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常常自相矛盾，一旦你不再竭力回憶它們，一旦你對它們不理不睬，它們便會常常不請自來。卡曼就是這麼說的。我告訴他，我從來沒有去竭力回憶事故發生的經過。我說有些事情還是忘了為好。
或許吧，可那也不重要。卡曼就是這麼說的。
我叫埃德加·弗里曼特，以前也是建築業響噹噹的角色。那是在明尼蘇達州，我曾經有過的生活。在我曾經有過的生活中，我是個貨真價實的美國孩子發奮成功的典型，歷盡千辛萬苦才一步步出人頭地。對我而言，一切都如我所願。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市繁榮時，弗里曼特公司也興旺。行情不順時，我從來不勉為其難。不過，我憑直覺辦事，大多數事情的結果還算不錯。到我五十歲時，我和帕姆擁有的資產已經達到了四千萬美元左右。我們仍然相親相愛。雖然我有時也會看一眼別的女人，但我從來沒有花心。在我們那黃金歲月結束的時候，我們的一個女兒進了布朗大學，另一個女兒參加海外交流專案，在國外教書。就在出事前，我和妻子正計劃去那裡看望她。
我在一個建築工地遭遇了橫禍，情況就是這樣。我當時正開著我的皮卡車。我右邊的顱骨碎了，肋骨斷了，右髖骨粉碎性骨折。雖說我的右眼保住了百分之六十的視力（天晴的時候要高一些），我卻失去了整個右臂。
大家都以為我保不住這條命，但我硬是活了下來。大家都以為我會變成一個植物人，一個深度昏迷的廢物，可這也沒有發生。我甦醒過來時腦子裡一片混亂，不過最糟糕的時刻終於過去了。而等這一切過去時，我妻子也已投入了別人的懷抱。她已經重新嫁人，對方是開保齡球館的。我的大女兒喜歡那傢伙，小女兒覺得他是個喜歡自慰的傢伙。我妻子說她會來看我的。
也許會，也許不會。卡曼是這麼說的。
我剛才說我腦子裡一片混亂，那是因為我起初記不得誰是誰，想不起究竟發生了什麼，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渾身痛得這麼厲害。我現在已經不記得那種疼痛到了什麼程度，有多厲害。我只知道那是一種難以承受的痛苦，不過這種說法似乎學究味太濃，就像《國家地理》雜誌上刊登的一幅高山的照片。只可惜當時我沒有學究味，當時的感覺更像在爬山。
或許最難受的是頭痛。總也停不下來。我的額頭裡面總是像午夜時分世界上最大的鐘錶店，裡面時鐘滴滴答答地響個不停。由於我的右眼毀了，我總是隔著一層血紅的薄膜打量著周圍的世界，而我幾乎不知道世界是什麼樣的。我總是想不起名字和名稱。我記得有一天帕姆在我的病房裡——我當時還在住院，還沒有進療養所——她就站在我的床邊。我知道她是誰，可讓我生氣的是明明角落裡就有可以坐在上面的那玩意兒而她卻站著。
「把那朋友拉過來，」我說，「坐到那朋友上。」
「你在說什麼，埃德加？」她問。
「那個朋友，那個夥計！」我嚷了起來，「把那該死的夥計拉過來，你這沒用的婊子！」我的頭痛得簡直要我的命。她開始流淚。我最恨她流淚。她憑什麼要哭，又不是她被困在床上，只能隔著一層紅色的霧靄去看周圍的一切。又不是她像猴子一樣被困在籠子裡。我突然想起來了。「把那好朋友搬過來，看在上帝分上，坐下來！」這是我那完全亂了套、完全毀了的腦子能想起來的最接近「椅子」的說法。
