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我們離開時他就好些了，」特露迪說，「我只是不敢相信。」
「布林什維克。」露絲說，她能允許自己說的罵人話最多也就如此了。
特露迪沒理她。「是那個小女孩。」她說。
「布林什維克！」露絲又冒了一句。
「什麼小女孩？」父親問道。現在一局結束，電視上出現了一個禿頭、大牙、眼神瘋狂的男人向我們叫喊著朱克斯店裡的地毯便宜得等於白送，而且，上帝啊，預約訂購不需要任何費用。我們還沒來得及對露絲的感嘆語做出反應，道格就已經開口向科樂護士請求喝半杯啤酒了，結果被她拒絕了。但科樂護士在那棟小房子裡的權威差不多終結了，接下來的四年裡——在一塊嚼了一半的肉永遠堵住他的喉嚨之前——我的父親喝了數百上千杯啤酒。我希望他盡情享受了每一杯。畢竟，啤酒本身也是個奇蹟。
就是那天晚上，躺在「辣妹多」旅館硬邦邦的床上聽空調轟隆轟隆響的時候，露絲讓我不要把盲人女孩的事情告訴別人。她一直沒有叫她阿雅娜，而是稱她為「有魔力的黑孩子」，那副難聽的嘲諷口氣十分不像她。
「還有，」她說，「這種狀況不會持久的。有時，一個燈泡壞掉之前還會變亮一會兒。我相信對於人來說也是如此。」
或許吧，但發生在醫生·金特里身上的奇蹟卻是持久的。週末之前，他已經能在我或拉爾夫的攙扶下在後院裡走走了。那之後，我們就都各自回家了。到家的第一晚，我接到了科樂護士的電話。
「我們不會回去的，不管他病成什麼樣子，」露絲近乎歇斯底里地說，「告訴她。」
但科樂護士只是想說，她碰巧看見道格從福特城的獸醫診所出來，他是去和年輕的醫師討論馬匹的蹣跚症的。她說，他拿著柺杖，但沒有拄。科樂護士還說，她從來沒見過一個「他這個歲數」的人氣色這麼好的，「我還是不敢相信」是她的原話。一個月後，他已經能走過整個街區了（不用柺杖）。那個冬天，他每天都去當地的健身房游泳。他看上去像個六十五歲的人，每個人都這樣說。
我跟父親的主治醫師們討論了他的康復，這樣做的原因是由於父親身上發生的事情讓我想起了中世紀歐洲村莊裡流行的所謂奇蹟劇。我告訴自己，把老爸的名字改一下——或許就稱呼他為g.先生就行——說不定能寫篇有趣的文章投給某家雜誌。也許可以，但我從未真的動手寫。
是斯坦·斯洛恩，道格的家庭醫生首先舉起了紅旗。是他把道格送到匹茲堡大學癌症研究中心的，因此他可以責怪那裡的腫瘤專家雷迪夫醫生和扎馬科夫斯基醫生誤診。而他們把誤診的責任推到了影像科，雷迪夫說影像科的主任無能得連胰臟和肝臟都分不清。他要求我不要轉述他的話，但二十五年過去了，我猜那個限制已經失效了。
扎馬科夫斯基醫生則將之解釋為簡單的器官畸形。「我一直不敢苟同最初的診斷。」他向我透露。我和雷迪夫通的電話，和扎馬科夫斯基是面談。他穿著實驗室的白大褂，下面是件紅t恤，隱約透出t恤上印著我寧願去打高爾夫。「我一直認為是vhl綜合徵。」
「那種病不是致命的嗎？」我問。
扎馬科夫斯基神秘地一笑，這是醫生們為毫無頭緒的水管工、家庭主婦和英語老師特別保留的笑容。然後他說，他約了人，已經遲到了。
去找影像科的負責人時，他兩手一攤。「我們只負責拍片，不負責解讀，」他說，「再過十年，我們的儀器裝置將會使這樣的誤讀成為不可能。而現在，為什麼不放掉其他想法，慶祝你老爸還活著呢？」
