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跟你談論的東西——他們留下的那些——是二〇〇二年八月出現在我的公寓裡的。我清楚地記得時間，是因為它們中的大多數是在我幫葆拉·羅伯遜修空調後不久出現的。回憶常常需要一個標記，而我的標記就是那件事。葆拉是一位童書插畫家，長得挺好看——見鬼，何止好看，她是個大美女——丈夫是做進出口生意的。對於這種真正能幫助一位漂亮女士——哪怕是一位不停地強調自己已婚的女士——排憂解難的事，男人的記憶力總是很好的；因為這樣的機會也確實不多。現在的世道，騎士行為通常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當天午後，我下樓散步時，看見她一臉沮喪地站在大堂裡。我跟她打了個招呼，也就是住同一棟樓的鄰居間的客套話，她卻氣沖沖地問我物業怎麼能在這種時候去度假。我指出，就算女牛仔也會憂鬱，就算物業也會度假；況且，八月本來就是適合旅遊的好時光啊。在八月的紐約（或是巴黎，我的朋友），精神病醫師、潮人藝術家和物業管理員都是珍稀物種。
她沒笑。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聽出了我對湯姆·羅賓斯的引用——說話晦澀是閱讀課給我的後遺症。她說或許八月真的是個去海角或火島旅遊的好月份，可是她的房間熱得快著火了，空調卻一絲風都沒有。我問她是否願意讓我看一看。我還記得她當時看我的眼神——那雙冷靜的灰色眼眸將我上下打量，我想那樣的眼睛大概能看透許多東西。我也記得自己對她的疑問付之一笑：你安全嗎？那個問題讓我想起了一部電影，不是《洛麗塔》——稍後，有時是在凌晨兩點，我倒是會想起《洛麗塔》——而是那部勞倫斯·奧利弗臨時起意給達斯汀·霍夫曼做牙科手術的電影，裡面，他不停地問後者，安全嗎？
我安全得很，我說，我有一年沒攻擊過婦女了。以前，我一週攻擊兩三個，不過心理治療還是起作用了。
這是個挺唐突的玩笑，可我本來就處於無所顧忌的情緒中。一種夏天的情緒。她又看了我一眼，然後笑了。她伸出手。葆拉·羅伯遜，她說。她伸出的是左手，並不合乎握手的慣例，但黃色的金屬小圈正套在那隻手的手指上。我認為她是故意的，你怎麼想？但她告訴我她有個做進出口生意的老公是以後的事了，是在換我向她尋求幫助的那天。
電梯裡，我提醒她別對我期望太高。不過，要是她想找人挖掘紐約徵兵暴動的內幕，或是提供天花疫苗發明過程中的有趣軼事，甚至尋找關於電視遙控器之社會影響的名人言論——據我的淺見，電視遙控器是過去五十年最重要的發明——我絕對是不二人選。
那麼說你是研究人員了，斯特利先生？站在緩慢而搖晃的電梯裡往上升時，她這樣問我。
我給了她肯定的答覆，但並沒有告訴她我其實還是個新手，也沒有讓她叫我斯科特，那樣肯定又要嚇到她了。我當然也沒有告訴她我正在試圖忘記有關農業保險的一切。沒有對她說，事實上我正在試著忘掉許多事，包括一些人。
你看，或許我正試著忘記，但我還能記住很多。我想，當你刻意去忘記時總是這樣，有時是越想忘記反倒記得越清楚。我甚至還記得某位南美小說家——就是被稱為魔幻現實主義的那些人中的一個——說過的話。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他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說過：嬰兒時，我們的第一個勝利來自於抓住世界的一小部分，通常是我們母親的手指。以後，我們發現，其實是世界和世界上的東西抓住了我們，而且一直都是如此。是博爾赫斯說的嗎？也許是他。也有可能是馬爾克斯。我真的不記得了。我只知道我讓她的空調再次開始運轉，冷氣從排風口吹出來時，她立刻高興起來。我還知道，關於認識倒轉、我們終究會意識到是外物在掌控自我的那句話是對的。或許，物把人變成了囚徒——梭羅無疑是這樣認為的——可它們也使我們保住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囚牢是為此付出的代價。不管梭羅怎麼看，我相信這筆交易是合算的。起碼當時我是這樣認為的；而現在，我不確定了。