我無時無刻不在發火。醫院裡有兩名年紀較大的護士，我叫她們自慰一號和自慰二號，就像她們是某一本黃色蘇斯博士故事書裡的人物一樣。還有一個志願給護士做助手的小姑娘，我叫她「菱形尿不溼」。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過這個名字含有一絲淫穢色彩，至少我覺得是的。稍稍有了點力氣後，我就開始揍人。我刺傷了帕姆兩次，第一次成功了，只可惜扎向她的是一把塑膠餐刀。她的前臂還是縫了幾針，而我那天則被綁在了床上。
對於我的前半輩子，有一件事我記得最清楚。有天下午天特別熱，我在那費用昂貴的療養院康復的日子快要結束了。空調壞了，我被困在床上，電視上正在播放一部肥皂劇，我的腦子裡有一千隻鈴鐺在響，疼痛像撥火棒一樣炙烤著我的右半身，右臂斷了的地方在發癢，失去的右手指彷彿仍在抽搐。床邊的嗎啡注射器發出空洞的嘣的一聲，表明你一時半刻別想再得到嗎啡。一個護士闖進了我的紅色視野裡，一個生靈進來觀看關在籠子裡的猴子。她問：「你夫人來看你了，你可以見她嗎？」我說：「除非她帶了把槍來幹掉我。」
你以為那種疼痛不會消失，可它卻真的消失了。他們把我送回了家，我視線中的紅色薄膜漸漸消退，這時卡曼來了。卡曼是心理學家，專門從事催眠療法。他教了我幾招，讓我學會控制斷臂處幽靈般的疼痛和瘙癢。他還給我帶來了瑞芭。
「這並不是大家認可的控制怒火的心理療法。」卡曼博士說，不過我覺得他很可能是在騙我，目的是讓瑞芭顯得更加可愛。他要我給她起一個可恨的名字，於是我用一位姨媽的名字來叫她。我小時候每次沒有把蔬菜吃完時，這位姨媽都會掐我的手指。可是，得到她還沒有兩天，我就忘記了她的名字。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而每一個男孩的名字都讓我變得更加狂躁：蘭德爾、羅素、魯道爾夫，甚至還有該死的鳳凰河。
帕姆端著我的午餐走了進來，我可以看出她在竭力剋制，不讓自己發作。不過，就算我一時忘記了那個讓我發洩怒火的毛茸茸的金髮娃娃的名字，我也沒有忘記我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如何運用它。
「帕姆，」我說，「請給我五分鐘的時間，讓我控制住自己。我能做到。」
「你肯定——」
「是的，你他媽的只管從這裡滾出去，再往臉上撲點粉。我能做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可我只能那麼說——我能做到。我想不起來那該死的布娃娃的名字，卻能記得我能做到。在我的另一半生活中，療養院這部分的事情記得非常清楚。就算我知道我在那場瓢潑大雨中毀了，真的毀了，徹底地毀了，我還是不停地說著我能做到。
「我能做到。」我說，於是她一言不發地走了出去，手中仍然端著盤子，杯子和碟子相碰時發出咔嗒的響聲。
她出去後，我將那布娃娃舉到我的面前，使勁盯著它那雙愚蠢的藍眼睛，將拇指塞進了它那愚蠢的癟肚子裡。「你叫什麼，你這臉蛋像蝙蝠的婊子？」我衝著它吼道。我絕對沒有料到帕姆正和值白班的護士一起通過廚房的對講機偷聽。不過，即使對講機沒有壞，她們站在門外也能聽到我的吼聲。我那天的聲音特別大。
我使勁搖晃著布娃娃，它的腦袋前後晃盪著，愚蠢的頭髮在空中飛舞，那雙藍色的卡通眼睛似乎在說：「噢哦，你這討厭的男人！」
「你叫什麼名字，婊子？你叫什麼名字，臭婊子？你叫什麼名字，你這廉價的塑膠廢物？告訴我你叫什麼，不然我就殺了你！告訴我你叫什麼，不然我就殺了你！告訴我你叫什麼，不然我就摳出你的眼睛，挖掉你的鼻子，剝掉你的——」
