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我出庭作證，週四案子就到了陪審團那裡。瑞安在結束性辯論中將我折磨得死去活來，暗示我是全世界最愚蠢、最幼稚的紀錄片製片人。為什麼我沒有早點兒站出來？我怎麼知道錄影帶沒有篡改？為什麼我對錄影帶所受損壞不能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我在技術上就那麼爛嗎？他說，如果不是由於這些，那就是還有別的、更險惡的原因。
最後他以嘲笑的口吻宣佈，無論哪種情況，都不能算作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我也許在橄欖公園看到了桑託羅，但有什麼能阻止他在此之前或之後到卡柳梅特公園呢？那盤錄影帶只能描述桑託羅在某個具體時間點的所處位置。確實，要是把指甲抓撓的碎屑、這對戀人的爭吵，以及在他汽車旁邊發現瑪麗·喬的屍體這一連串事實放在一起，12名聰明的陪審員怎麼可能相信我的說法呢？
他們當然沒有相信。星期五那天，桑託羅被判有罪。
整個下午，電話響個不停——大部分是記者，想從我這裡搞到一個原聲片斷，以便能在10秒鐘內概括這起衝突，結論是讓我承擔後果。我斷定，要是他們得逞，我就死定了。電話密雨般打來，我禮貌地表示無可奉告；但他們顯然不肯罷休，我就試了一個新辦法。
「是艾利·福爾曼嗎？」一個聲音問道。
「sí？」
「你是艾利·福爾曼嗎？」
「sí？」我故意將單詞的聲音拉長。
「呃——我找影視製片人艾利·福爾曼。她在嗎？」
「meesus不在家。」在一連串流利的西班牙語還沒向我襲來之前，我猛然摔下電話。
終於小勝了一場。
大衛開了前門進來的時候，我正看著電視裡自己的鏡頭。我本無心開啟電視，可是，喝完半瓶葡萄酒後，某種東西將我吸引到那場報道上面——或許這就是吸引著一群麻木看客圍觀事故現場的同一種東西；或許，就是一絲潛在的受虐狂心理。
大衛看了我一眼，進了廚房。
冰箱門開啟了，一隻櫥櫃抽屜合上了。片刻之後，他走進家庭娛樂室，手裡端著一隻裝著百吉圈、燻鮭魚、奶油乾酪和洋蔥的盤子，坐在沙發上。
「你今天還沒有吃東西，對吧？」
「我不餓。」
他在半個百吉圈上攤了些乾酪，放上薄薄的一片燻鮭魚，最上面放上一些洋蔥。洋蔥的氣味燻得我鼻腔直髮癢。
「這兩天可真夠你受的。」
「一場實實在在的人生教訓啊。啥時候都不要做‘仁慈的撒瑪利亞人’。」
他慢慢咀嚼著。「我想，即便是說你做得對，恐怕也無濟於事。」
我凝視著百吉圈，搖了搖頭。
「你父親是怎麼說的？」
「他說布拉謝爾斯沒有盡職盡責。」我伸手拿百吉圈。「對了，巴里跟我爸想的一樣。他來接蕾切爾的時候幾乎是深表同情。」我在那份三明治上咬了一口。「唉，作為前夫，也只能同情到這個份兒上了。」
大衛走進廚房。「他是怎麼看的？」他扭頭大聲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