我知道的另外一點是，這些事情發生在二〇〇二年八月末，離天塌下來一角，將我們的一切永久改變的那場災難過去不到一年。
斯科特·斯特利爵士披掛他的「好撒馬利亞人」甲冑戰勝可怕的空調後又過了一週。某天下午，我散步到八十三街的史泰博文具店買了一盒軟盤和一令紙。我欠一個人四十頁關於寶麗來相機發展——這個故事比你想象得有趣得多——的背景資料。回家後，我發現在門廳通常放置未付賬單和未歸還圖書催繳單的小桌子上，赫然放著一副鏡片非常特別的紅框太陽鏡。我立刻就認出了它，頓時氣力全無，渾身癱軟，手中的購物袋一下子掉到地上。我倚在門邊，瞪著那副太陽鏡，試著平復呼吸。要是身後沒有倚靠的東西，我相信自己會像維多利亞時代小說裡的女主角一樣昏倒在地——那類半夜出現吸血鬼的故事。
我被兩種相關卻不相同的感情同時擊中。第一種，類似在做某件永遠無法解釋的事時知道自己將被捉住的那種可怕的罪惡感。說到這裡，我想起十六歲時發生的——或者說差點發生的——一件事。
那天媽媽和姐姐去波特蘭購物，所以我本該一人在家待到傍晚。我赤身躺在床上，下體裹了姐姐的一條內褲。床上四零八落地撒了很多圖片，都是我從車庫裡找到的雜誌上撕下來的——很可能是這棟房子的前主人收集的《閣樓》和《畫廊》雜誌。就在那時，我聽到了汽車駛過車道的聲音。絕對沒錯，是她們倆回來了。佩吉染上了流感，路上就開始往車窗外嘔吐，所以她們只開到波蘭泉就掉頭回來了。
我看著眼前的情景：圖片扔了一床，衣服丟在地上，左手還有一堆粉紅泡沫。我記得力氣從身體溜走，虛弱隨即取而代之的可怕感覺。媽媽在叫我——「斯科特，斯科特，下來幫我扶一下你姐姐，她病了」——我記得自己想：「完了。我被抓住了。最好還是接受現實吧，我被抓住了。以後這輩子只要想到我，她們第一個想起來的就會是‘槍手斯科特’。」
然而，在這種形勢下，求生的慾望總會插一腳，我當時的情況便是如此。也許會被捉個現行，我想，但至少要試著挽救自己的臉面。我把圖片和姐姐的內褲扔到床下，手指麻木卻速度飛快地套上衣服，腦子裡不由得浮現出以前看過的一個瘋狂的遊戲節目《爭分奪秒》。
我還記得下樓後，媽媽摸摸我漲紅的臉，露出擔心的神情。她說：「不會你也生病了吧？」
「有可能。」我心情不錯地回答。直到半小時後，我才發現褲子拉鏈忘了拉了。幸運的是，佩吉和媽媽都沒有注意到。若是放在其他場合，她們一定會問我是不是有出售熱狗的執照，在我成長的家庭裡，此類玩笑是被視為機智的。而那天，她們一個生病了，另一個擔心得無暇玩幽默。於是我得以全身而退。
謝天謝地。
八月的公寓裡，緊隨第一陣情感波瀾而來的情緒要簡單得多：我認為自己神志不清。因為那副眼鏡不可能在那兒。絕對不可能。絕不。
然後，我抬起眼睛，又看到了一件東西，一件我同樣確定半小時前離家去史泰博文具店時——我一向是隨手鎖門的——肯定不在這裡的東西。小廚房和起居室之間的角落裡出現了一根球棒，從商標上看是h&b牌的。雖然看不到背面，我也知道後面印著什麼：理賠調查員。這幾個字是用烙鐵尖燙上去再塗成深藍色的。
又一種情緒向我襲來：第三波浪潮，是一種超現實的錯愕感。我並不相信鬼魂，可我確信自己當時的樣子肯定像是剛剛撞見一個。
我的感覺也像是剛剛見了鬼。的確如此。因為那副眼鏡理應消失了，而且消失很久了。克里夫·法雷爾的理賠調查員也是。「棒球對我灰常灰常好」，有時，克里夫會坐在辦公桌前，一邊揮舞球棒一邊說，「保險灰常灰常壞。」
我做了唯一能想到的事，就是抓起索尼婭·迪亞米克的太陽鏡退回到電梯裡。我把眼鏡舉到身前，就像抓著放假一週回家後在地板上發現的某個噁心玩意兒——一塊腐爛的食物或被毒死的老鼠什麼的。我想起曾和一個叫沃倫·安德森的人談到過索尼婭。他把所見告訴我時，我心裡想，她一定看上去就像自以為還能跳起來找別人要杯可樂。當時我們正在第三大道的布拉尼石酒吧喝酒，距離天塌下來已經過了六週。談到她之前，我們舉杯慶祝自己沒死。