我的腦子突然短路了，這種情況四年後的現在仍然會發生，只是遠不像當初那麼頻繁。我在那一刻又回到了自己的小皮卡車上，身旁放著我的蘋果筆記本，舊不鏽鋼午餐盒就放在副駕駛座前的腳坑中，書寫夾板靠在上面發出嗒嗒嗒的響聲。我相信我不是美國仍然工作的百萬富翁中唯一一個帶午餐盒的，我估計至少會有幾十個。收音機裡傳出了一個女人幾近狂熱的喊聲「是紅的！」只有三個字，但三個字已經足夠了。這是一首歌，描寫一個窮女人將自己的漂亮女兒當做妓女驅趕了出去，歌名叫《幻想》，演唱者是瑞芭·麥克英泰爾。
我將布娃娃摟在懷裡。「你叫瑞芭，瑞芭—瑞芭—瑞芭，我永遠不會再忘記了。」雖然我後來還是忘記過，但我再也沒有生過氣。沒有。我像摟著一位小情人那樣將她摟在懷裡，閉上眼睛，想象著在事故中變成一堆廢鐵的皮卡車。我想象著不鏽鋼的午餐盒與書寫板上的鐵夾子相互碰撞時發出的響聲，想象著收音機裡再次傳出那個女人的聲音，帶著福音傳道者般的狂熱：「是紅的！」
卡曼博士說這是一個突破。我妻子似乎根本不像卡曼博士那麼樂觀，她親吻我臉頰時完全是在例行公事。大約兩個月後，她告訴我她想離婚。
這時，要麼是疼痛已經大大減輕，要麼是我的腦子在處理這種事時已經進行了至關重要的調整。我雖然還會經歷頭痛，但次數少多了，而且很少像原來那麼厲害。儘管我每天仍然急不可待地等著他們五點鐘給我注射維柯丁，八點鐘注射奧施康定——如果不注射這兩樣東西，我幾乎無法拄著那副加拿大產的鮮紅的柺杖一瘸一拐地行走——但我那重新修復的髖骨正開始癒合。
「康復女王」卡迪·格林每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來家裡。每次開始她的特殊治療之前，她會給我多打一針維柯丁，但每次以屈腿訓練結束康復鍛鍊時，我的叫喊聲會在整個屋子裡迴盪。我們的地下娛樂室被改成了治療室，裡面有個熱水浴缸，而且設計得可以讓我自己進出。經過兩個月的理療後——差不多是那場意外事故發生六個月後——我晚上開始進浴缸去泡一會兒。卡迪說每天到地下室去鍛鍊一兩個小時可以釋放內啡肽，我可以睡得更香。我不懂內啡肽是什麼，但我的睡眠確實有所改進。
有天晚上，正當我在地下室鍛鍊時，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妻子下樓來告訴我，她要和我離婚。
我正做著仰臥起坐，立刻停了下來望著她。我坐在一塊小地毯上，她站在最下面一級臺階上，謹慎地與我保持著距離。我本可以問她是否當真，可地下室裡安裝的熒光燈非常亮，我不必再開口問她。再說了，我也覺得女人在自己的丈夫死裡逃生六個月後是不會拿這種事開玩笑的。我本可以問她為什麼，但我已經知道了答案。我可以看到她手臂上那塊白色的小傷疤，那還是我住院時用塑膠餐刀扎傷的，而那還只是眾多原因中最微不足道的。我想起自己不久前曾要她滾出去，往臉上撲點粉。我想要她再考慮考慮，但我心頭的無名之火再次油然而生。在那些日子裡，卡曼博士所說的不恰當的怒火常常突然出現，而我當時的感受似乎也的確並不那麼恰當。
我當時正好脫了上衣，右臂還剩下大約十釐米，耷拉在肩膀下。我將剩下的這截胳膊揮向她——胳膊上只剩下一部分肌肉，我能做到的只是將它抖了抖。「這就是我，」我說，「在向你表示我對你的鄙視。如果那就是你的感受，立刻給我從這裡滾出去。滾出去，你這拋家棄夫的瓢子。」
淚珠已經開始從她的臉頰上滾落下來，但她還想擠出一絲笑容。「婊子，埃德加，」她說，「你是想說婊子。」
