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顧她，我對她很好！所以她很感激我。她去世的時候，我發現她很好心地簽了一張紙，把她的錢都留給我了，然後德雷克一家就來找我，說我不應該擁有這些錢。他們說了很多難聽的話。他們說我不正當施壓。還有更難聽的話，越來越難聽。他們說我自己寫的那份遺囑。胡說八道。她寫的，她親筆寫的。那時候她讓我離開房間，把清潔女工還有園丁吉姆叫過去了。她說他們得在上面簽字，我不能籤。因為我會得到那筆錢。為什麼我不能得到那筆錢？為什麼我的生命裡就不能有一些幸運，有一些幸福？我知道這件事後還計劃去做很多事，那些計劃是那麼美妙。」
「我毫不懷疑，是的，我毫不懷疑。」
「為什麼我不能有計劃？為什麼我不能高興？我將會很幸福很富有，擁有我想要的一切。我做錯什麼了？沒有，沒有，我告訴您，我什麼都沒做錯。」
「我向你解釋過了。」富勒頓先生說。
「都是謊話。您覺得我在說謊。您說我自己寫的那份遺囑。不是我寫的。是她寫的。沒人能改變這一點。」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富勒頓先生說，「現在聽著，別再抱怨了，聽我說。盧埃林-史密斯夫人經常讓你儘量模仿她的筆跡寫信，是真的吧？那是因為她還保留著維多利亞時期的老傳統，認為用打字機給朋友或者親密的人寫信是不禮貌的。現在沒人關心信是手寫的還是列印的了，但是對盧埃林-史密斯夫人來說那就是無禮。你能明白我說的是什麼吧？」
「是的，我明白。她也是這麼要求我的。‘哦，奧爾加，’她說，‘按我剛才讓你速記下來的話給這四封信回信，但是你得用手寫，寫得越像我的字越好。’她讓我練習她的筆跡，注意她的筆畫是怎麼寫的。‘只要和我的筆跡有些像，’她說，‘就可以了，然後你可以簽上我的名字。我不希望人們覺得我自己連字都寫不了了。儘管，你知道，我手腕的風溼越來越嚴重，但是我不想用打字機打私人信件。’」
「你可以用你的字型回信，」富勒頓先生說，「然後在後面註明‘秘書代寫’之類的。」
「她不讓我那麼做。她希望人們認為那就是她親筆寫的。」
這一點，富勒頓先生想，很可能是真的。很像盧埃林-史密斯夫人的風格。她總是非常不滿一些事實：她不能再做以前做的事兒了，不能像以前那樣走遠路或者爬山了，不能用手做一些特定的動作，尤其是右手。她希望能說：「我非常健康，非常好，如果我想做，沒什麼我做不了的。」是的，奧爾加剛才告訴他的絕對是真的，而正因為這是真的，才使得盧埃林-史密斯夫人籤的最後那條遺囑補遺在最開始被毫無疑問地接受了。那是在他的辦公室，富勒頓先生回想起來。他們起了疑心，是因為他和他年輕的搭檔都非常熟悉盧埃林-史密斯夫人的字型。小科爾最先說：「您知道嗎，我真不敢相信盧埃林-史密斯夫人寫了那條補遺。我知道她最近得了關節炎，但是看看這些我從以前的檔案裡找到的她的手寫字。這條補遺不太對勁兒。」
富勒頓先生也覺得不太對勁兒。他說在字跡問題上可以詢問專家的意見。得到的答案非常肯定。補遺上面的手寫字絕對不是盧埃林-史密斯夫人寫的。如果奧爾加沒有那麼貪心，富勒頓先生想，如果她知足地去寫跟這個一樣開頭的一條補遺——「為感謝她無微不至地照顧和關心，以及她對我表現出的親密和友善，我贈予她——」這是補遺的開頭，也只能這樣開頭。如果她在下面明確寫明有一大筆錢要留給忠誠的互換生女孩兒，親戚們可能會覺得有點兒太過了，但他們還是會毫無疑問地接受。然而排除所有親戚，甚至包括一直是她過去二十年的四份遺囑中剩餘財產繼承人的侄子，把遺產都留給這個陌生人奧爾加·塞米諾娃——這不是路易絲·盧埃林-史密斯夫人的性格。事實上，一條不正當施壓就能推翻這樣一份遺囑。不，她太貪婪了，這個激動熱情的孩子。可能盧埃林-史密斯夫人告訴過她會留一筆錢給她，因為她無微不至地照顧、關心，而且對她百依百順，做任何主人讓她做的事，這讓老太太開始喜歡這個孩子。而這讓奧爾加開始憧憬。她將會擁有一切。老太太會把一切都留給她，她會得到所有的東西。錢、房子、衣服，還有首飾珠寶。一切東西。一個貪婪的女孩兒。而現在她要遭到懲罰了。
而富勒頓先生，有悖他的意志、有悖他的法律直覺、有悖他許多原則，為這個女孩兒感到難過。非常為她難過。據說她從還是孩子的時候就開始遭受苦難，體會了國家的嚴酷，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位兄弟，一位姐妹，知道了不公和恐懼。這一切造就了她的一種特性，一種與生俱來的特性，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表現出來。這導致了一種孩子般狂熱的貪婪。
「所有人都跟我作對，」奧爾加說，「每個人。你們都跟我作對。您不公平，因為我是外國人，因為我不屬於這個國家，因為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該做什麼。我能做什麼？為什麼您不告訴我我該做什麼？」
「因為我真的不認為我能為你做什麼。」富勒頓先生說，「你最好的選擇就是坦白從寬。」
「如果我按你說的做，那就是說謊，是假話。她寫的那份遺囑。她寫在那兒的。他們在那兒簽字的時候她讓我離開房間了。」
「證據都對你不利，你知道的。有人會說盧埃林-史密斯夫人有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籤的是什麼。她有各種不同的檔案，她有時候根本不讀她面前放的是什麼。」
「好吧，那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了。」
「我親愛的孩子，」富勒頓先生說，「對你最有利的只有兩個事實，一是你是初犯，二是你是外國人，對英語並不精通。這樣的話你可以被從輕發落——或者你可以，真的，緩刑察看。」
「哦，措辭。只是措辭不同而已。我會被關進監獄，永遠出不來了。」
「你是在胡思亂想。」富勒頓先生說。
「那我還不如逃跑，如果我跑了，藏起來，就沒有人能找得到我了。」
「一旦發出了逮捕令，你就會被找到的。」
「如果我夠快的話就不會。如果我現在馬上就走，如果有人幫我，我就能離開，離開英國。坐船或者坐飛機。我可以找人偽造通行證或者護照或者需要的任何東西。有人會幫我，我有朋友。有喜歡我的人，有人會幫我消失。這就是我需要的。我可以戴上假髮，或者拄著柺棍兒走路。」
「聽著，」富勒頓先生當時說很有威信地說，「我為你難過，我會給你推薦一位律師，他會盡全力幫助你。你不能希望借消失了事。那都是孩子話。」
「我有足夠的錢。我攢錢了。」然後她接著說，「您已經盡力幫我了，是的，我相信。但是您不會做任何事情，因為法律——法律。但是有人會幫我。有人會。我會去一個沒有人能找到我的地方。」
富勒頓先生想，果然沒有人再找到她。他很好奇——是的，他非常好奇——她現在哪兒，或者可能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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