那種事情似乎總也難以忘懷，不管你是否想要記得它們。就像一段反覆縈繞在你腦中的旋律或一段口水歌。凌晨三點，你起床小解，站在馬桶前，頭腦只有百分之十清醒，那句話就突然鑽了進來：就像自以為還能跳起來找別人要杯可樂。和沃倫的交談中，他曾經問我是否記得索尼婭那副滑稽的太陽眼鏡，我回答說記得。我當然記得。
下了四層樓後，我看見門衛帕德羅站在涼棚下，正與聯邦快遞的快遞員雷夫聊天。帕德羅向來嚴厲，不讓快遞在大樓前駐留——他遵循七分鐘原則，並有懷錶為標準，巡警為幫手——可他跟雷夫關係不錯，兩人有時會站個二十分鐘，頭抵在一起聊些紐約城的老派話題。政治？棒球？亨利·大衛·梭羅的福音書？我不知道，也毫不在乎。把文具拿上樓時他們就在，我失魂落魄地下樓來後他們還在。我，斯科特·斯特利發現了現實的微小漏洞，雖然小，卻不容忽視。看到他們倆還在就夠了。我走上前，抬起握著太陽鏡的右手，舉到帕德羅眼前。
「你把這東西叫做什麼？」我連招呼都不打，直接打斷了他們的交談。
他不解地瞪了我一眼才回答：「我為您的粗魯而吃驚，斯特利先生。」然後低頭看著我的手。他長時間沒說話，一個可怕的念頭冒了出來：他什麼都沒看見，因為本來那東西就不存在。我的手向前伸著，像在玩角色互換，等著他給我小費。我的手中實際上空無一物。一定是這樣，必須是這樣，因為索尼婭·迪米亞克的太陽鏡已經不存在了。索尼婭的滑稽眼鏡早就消失了。
「這是太陽鏡，斯特利先生，」帕德羅終於開口說，「還能有別的名字嗎？要麼這是個腦筋急轉彎的問題？」
快遞員雷夫顯然對此更有興趣，從我手中拿過眼鏡。看到他拿著眼鏡，幾乎研究般地打量它，我不由鬆了口氣，那種感覺就像有個人不偏不倚地撓到了你兩片肩胛骨間的癢處。他從涼棚中走出來，把眼鏡對著太陽，陽光在那兩片心形鏡片上灑下星星點點的亮光。
「看上去像傑瑞米·艾恩斯演的那部黃片兒裡的小女孩戴的。」
聽到這句評論，儘管心情沮喪，我還是不由得笑了出來。在紐約，就連快遞員都是影評家，這也是這座城市讓人熱愛的地方之一。
「沒錯，《洛麗塔》，」我說著把太陽鏡拿回來，「只不過心形太陽鏡是斯坦利·庫布里克導演的那版裡面的。當時傑瑞米·艾恩斯還在到處晃悠呢。」其實，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我不在乎。我再次感到頭暈目眩……而且不是令人舒服的那種。這次不是。
「那部電影裡的變態是誰演的？」雷夫問。
我搖搖頭。「我要是現在能想起來才怪了呢。」
「請別介意我實話實說，」帕德羅說，「你看上去很蒼白，斯特利先生。你生病了嗎？也許是感冒了？」
不，感冒的是我姐姐，我想說。我拿著她的內褲，邊看四月小姐的照片邊手淫的時候，差二十秒就被逮個正著。可是我沒有被逮住。那次沒有，9·11也沒有。糊弄住你們了，再次逃脫。那天在布拉尼石酒吧，沃倫·安德森告訴我，事發當天上午，幸虧他在三樓停下與一個朋友討論揚基隊的賽況才免於一死。我不知道對他來說究竟是什麼情況，但從各種災難中僥倖逃脫似乎已經成了我的特點。
「我沒事兒。」我回答帕德羅。雖然不是實話，但知道自己並非是唯一能看到索尼婭的太陽鏡的人還是讓我稍微好過了些。如果這副太陽鏡真的存在於世上，很可能克里夫·法雷爾的h&b球棒也是如此。
「是那副太陽鏡嗎？」雷夫突然以一種尊敬並隨時準備好大吃一驚的口氣問，「是第一部《洛麗塔》裡面的太陽鏡嗎？」
「不是。」我說著把鏡架折了起來，就在這時，庫布里克那部電影裡女主演的名字突然冒了出來：蘇·萊恩。可到底是誰演的那變態，還是一點頭緒也沒有。「只是個便宜貨。」
「那麼它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嗎？」雷夫又問，「否則你幹嗎特意跑下來問？」
「我也不知道，」我說，「有人把它放在我的公寓裡了。」