「我就是那意思。」我說，繼續做起了仰臥起坐。失去一條胳膊後，做仰臥起坐真是極大的折磨，我的身體總是想朝斷臂方向傾倒、旋轉。「我要告訴你的是，換作是我，我不會離開你。我不會離開你。我會繼續與你同甘共苦，陪伴你經歷人生的風風雨雨。」
「這是不一樣的，」她說，任由眼淚從她臉上滾落下來。「這是不一樣的，你也知道。如果我發火，我不可能把你掰成兩半。」
「我現在只有一條胳膊，要想把你掰成兩半也不容易。」我說，加快了仰臥起坐的頻率。
「你用刀紮了我。」彷彿這就是最重要的理由。
「那只是把塑膠餐刀，我當時腦子都快瘋了。‘埃德加用一把塑膠刀捅了我，再見了，這殘酷的世界。’你大概到死都會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上。」
「你差一點把我掐死。」她的聲音低得我幾乎聽不見。
我停了下來，目瞪口呆地望著她。「我差一點掐死你？我從來沒有掐過你！」
「我知道你不記得了，可那是真的。」
「閉嘴，」我說，「你是想離婚，那就離好了。別在這裡假惺惺地流鱷魚。你給我滾。」
她走到樓梯頂上後關上了門，沒有再回頭看我一眼。她走了之後我才意識到我其實想說「鱷魚的眼淚」，別在這裡假惺惺地流鱷魚眼淚。
哦，算了。反正也差不多，足以引發一場大戰。卡曼是這麼說的。結果從家裡搬出去的卻是我。
除了從前的帕梅拉·古斯塔夫松之外，在我的另一半生活中，我從來沒有過其他性伴侶。不過，我的確有一位會計，而且我也很信任他。我帶著幾樣所需的東西離開了我們位於蒙多塔高地的家，搬到了我們在三十多公里外法倫湖畔的小別墅裡，而幫我搬家的正是這位會計湯姆·賴利。湯姆離過兩次婚，為我目前的處境感到萬分擔憂。「你現在這種狀況不能不要那房子，」他說，「除非法官把你趕出去。這就像在加時賽中放棄自己的得分優勢一樣。」
「康復女皇」卡迪·格林雖然只離過一次婚，但在這一點上卻和湯姆的看法完全一致。她認為我搬出去住真是瘋了。她穿著緊身連衣褲，交叉著腿，坐在別墅臨湖一邊的遊廊上，握著我的腳，怒氣衝衝地望著我。
「什麼，僅僅因為你在連自己名字都差一點想不起來的時候用一把塑膠刀捅了她一下？發生意外創傷後情緒反常或者短時間失去記憶是常有的事。看在上帝分上，你有三塊硬膜下虛腫！」
「你能肯定不是血腫嗎？」我問她。
「見鬼，」她說，「只要找一個好律師，你就可以讓她為做出這種沒骨氣的事付出代價。」幾縷頭髮從她那蓋世太保式的馬尾辮上耷拉了下來，她將頭髮從額頭上捋開。「她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埃德加，你給我好好聽著，這一切根本不是你的錯。」
「她說我想掐死她。」
「如果真是那樣，被一個只剩下一條胳膊的病人掐住脖子肯定是不舒服。好了，埃德加，讓她付出代價。我相信我這是在管閒事，但我不在乎。她真不該這樣做。讓她付出代價。」
我搬到法倫湖畔後不久，兩個女兒一起來看我——都成大姑娘了。她們帶來了一個野餐食品籃，我們坐在散發著松木清香的遊廊上，一面望著湖水一面吃著三明治。勞動節已過，大多數遊艇都已收了起來，等待著來年。籃子裡還有一瓶葡萄酒，但我只喝了一點點。除了止痛藥外，另一樣讓我受不了的便是酒精，只要一杯酒就能把我放倒。兩個女兒——兩個成年女人——分著喝完了那瓶酒，然後變得隨意起來。自從我與那輛大吊車發生那場不幸的爭執並且後果惡劣以來，這是梅琳達第二次從法國回來。她問我是不是所有五十多歲的成年人都有這種令人不快的退化階段，還問我她將來是否也會這樣。她妹妹伊瑟靠著我，開始流淚，問我為什麼不能像從前那樣，為什麼我們——指她母親和我——不能像從前那樣。