我盡力照辦了。在被我理所當然稱之為研究的短暫調查中，我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奇蹟的醫學定義就是誤診。
一九八三年我比較清閒。我和一家學術出版社簽了合同，寫一本名叫《授人以漁：創造性寫作的教學法》的書，但是，和我那篇關於奇蹟劇的文章一樣，那本書也沒有真正落筆。七月，露絲和我原本打算去野營，我的小便卻突然變成粉紅色了。那之後開始了疼痛，先是在左邊臀部的深處，緊接著蔓延到腰腹，痛感也更強。後來，我就開始尿血了——我想，那應該是出現首次症狀四天後，而當我還在玩全球流行的遊戲「自動消失」時，疼痛已經從嚴重變成了酷刑。
「肯定不是癌症。」露絲說，而從她嘴裡說出這樣的話就意味著她認為是。她的眼神更讓人警覺。她絕對到死也不會承認——她以自己的現實主義為傲——但我知道，那時她一定覺得癌症離開父親逃到我身上了。
的確不是癌症。是腎結石。對於我這種情況，奇蹟就叫做體外震波碎石術——和利尿劑一起——粉碎了那些小石頭。我告訴醫生，這輩子從來沒那麼疼過。
「我想你今後也不會這麼疼了，即使得了冠心病，」他說，「女性患者把結石的疼痛和分娩相比，還是難產。」
術後，我仍然疼得不輕，但等醫生複查的時候，已經能夠看雜誌了，我把這視為巨大的進步。這時，有人坐到我旁邊，說：「來吧，到時間了。」
我抬起頭。不是來到父親病房的那個女人，而是一個身穿棕色西裝的男子，看上去十分平常。然而，我知道他為什麼來，這從來就不是個問題。我還確定，如果我不跟他走，那麼全世界的碎石術都幫不了我了。
我們出去了。接待臺前沒有人，所以我也就不用跟人家解釋為什麼會突然離開。反正我也不知道該編個什麼理由。說我的肚子突然不疼了？聽上去又荒謬又不可信。
穿西裝的男人看上去三十五歲左右：從他一頭精幹的短髮來看，或許是前海軍陸戰隊員也說不定。他不說話。我們繞過我的主治醫生所在的醫療中心，然後朝康復病院方向走去。由於肚子還有點疼，我一直略微彎著腰。
我們走上人行道，又鑽進一條走廊，走廊兩邊的牆上畫著迪士尼的壁畫，頭頂的揚聲器裡在唱《小世界》這首歌。前海軍陸戰隊員頭顱高昂、步履輕快，好像他本來就屬於這裡。可我與這裡格格不入，而且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我從來沒覺得離家和能夠理解的生活這麼遠過。就算此刻變成一隻孩子們收到的「祝你康復」的氣球飄到天花板上，我也不會吃驚的。
在中心護士站，前海軍陸戰隊員拽了一下我的胳膊，讓我停下，直到那裡的兩個護士——一男一女——又忙開了。然後，我們從護士站前過去，走進另一個大廳，裡面有一個坐輪椅的光頭小女孩，她渴望地看著我們，伸出一隻手。
「不。」前海軍陸戰隊員帶著我繼續往前走。拔腳之前，我又看了看那雙明亮的、瀕死的眼睛。
他把我帶到了一間病房，裡面有個三歲左右的小男孩在玩積木，他的病床上罩了一頂透明的帳篷。男孩好奇地看著我們，他看上去比坐輪椅的女孩健康得多——起碼滿頭的紅色捲髮還在——但是，他的皮膚是鉛灰色的。在前海軍陸戰隊員把我推上去，自己跨立站在一邊後，我才看清面前的男孩其實病得非常重。儘管帳篷上寫著無菌環境，我也沒有理會，拉開拉鏈後，我看出，這個孩子剩下的時間恐怕是按天數而不是星期計算的。