沒等他們再次發問，我便上了樓，四處檢視，希望不要再發現別的東西。我的希望落空了。除了太陽鏡和一側燙有理賠調查員的球棒，還有一塊豪伊牌爆笑放屁墊、一個海螺殼、一個嵌在合成樹脂方塊裡的鋼幣和一個上面坐著愛麗絲的陶瓷蘑菇——紅色的帶著白斑點。放屁墊是吉米·伊格爾頓的，每年聖誕派對上都會被大家拿來大玩特玩。陶瓷愛麗絲原來是放在莫琳·漢農桌上的——她曾告訴過我，那是她祖母送給她的禮物。莫琳有一頭及腰的美麗銀髮，在商務環境下很少看到那樣的髮型，但她已經在公司工作了快四十年，也因此覺得自己夠資格自由處理髮型。我對海螺殼和鋼幣都有印象，只是記不得是在誰的隔間——或辦公室——裡了。可能以後會想起來，也可能想不起來。萊特貝爾保險公司有太多隔間和辦公室了。
海螺殼、蘑菇和樹脂方塊整齊地放在起居室裡的咖啡桌上。放屁墊——我認為它的位置恰如其分——放在馬桶水箱上，挨著最新一期的《斯班克農業保險簡報》。我記得告訴過你們，農業保險曾經是我的專業，我知道里面所有的門道。
那麼，這件事背後到底有什麼門道？
我想，大多數人在生活中遇到麻煩，需要找人談談時，首先想到的是打電話給家人，對我來說卻並非如此。在我兩歲、姐姐四歲的時候，父親就離家出走了。我媽卻不是個能將家庭甩手不管的人，她堅強地把我們姐弟倆撫養成人，還在家裡經營郵購訂單交換所的生意。我相信，這個商機是她一手創造出來的。她從中獲得了不錯的收入，儘管後來她告訴我，剛開始的一年十分艱難。老太太抽菸抽得像煙囪一樣兇，四十八歲時便因肺癌去世。如果她能多活個七八年，很可能會成為網際網路時代的百萬富翁。
姐姐佩吉現在住在克利夫蘭，在那裡為玫琳凱化妝品、印第安人職棒隊工作過，並接受了原教旨主義的基督教義。當然，不一定是按我所說的順序。如果我打電話告訴老佩吉說在公寓裡發現了這些東西，她一定會建議我跪下來向耶穌祈禱。可是，不管這麼想正確與否，我真的覺得在這件事上耶穌幫不了我。
我還有人數不多也不少的一群叔叔阿姨和表親，但他們大多數都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多年未聯絡。基利安一家——我媽那邊的親戚——從來就沒有大家庭團聚的念頭。生日和聖誕節時寄張卡片對他們來說已經足夠完成聯絡家人的義務，若是情人節或復活節也收到卡片，就絕對是意外驚喜。聖誕節時致電某位表姐或是她打過來，我們都會嘟囔著「不久的將來」找時間團聚的廢話，然後同樣如釋重負地結束通話電話。
另一個選擇很可能就是邀請某個好友來喝一杯，給他說說具體什麼麻煩，再問他有何建議。可我小時候就是個害羞的男孩，長大後是個害羞的男人，在目前的研究工作中也是單打獨鬥——純粹是自己喜歡這樣——因此也沒能把同事發展為朋友。上一份工作倒是交了幾個朋友——比如索尼婭和克里夫·法雷爾——可是他們死了，這個選擇也就免談了。
我想，要是沒有可以談心的朋友，退而求其次便是租一個，一點心理診療費我還負擔得起。也許，在某個心理諮詢師的沙發上躺上幾次——可能四次就夠——應該足夠讓我解釋清楚事情經過並表達自己的感受。四次診療要花我多少錢？六百美元？要麼八百？那些錢換來心裡輕鬆也值得。可能還會有額外收穫。旁觀者或許能就我一直苦思不解的問題給出簡單而合理的解釋。我的思維中，公寓和外界之間那扇上了鎖的門似乎已經打敗了大多數解釋，但那畢竟是我的思維；會不會這才是關鍵所在？或許也是問題所在？
我都計劃好了。第一次診療，我會解釋事情的經過。第二次，把相關的物品帶過去——太陽鏡、樹脂方塊、海螺殼、球棒、陶瓷蘑菇和永遠流行的放屁墊，就像在文法學校裡那樣做個小小的展示和介紹。剩下的兩次談話中，我和租來的朋友可以找出擾亂我生活的罪魁禍首並撥亂反正。
我用了一個下午翻看黃頁、撥打電話，最後終於明白了：不管理論多麼美妙，心理診療事實上並不可行。我得到的最接近真正約診的資訊是一位前臺說堯斯醫生或許能在明年一月份接見我。她還暗示就算那樣，也是需要「意思意思」才能擠進預約表。其他診所則根本一點希望也不給我。我聯絡了六個紐瓦克的心理諮詢師、四個懷特普來恩斯的，甚至還給一位昆斯的催眠師打了電話，結果還是一樣。對於紐約市——更別提保險業——來說，穆罕默德·阿塔和他的敢死隊罪大惡極、死不足惜，但那個在電話線上浪費掉的下午卻足以說明，他們極大地促進了心理諮詢業的發展，儘管心理診療師們並不希望如此。二〇〇二年的夏天，想在某位心理諮詢師的沙發上躺會兒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必須拿號排隊。