梅琳達的怨氣和伊瑟的眼淚雖說無法令我開心，但至少是真誠的。和她們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了那麼多年，看著她們長大成人，我當然知道她們的這些反應是真實的。我熟悉她們的反應，就像我熟悉伊瑟下巴上的那顆痣，熟悉梅琳達兩眼之間那條隱約可見的垂直皺紋一樣——那條皺紋將來會加深，變成她母親臉上那樣的皺紋。
梅琳達問我有什麼打算，我說我不知道。這話也沒有說錯。我好不容易才下定決心了結自己的生命，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那麼做，那也絕對要顯得像一個意外。我可不願意讓這兩個孩子在剛剛開始自己的生活時揹負著父親自殺所帶給她們的負疚感；我也不願意讓那個女人有一種沉重的負疚感，因為她畢竟曾和我一起躺在床上共同分享過奶昔，兩個人赤條條地躺在那裡，歡笑著，聽著組合音響傳出的塑膠洋子樂隊的曲子。
等到她們徹底發洩完——按照卡曼的說法，等到她們完全徹底地交流了感情之後——一切慢慢平靜了下來，在我的記憶中那個下午過得還真是很愉快。伊瑟在抽屜裡找到一本舊相簿，我們便一起看那些照片，一起回憶從前的歲月。我記得我們還開心地笑了一兩次，不過我對另一半生活的記憶並非完全可靠。卡曼說只要一提起從前的事，我們都會做一些手腳。
或許是，或許不是。
說到卡曼，下一位造訪法倫別墅的恰好是他。那大概是三天後的事，也許是六天後。就像車禍發生後那幾個月裡我的其他記憶一樣，我的時間感亂成了一鍋粥。我沒有請他來，我有幫助我康復的女虐待狂，根本用不著他。
雖說他肯定不到四十歲，贊德·卡曼走路的時候卻一副老態龍鍾的樣子，即便坐下來也是一直氣喘吁吁。他那雙眼睛透過厚瓶底似的眼鏡窺視著周圍的世界，肚子大得像一個巨型梨子。他個子很高，長相具有非洲裔美國人的典型特點，臉上那彷彿雕刻出來的五官大得讓人覺得不真實。那雙時刻睜得老大的眼珠，那隻像船艏一樣高聳在外的鼻子，還有那雙圖騰似的嘴唇，都讓人驚歎不已。卡曼穿著從男士服裝店買來的西裝，那副尊容簡直像個微不足道的小神。他也像五十歲前必然會突發致命心臟病或中風的最佳人選。
我問他是否來點咖啡或者來瓶可樂，他謝絕了，說他馬上就走，然後又像要反駁自己的話一樣將公文包放在了沙發旁。他一屁股坐到沙發上，沙發立刻深深地陷了下去（而且一直在往下陷，我不由得開始為沙發的彈簧感到擔心）。他望著我，輕輕喘著氣。
「什麼風把你吹來了？」我問他。
「哦，卡迪說你打算了結自己，」他說，那若無其事的口吻彷彿在說卡迪說你打算搞一個露天招待會，還會請大家吃剛出鍋的甜甜圈。「此話當真？」
我張開嘴，然後又閉上。我十歲那年，在奧克萊爾一家雜貨店裡從轉盤書架上拿了一本漫畫書，將它塞進牛仔褲裡，再把t恤衫拉出來遮住那裡。就在我自以為很聰明，慢慢向店門口走去時，一個營業員抓住了我的胳膊，然後用另一隻手撩起我的t恤衫，露出我藏在那裡的寶貝漫畫書。「這本書怎麼到了那裡？」她問我。在此後的四十年裡，我再也沒有遇到過讓我啞口無言、回答不上來的一個簡單問題。
最後——早過了任何答案會讓人相信的時間——我說：「這太荒唐了。我不知道她怎麼會有這種念頭？」
「沒有？」
「沒有。你真的不來一瓶可樂？」
「謝謝，我不要。」