我向他伸出手去，與此同時，我聞到了與父親病榻前類似的味道。這裡的氣味雖然輕些，但本質上是一樣的。孩子毫無保留地向我展開雙臂，我在他的嘴角親了一下，他立刻給了我一個大大的吻，足以顯示長時間以來，沒有人這樣接近過他，至少除了給他帶來疼痛的接觸之外。
沒有人走進來問我們在做什麼，也沒有人威脅要報警，就像露絲那天在父親房裡那樣。我又拉上帳篷。走到門口時，我回頭看看坐在透明帳篷裡、手拿一塊積木的小男孩。他扔下積木，向我揮揮手——孩子的揮手方式，手指兩次開啟又併攏。我也以同樣的方式向他揮揮手。他看上去已經好些了。
路過護士站時，前海軍陸戰隊員又拽了我一下，但這次，我們沒逃過男護士的眼睛，他臉上掛著不滿的微笑，我們學校英語組的主任把這種微笑修煉成為了一種藝術。男護士問我們在做什麼。
「對不起，我們走錯樓層了。」前海軍陸戰隊員說。
幾分鐘後，我們來到了醫院外的臺階上，他說：「你可以自己找到回去的路，是不是？」
「當然，」我說，「不過我必須跟我的醫生另約時間。」
「是，恐怕是這樣。」
「我還會再見到你嗎？」
「會的。」他說完就朝停車場走去，一次也沒有回頭看過。
他第二次來是一九八七年，露絲去市場了，我一邊在花園修剪草坪，一邊祈禱腦袋一跳一跳的難受不是偏頭痛的開始，雖然心裡其實也明白肯定事與願違。自從上次康復病院的小男孩事件後，我就常犯偏頭痛。但深夜裡，我用溼布矇住眼睛，輾轉不成眠的時候，我想的不是他，而是最初的那個小女孩。
那次，我們去見聖裘德醫院的一個女人。親吻她時，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左胸上。那是她僅剩的一個乳房，醫生們已經割掉了另一個。
「我愛你，先生。」她哭著說。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前海軍陸戰隊員站在門口，雙腿分開，手放在背後，跨立姿勢站立。
再次見到他是多年之後：一九九七年的十二月中旬，那是最後一次。那時，我的問題是關節炎，現在仍然是。他頭上豎起的短髮大多數都變成了灰色，嘴角的皺紋深得像口技演員手中拿的玩偶。他帶我去了城北的i-95號公路的出口，那裡剛剛發生了一場車禍，一輛小貨車與一輛福特撞在了一起。福特被撞得一塌糊塗，醫護人員已經把司機——一箇中年男人——捆在了擔架上。警察正在向驚魂未定但並沒有怎麼受傷的貨車司機問話。
醫護人員砰的一聲把救護車的門關上，這時前海軍陸戰隊員說：「現在，夥計，動起來吧！」
於是我動起衰老的屁股來到救護車的後面。海軍陸戰隊員擠到前面指著一個地方叫起來：「喲！喲！這兒怎麼有一條腕帶？」
醫護人員們回過頭來看，其中一個，還有一名剛才向貨車司機問話的警察，走過去看他指的東西。我趁機開啟救護車後門，鑽到受傷司機面前。同時我緊握住口袋中的懷錶，那是父親作為結婚禮物送給我的，我一直戴著它。精緻的金質錶鏈的一端別在我的腰帶上，但沒有時間磨蹭了，我一把把表扯了下來。
擔架上那人陰鬱地盯著我，折斷的頸椎骨像蒙著皮膚的門把手一樣從頸部隆起來。「我的腳趾頭動不了了。」他說。
我吻了他的嘴角（我猜那應該是我的專屬部位），這時一名醫護人員發現了我，把我拉了出來。「你這傢伙想幹什麼？」他問道。
我指著擔架旁邊的懷錶說：「表落在草叢裡，我想那是他的。」等福特司機發現那表不是他的、表蓋裡銘刻的首字母對他也沒有任何意義時，他早不知身在何處了。「你找到他的腕帶了？」