那些東西放在房裡我也能睡覺，可是睡不好。我聽見它們對著我低語。有時，直到半夜兩點我還無法入睡。我躺在床上，想著那個認為自己到了一定年齡、對於公司也已成為不可或缺的人物，因而可以把她那頭漂亮長髮想怎麼弄就怎麼弄的莫琳·漢農。我還會想到聖誕派對上揮動著吉米·伊格爾頓著名的放屁墊的人們。我早先說過，與新年縮短了兩三杯酒的距離後，放屁墊就會成為人們最喜歡取樂的玩意兒。我想起布魯斯·梅森問我覺不覺得那東西看上去像小精靈用的灌腸袋——「小精靈。」他說——然後，經過思維的聯想過程，我終於想起他就是海螺殼的主人。當然就是他，蠅王布魯斯·梅森。沿著關聯的食物鏈再走一環，我記起了傑瑞米·艾恩斯還在晃盪時出演亨伯特·亨伯特的那個人叫什麼、長什麼樣：詹姆斯·梅森。記憶是隻狡猾的猴子；有時它會吃你喂的香蕉，有時則不會。所以，儘管當時並沒多想，我還是把太陽鏡拿到了樓下。我想要的只是證實。喬治·塞費里斯不是有首詩裡問這些是死去朋友的聲音，或只是留聲機？有時候，這是個好問題，一個你必須向他人求證的問題。或者……聽我說下面這件事。
八十年代後期，我即將結束與酒精長達兩年的苦戀。某天，我坐在書房的桌邊睡著了，半夜才醒過來。我搖搖晃晃地走進臥室，伸手去摸電燈開關。就在那時，我看見有人影在晃動。第一反應——幾乎可以肯定這個判斷——就是遇上了入室搶劫的癮君子，他顫抖的手裡一定還拿著從某個當鋪裡買來的廉價點三二手槍。我伸出一隻手開燈，同時用另一隻手在桌上摸索，想摸到個重東西來防身——任何東西，哪怕是放我媽媽照片的銀相框都行。燈亮了，我才發現是自己嚇了自己。我正看著房間另一邊鏡子中的人：眼神驚恐，一半襯衫從褲腰中掉了出來，後腦勺上的頭髮還立著。這副樣子連我自己都覺得噁心，不過同時也鬆了口氣。
我希望，眼下這樁事情的真相也是如此。我希望它是鏡子，是留聲機，甚至是某個人的惡劣玩笑——或許是某個知道我九月的那天為什麼沒去上班的人。但我知道，那些都不是。放屁墊就在那裡，真真切切地待在我的公寓裡。我的拇指能摸到愛麗絲陶瓷鞋子上的搭扣，我的手指能撫過她黃色的陶瓷頭髮。樹脂方塊裡硬幣的日期，我也看得一清二楚。
某年七月，布魯斯·梅森，又稱海螺人，又稱蠅王，把他的粉紅色大海螺殼拿到了公司在瓊斯海灘舉行的聚會上。他吹著海螺殼，召集大家參加以熱狗和漢堡為主菜的野餐歡宴。他還想教會弗雷迪·勞恩斯怎麼吹。可弗雷迪最好的表現也不過是發出一連串虛弱的喇叭響，就像……呃，像吉米·伊格爾頓的放屁墊發出的聲音。就是這樣，一環套一環。每個相關聯的鏈條組成一條項鍊。
九月快過完的時候，我冥思苦想，突然想到了一個極其簡單的解決方法，簡單到我都不敢相信為什麼自己早沒想到。說到底，我幹嗎要守著這堆不受歡迎的垃圾不放？為什麼不扔掉它們？我又沒有看管它們的責任；這些東西的主人以後也不會過來把它們拿走。我最後一次看到克里夫·法雷爾的臉是在一張海報上，而在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之前，最後一張此類海報就被揭走了。人們普遍感覺——雖然沒有明說——那些家庭自制的海報會嚇跑重新溜回歡樂之城的遊客們。大多數紐約人都認為那場災難是可怕的，但美國仍然是美國，而馬修·布羅德里克在《金牌製片人》中也就只能露那麼長時間的臉。
當晚我吃的是從兩個街區外一家喜歡的中餐館買來的菜。我的計劃是像往常一樣，邊聽查克·斯卡伯勒解讀世界邊吃晚飯。正是看著電視的時候，我突然頓悟了上面提到的解決辦法。那些不受歡迎的東西，那些來自最後一個安全日子的紀念品，它們並不屬於我的責任範圍，也不會成為呈堂證供。是的，罪行的確是發生了——每個人都同意這一點——但罪行的實施者已經死了，而幕後的黑手還逍遙法外。或許未來的某天會有審判，可是斯科特·斯特利不會被傳喚作證，吉米·伊格爾頓的放屁墊也不會成為證物。
