洞穴什麼的嗎？」那桐自言自語地說道。真看不出來，他還愛看武俠小說。
「簡易排水口的水管是直徑三釐米的鉛管，除了排水口以外，再沒有別的洞眼了。」
「這不是和工巡總局的報告一樣嘛。」慶親王對袁世凱說，「看來，這個案子是破不了了。」
二十五萬元丟得奇怪，大家想分錢是不可能了，還是暫時忍耐一下吧。慶親王用眼神傳達了這樣的資訊。
袁世凱微微地皺了皺眉頭，聳了聳肩膀說：「唉，那也沒辦法。」
這次開會的目的就是希望得到袁世凱和唐紹儀的諒解。
「不能因為沒辦法就這樣算了吧。」振貝子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他不想半途而廢。從小到大，只要是他辦的事，沒有辦不成的，他可不願意在這件事上放棄。只是現在他面對的，確實是個「謎」。他決心，不解開這個「謎」誓不罷休。
「張君，屋子裡就沒有別的異常之處？」振貝子從椅子裡探出身子問道。
「悠悠館是文保泰取拓本的地方，既沒有書架也沒有箱子、櫃子，只有三張日本席、顧客送來的幾塊石碑、一張紫檀木桌和三張椅子。水池裡有兩個水桶，還有一個大紙簍扔在了牆角。一般的家庭會將紙簍放在柱子邊上。悠悠館的柱子緊貼著牆壁，是用石塊砌成的，凸出牆面約五十釐米。
「一個水桶是空的，另外一個只裝了半桶水。紙簍是竹編的，裡面只有一些碎紙、兩支用舊了的禿毛筆，還有三個用過了的棉花球。別的就沒有了。」張紹光越談越顯得鄭重其事。反應敏捷的人，大概能感覺到他話裡話外帶著揶揄吧。
時代變了。
在國外生活過的張紹光，毫不懷疑這一點。只是他不確定，時代的變化到底能給自己帶來多大影響，也就是說，他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呢？現在，他可以從慶親王父子那裡白領薪水，但在新時代裡，這樣的工作可能就不會有了。不過那時，自己在國外學到的新知識肯定非常受歡迎。
如果只考慮眼前的利害關係，不管將來如何，自己怎樣處理這個案子才最有利呢？張紹光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他將文保泰一案的來龍去脈毫無保留地說出來，或許慶親王父子會高看自己一眼，但這樣做未必是上上策。張紹光反覆思考後，最後還是打消了念頭。
他越想越憂心。這個案子背後的水太深，可他不願就此放手。他希望自己能像小孩玩翻花線那樣，把錯綜複雜的線抽出一兩根來看看。振貝子叫他來時，他就下定決心要這麼做了。
於是，他只向這六個大官彙報了當時的情況。
北京的秋夜，寒氣逼人。
張紹光縮著脖子、弓著背，從燒酒胡同走向北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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