醫護人員看上去很惱火。「那不過是個金屬片，」他說，「離開這裡。」然後，還算大度的，他說：「謝謝你，沒有自己留著那塊表。」我真想留著那塊表啊，但是……唉，時機所迫，手頭只有那樣東西。「你手背沾上血了。」在開車回去的路上，前海軍陸戰隊員對我說。我們坐在他那輛雪佛蘭轎車裡，後排座位上放著一條狗繩，一枚聖克里斯托弗勳章用銀鏈子掛在車子的後視鏡上。「回去好好洗一洗。」
我說我會的。
「你不會再見到我了。」他說。
我想起那個黑人婦女對阿雅娜說過的話。這些年我從沒有想起過那句話。「我的夢結束了？」我問。
他看起來有點困惑，聳了聳肩。「你的工作結束了，」他說，「我一點也不知道你夢的事情。」
在他最後一次把我送下車、從此在我生活裡消失之前，我又問了他三個問題。我沒想著他會回答，但他確實回答了。
「那些我吻過的人——他們還會再去吻其他人嗎？吻他們，讓疾病消失？」
「某些會，」他說，「就是這麼運轉的。其他人不行，」他聳聳肩，「或者說不會。」他又聳聳肩，「反正一個意思。」
「你知道一個叫阿雅娜的小女孩嗎？儘管我想她現在應該是個大姑娘了。」
「她死了。」
我的心一沉，但並不太嚴重。我想我早已經知道結果。我又想起了坐在輪椅裡的那個小女孩。
「她吻了我的爸爸，」我說，「她只是碰了碰我。為什麼是我？」
「因為就是你，」他說，然後拐進我回家的路口，「我們到了。」
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看起來是個善意的想法，上帝才知道為什麼。「來過聖誕節吧，」我說，「一起吃聖誕晚餐。很豐盛的。我會告訴露絲你是我新墨西哥州的表親。」因為我從來沒有告訴她有關前海軍陸戰隊員的事情。我明白我父親的事情對她來說已經足夠了。事實上，太多了。
前海軍陸戰隊員笑了。應該不是唯一一次我看到過他的笑，但卻是唯一一次我記得的。「我想我會失約的，兄弟。但我還是謝謝你。我不過聖誕。我是個無神論者。」
故事就是這樣的，我想——除了吻過特露迪之外。我告訴過你她糊塗了，記得嗎？早老性痴呆症。拉爾夫的投資很成功，留給她豐厚的財產；在她不再適合待在家裡的時候，孩子們將她送到一個不錯的地方。露絲和我一直一起去看望她，直到露絲在進丹佛國際機場的通道里突發心臟病去世。不久以後，我開始自己去看特露迪，因為我孤獨、悲傷，想和往日歲月還有一點聯絡。但看到特露迪現在的樣子——只知道呆呆地盯著窗外而非看著我，咬著自己的下嘴唇，清亮的唾液從口角垂下來——只能讓我更難受。就像你回到故鄉去看從中長大的老屋子，卻發現只剩一片荒地。
離開前，我吻了吻她的嘴角，但當然了，什麼都沒發生。沒有製造奇蹟的人，也就不再有奇蹟，而屬於我的奇蹟的日子早就過去了。然而，深夜我仍舊無法入睡。那時，我就會下樓來，看任何想看的電影，甚至無碼的色情片。要知道，我有衛星鍋，還有個叫做環球電影的頻道。如果我願意訂職棒大聯盟套餐的話，連海盜隊也能看得到。可我如今收入有限，儘管近日無憂，也不敢隨意開銷。海盜隊的賽況可以在網上關注。那些電影本身就是奇蹟了，我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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