我把「曹將軍雞」放在廚房的檯面上，鋁盤上的蓋子都沒有取下來，接著從那臺幾乎沒怎麼用過的洗衣機上方的架子上抓起一個洗衣袋，將那些東西放了進去——簡直不敢相信它們塞在一起竟然那麼輕，也不敢相信這麼簡單的事自己竟然早沒想到——走進電梯，下了樓，袋子就放在兩腿之間。我走到七十五街和公園交界的角落，左右張望了一下，確定沒有人在跟蹤我——上帝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偷偷摸摸的——然後把袋子丟進了垃圾桶。我又扭頭朝四處看了看，才轉身離開。球棒不識趣地從垃圾桶裡露了出來。我敢肯定，有人會發現它並把它拿走。很可能在查克·斯卡伯勒講完、頂替湯姆·布羅考的約翰·席根塔勒或其他人出場之前。
回去的路上，我在欣樂餐館停下，又訂了一份「曹將軍雞」。「上一份不好吃嗎？」收銀臺的羅絲·明問，聽上去有些擔心，「告訴我原因。」
「不，上一份很好，」我說，「我今晚就是想吃兩份。」
她放聲大笑，笑得好像這是她這輩子聽過最好笑的話。我也笑了起來。笑得很厲害，卻絕不是輕佻的那種。我記不得上次這樣笑是什麼時候了，這麼大聲，這麼自然。萊特貝爾保險公司掉到華爾街之後肯定是沒有的。
我坐電梯到了我家那一層，走了十二步來到4-b。我渾身乏力，就像人們某天醒來，藉著清晨的陽光發現自己高燒已退時的虛弱感覺一樣。我把外賣袋子夾在左腋下——這個動作實在很彆扭，但短時間還能撐得住——開啟房門。我開啟燈。就在那裡，在我放未付賬單、行李牌和過期圖書催還單的桌子上，索尼婭·迪米亞克的太陽鏡赫然放在上面，那副紅色邊框、洛麗塔風格心型鏡片的太陽鏡。索尼婭·迪米亞克，據沃倫·安德森——據我所知，他是除我以外，萊特貝爾總部唯一的倖存者——說，她從遭到攻擊的那棟樓的一百一十層跳了下去。
他說看到了一張恰好捕捉到她墜樓的照片。索尼婭雙手緊壓住裙子，防止它翻上去；她的頭髮豎著，鞋尖指向下方，背景是那天濃煙滾滾的藍天。他的描述讓我想起了那首名為《墜落》的詩，詹姆斯·迪基在詩裡描述了一位想把自己高空墜落的身體向水域瞄準的空姐，那位空姐似乎認為自己還能微笑著浮出水面，甩甩頭髮上的水珠，找人要杯可口可樂似的。
「我吐了，」沃倫在布拉尼石酒吧裡告訴我，「我再也不想看那樣的照片了，斯科特，可我知道自己永遠也忘不了它。我看得清她的臉，我覺得，她似乎相信……相信自己會沒事的。」
自從成年以後，我還從來沒有放聲尖叫過。可是，當我的目光越過索尼婭的太陽鏡，移到又一次漠然地斜倚在通往起居室角落裡，屬於克里夫·法雷爾的理賠調查員時，我差點就大叫起來。殘存的理智告訴我，房門還開著，四樓的兩家鄰居會聽到我的尖叫；真要那樣，就像某人說的，我就必須給他們一個解釋了。
我用手捂住嘴，堵住即將衝出來的尖叫。外賣袋掉到了門廳的硬地板上，裡面「曹將軍雞」的包裝盒摔開了。我幾乎鼓不起勇氣低頭看地上的狼藉。那些烹調過的黑色肉塊可能是任何東西。
我跌坐在門廳裡唯一的椅子上，雙手捂住了眼睛，沒有尖叫，也沒有哭泣。過了一會兒，我終於能夠起身打掃。我的思路不斷跑到那些比我更快從七十五街和公園角落回到家的東西上，但我不願縱容它。每次它剛一試圖往那個方向跑，我就會一把揪住它的韁繩，把它拽到別的地方。
那天夜裡，我躺在床上，聽到了交談聲。先是那些東西說話了——低聲地，然後它們的主人們應答，聲音稍微響一點。有時，他們談論瓊斯海灘上的野餐會——防曬油的椰子香味和米沙·佈雷任斯基的噪音盒中反覆播放的洛烏·貝加的《曼波五號》。或者談到小狗追逐天空下的飛盤。有時，他們還會說起在淺灘戲水的孩子，短褲和游泳衣鬆鬆地掛在身上。媽媽們鼻子上塗著白色的防曬霜，身穿從蘭茲角郵購的泳衣陪在孩子旁邊。那一天，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守衛他們的媽媽或扔飛盤的爸爸？天，那是個我不願意去想的數學題。可在我公寓裡呢喃的聲音卻不這麼想。他們算了一遍又一遍。