我站起身，走進廚房，從冰箱裡拿出一瓶可樂。我將瓶子塞在那條斷胳膊和前胸之間——可以做到，但很痛，我不知道大家在電影中都看到過什麼情節，但是斷了的肋骨會痛很久——然後用左手擰開了瓶蓋。我本來就是左撇子。我慢慢回過神來，正像卡曼所說的「緩兵之計」。
「我很驚訝，你居然會把她的話當真，」我回到客廳後說，「卡迪是個很不錯的理療師，但絕對不是精神分析家。」我停了停，然後坐了下來。「說實在的，你也不是，至少從專業的角度來說你不是。」
卡曼將一隻手窩在耳朵後——他那耳朵大得像書桌的抽屜。「我是不是聽到……有老鼠磨牙的聲音？還真是的！」
「你在說什麼？」
「這是中世紀一個人的辯解站不住腳時發出的那種迷人的聲音。」他想衝我擠眉弄眼來表達他的譏諷，可他那張臉實在是太大了，結果他的譏諷充其量只是滑稽可笑。不過，我還是聽懂了他的意思。「說到卡迪·格林，你的評價沒錯。她知道什麼呢？她只知道幫助別人康復，截癱病人，四肢癱瘓病人，像你這種車禍造成的截肢病人，以及從腦部創傷中恢復過來的病人——比方說你。整整十五年了，卡迪·格林一直幹著這項工作，有機會目睹上千名肢殘病人沉湎於對一去不復返的往事的回憶中，因此她怎麼可能看出自殺前的抑鬱跡象呢？」
我坐到沙發對面那張高低不平的安樂椅上，身子向左傾側，竭力照顧我那破碎的髖骨。然後，我默默地怒視著他。這就是麻煩所在。無論我把自殺過程設計得多麼巧妙，還是會有麻煩，而卡迪·格林更是大麻煩。
他向前探過身子……不過就他那腰圍，最多也就是向前湊了十釐米。「你得等待。」他說。
我目瞪口呆地望著他。我怎麼也沒有料到他會說出這種話來。
他點點頭：「你感到很意外。我就是那意思。我不是基督徒，更不是天主教徒，所以在自殺這個問題上，我非常開明。不過我相信人總得有責任感，所以我要告訴你這一點：如果你現在自殺……或者六個月後自殺……你妻子和女兒都會知道的。就算你安排得再巧妙，她們還是會知道的。」
「我不——」
「為你承保的那家公司——我相信你的保險額一定是筆大數字——他們也會知道的。他們可能無法證明……可他們一定會竭盡全力去調查。不管你認為你的孩子對人們的議論準備得多充分，流言飛語還是會嚴重傷害她們。」
梅琳達倒是全副武裝，可伊瑟就完全不同了。
「他們最終會證明一切的。」他那寬闊的肩膀聳了聳，「我不敢妄加猜測那意味著多少遺產稅，但我知道那會將你終身積累的財富抹掉很大一塊。」
我根本沒有考慮錢的問題。我在想著保險公司僱來的一群調查人員圍著我設下的圈套不停地嗅著，試圖推翻理賠的結論。我突然放聲大笑起來。
卡曼坐在那裡望著我，那雙黑色的大手放在木頭門擋似的膝蓋上，臉上帶著那種「這種事我見得多了」的微笑，只是他的臉太大，即使是微笑也不一般。他等我笑完後才問我有什麼好笑的。
「你是在告訴我，我太有錢，捨不得結果自己的生命。」我說。
「我是在告訴你不要那麼急。我對你的病情有一種強烈的直覺——正是這種直覺驅使我把那個布娃娃送給了你，還讓你給它取一個名字……你給它取了什麼名字？」
我一時忘記了，但隨即想了起來，是紅的！我把自己給那個供我洩怒用的金髮娃娃取的名字告訴了他。
他點點頭：「不錯。正是這種直覺驅使我把瑞芭送給了你。我對你病情的直覺是，時間會慢慢撫慰你。時間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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