我想起布魯斯·梅森吹響海螺殼，宣佈自己是蠅王。我想起莫琳·漢農有次告訴我——那次談話不是在瓊斯海灘發生的——《愛麗絲漫遊仙境》是第一部「迷幻」小說。吉米·伊格爾頓有天下午對我說他兒子除了口吃以外還有學習障礙，簡直就像買一送一；還說要是不給那孩子請一個數學家教再加一個法語家教，估計他是沒法在可預計的將來從高中畢業的。「在他能享受‘全美退休人員協會’的折扣價買課本之前」，這是他的原話。在那個漫長午後的陽光中，他臉色蒼白，略有胡茬，似乎早上用的剃鬚刀不夠鋒利。
我正要迷迷糊糊睡過去，最後那段記憶卻讓我猛然驚醒，因為我意識到那個對話肯定是在九月十一號前不久進行的。也許只是幾天前。甚至是那之前的星期五，也就是說對話發生在我最後一次見到吉米活著的那一天。還有那個口吃加學習障礙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叫傑瑞米嗎？傑瑞米·艾恩斯的傑瑞米？肯定不是，肯定只是我的腦子在作怪——有時狡猾的猴子會吃香蕉——但看在上帝分上，差得不遠。也許是傑森。或者是賈斯廷。夜半凌晨，思緒瘋長，我記得當時想，如果那孩子的名字真是傑瑞米，我很可能會發瘋的。寶貝兒，那會是壓斷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稻草。
凌晨三點鐘，我終於想起了誰是裡面裝著鋼幣的樹脂方塊的主人：債務部的羅蘭·埃布林森。他說那是他的退休金。就是羅蘭習慣說「露西，你必須給我們一個解釋。」二〇〇一年秋天的某個晚上，我在六點新聞中看到了他的遺孀。我曾和她在公司的某次野餐會——跟瓊斯海灘的那次很像——上交談過，當時就認為她很漂亮。守寡似乎進一步雕琢了她的面容，使她的漂亮變成了肅然的美麗。新聞報道中，她不斷地描述自己的丈夫為「失蹤」。她拒絕稱他為「死亡」。而如果他果真活著——如果他真的再出現——他就必須給我們一個解釋了。絕對是。不過當然了，還有她。一次大規模謀殺竟然將一個女人從漂亮變成了美麗，她也必須給我們解釋解釋其中的奧秘。
我躺在床上，想著這些事情——我記起了瓊斯海灘上拍岸的浪花和天空下飛過的飛盤——心中滿溢的難忍悲傷，終於化成眼淚流了出來。然而，我也要承認，那同樣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那天晚上，我終於明白，物體——哪怕是很小的物體，就像樹脂方塊裡的鋼幣一樣小——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得越來越沉重。可是，由於那是思維的重量，所以並沒有數學公式能夠計算。不像保險公司的藍皮書中說明，如果你抽菸，壽險費率會上升x；如果你的農場處於龍捲風多髮帶，農作物收成險的費率會上升y。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那是思維的重量。
第二天早上，我再次把那些東西整理到一起，並發現了第七件，這件在沙發底下。坐在我旁邊格子間的傢伙，米沙·佈雷任斯基，在桌子上放了一對潘趣和朱迪玩偶。我從縫隙裡瞥到沙發底下是潘趣。到處不見朱迪的影子，不過有潘趣就可以了。幽靈般的陰影中，潘趣的黑眼睛朝我看過來，讓我的心沉入可怕的沮喪中。我把玩偶勾出來。地板上留下的一條灰痕讓我厭惡不已。留下痕跡的物體是真實的，是有分量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我把潘趣和其他東西一起放在小廚房外的多功能櫥櫃裡。它們一直待在裡面。我本來不確定它們會固定地待在一個地方，事實證明，它們會的。
我媽曾告訴我，要是一個男人擦完屁股之後發現廁紙上有血，他的反應應該是接下來的三十天在黑暗中拉屎，同時祈禱萬事無恙。她用這個例子向我解釋她心目中男性哲學的基石：忽視問題，也許問題會自己消失。
我忽視那些在房間裡發現的東西，我祈禱萬事無恙，形勢便真的有了一點好轉。我很少再聽到櫥櫃裡的低語聲，除非是在深夜，儘管我越來越多地到外面去做研究工作。到十一月中旬時，我已經是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裡度過大部分時間了。管理員們肯定都熟悉我拿著蘋果筆記本的身影了。
然後有一天，就在復活節前夕，我走出大樓時恰巧碰到了葆拉·羅伯遜進來，那位我通過按動空調重啟鍵拯救於危難的美婦人。
我事先絕對沒有預謀——如果有時間思考，我想我絕對不會說一個字兒——卻脫口而出，問她可不可以請她吃午飯，並向她諮詢一些事情。
「事實上，」我說，「我遇到了一些麻煩。或許你可以按下我的重啟鍵。」
我們站在大廳裡。帕德羅坐在角落裡看《郵報》——同時傾聽我們說的每一個字，對此我毫不懷疑。對他來說，這棟大樓裡的住戶是世界上最精彩的白日劇集——她回應了我一個愉悅而緊張的微笑。「我想我欠你一頓飯，」她說，「不過……你知道我結婚了，對不對？」
「是的。」我回答，沒有指出她伸出左手跟我握手，根本不可能不注意到她的戒指。
她點點頭。「嗯，你一定好幾次看到我和我先生在一起，不過當時空調故障的時候他在歐洲，現在他也在歐洲。他叫愛德華。兩年來，他在歐洲的時間比在這裡長，儘管我並不喜歡這樣，可我不管怎麼說都是個結了婚的女人。」接著，彷彿是又想到了什麼，她補充了一句，「愛德華是做進出口生意的。」
我過去是從事保險的，可是，有一天公司爆炸了，我想對她說。不過最後，我還是說了句聽上去神志正常的。
「我並不想找人約會，羅伯遜太太。」我也同樣不渴望與她以名字相稱。她眼中一閃而過的是失望嗎？認真地說，我認為是的。但至少，這句話可以說服她，我仍然是安全的。
她把雙手放在臀部，裝作一副生氣的樣子。也許她的氣憤比我想象中真誠。「那麼你想要什麼？」
「只是有人能聽我說說話。我試著找心理醫生，但他們都太……忙了。」
「所有的？」
「似乎是。」
「要是你的性生活有問題，或是有衝動在城裡亂晃謀殺穆斯林，我可不願意知道。」
「不是那種事情。我保證，不會讓你臉紅。」這句話的意思並不完全等同於我保證不會嚇到你或你不會認為我是個瘋子。「只是吃頓午飯，給我些建議。我的請求就這麼多。怎麼樣？」
這番話如此有說服力，連我自己都驚訝甚至是震驚了。若是提前盤算了這次對話，說不定倒會搞砸。我猜她有些好奇，而她能聽出我話裡的真誠則是肯定的。說不定她會推斷：假如我真的是四處尋花問柳的那種男人，八月去修空調和她獨處一室時就會試探了，天知道那時候她的丈夫是在法國還是德國。還有，我不知道她在我臉上看出了多少絕望。
不管怎麼樣，她總算是答應星期五和我在街角的唐納德烤肉店共進午餐了。在曼哈頓的所有餐廳中，唐納德烤肉店是最不浪漫的了——好食物、熒光燈，還有會直接請你吃快點的侍者。她的姿態像是在償還許久之前、差不多已經忘記的一筆債。意識到這一點對我的男性自尊沒有什麼好處，不過我能接受。中午可以，她說，要是我在大廳裡碰到她，我們可以一起走過去。我告訴她我沒意見。
當晚，我過得還不錯，上床後幾乎立刻就睡著了，也沒有夢到手貼著大腿從燃燒的大樓上墜落的索尼婭·迪米亞克，她就像詩裡那位尋找水域的空中小姐。
第二天，沿著第八十六街走向餐廳時，我問葆拉，聽到訊息時她在哪兒。
「舊金山，」她回答，「在洛丁酒店裡睡得正沉，愛德華睡在我旁邊，像往常一樣呼嚕震天。預定我九月十二號回家，愛德華去洛杉磯開會。當時，酒店拉響了火警警報。」
「你們肯定被嚇壞了吧。」
「是的，儘管我當時的第一反應不是火災而是地震。然後，喇叭裡沒有實體的聲音告訴我們，酒店並沒有起火，被大火重創的是紐約。」
「耶穌啊。」
「在一個陌生房間的床上聽到那樣的訊息……聽到它從天花板上傳來，就像上帝的聲音……」她搖搖頭。她緊緊抿著嘴唇，幾乎看不見唇彩。「非常可怕。我能理解人們要立刻將那樣的訊息傳播出去的心情，可就是無法諒解洛丁酒店的做法。我想我以後不會再住那家酒店了。」
「你先生去開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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