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空白的表面開始畫。不一定非得是紙或油畫布，但我感覺以白色為宜。我們稱其為「白色」，因為需要那麼一個詞，其實，它真正的名字是「一無所有」。黑色是指「光明的缺失」，但白色是指「記憶的缺失」，白色是無法記憶的顏色。
我們如何牢記怎樣去牢記？這個問題，自從我到了杜馬島後就經常問自己，往往是在黎明前夕，仰頭望著無光無明的夜，記起不在身邊的友人。黎明前的幾小時裡，我會思索有關地平線的問題。你必須設定地平線。你必須在白色上有所標註。你大概會說，那是再簡單不過的一筆了，可任何重塑世界的動作都是英勇之舉。我已經信了。
假想，有一個小女孩，比嬰孩大不了多少。差不多九十年前，她從馬車上墜落，腦袋撞在了石頭上，忘記了一切。不僅是她的名字，而是，一切！後來又有一天，她想起了什麼，那足以讓她拿起鉛筆，在白紙上描下猶猶豫豫的第一筆。地平線，沒錯。同樣，也是一條縫隙，讓黑色湧入。
繼續假想，那隻小手抬起鉛筆……猶疑……然後落筆於白色。假想那種勇氣吧，重構世界的第一次努力便是將其畫下。我會永遠愛那個小女孩，不管她已讓我付出了多少。我必須愛。我沒有選擇。
畫都是有魔力的，你恐怕已經知道了。
一我的上輩子
1
我的名字是埃德加·弗里曼特，曾經是建築承包業界的大人物。那是在明尼蘇達州，在我的上輩子裡。我是從懷爾曼那兒學到「上輩子」之說的。我很想把懷爾曼的事兒告訴你，但還是讓我們先了解明尼蘇達州的那部分吧。
要說的是：我的光輝歷程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美國男子漢之路。先進了一家公司站穩了腳跟，等到節節攀升到了頭，我就辭職了，開始自己創業。離開那家公司時，老闆嘲笑我，說我不出一年就會破產。我猜想，每當有精明強幹的年輕員工自立門戶時，大多數老闆都會這麼說。
我呢，萬事順利。當明尼阿波利斯的聖保羅一帶繁榮起來時，弗里曼特公司也興旺發達了。時局蕭條時，我從不逞強，一向謹慎從事。但我確實會在直覺上押寶，大多數時候，直覺都會幫到我。到了五十歲時，我和帕姆的身家值四千萬美元。而且，我倆感情甚篤，多年不渝。我們有兩個女兒，等我們的黃金歲月到頭時，伊瑟在布朗大學，梅琳達在法國教書，那是她身為外國交換生的一個兼職。出事的時候，我和太太正計劃去法國看看她。
我在某處施工現場遭遇了意外。事情倒是很簡單：敞篷小貨車和十二層樓高的起重機親密接觸時，輸的永遠是小貨車，哪怕是會鈴聲大作的道奇公羊也沒轍。我的右側顱骨僅是開裂之傷。左側狠狠撞上公羊的車門支柱，導致三處骨折。也可能是五處。我的記憶力比傷後好多了，但相比於受傷之前仍有天壤之別。
醫生說，我受到的腦損傷叫做「對沖傷」，通常會比衝擊傷帶來更深遠的傷害。我的肋骨斷了，右臀粉碎性骨折，雖說右眼的七成視力保住了（要是天氣好，還能看得更清楚），卻永遠失去了右臂。
我本會送命的，但我活了下來。理論上，對沖傷會引發精神性損傷症狀，一開始確實是，但慢慢消退了。差不多算消退了。等我的精神有所好轉時，太太卻走了，那可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完全全地走了。我們結婚有整整二十五年，但你也知道常言說：天有不測風雲。我想，那也不要緊，走了就走了吧，了結就了結吧。有時候，完結是好事情。
我所說的精神性損傷是指一開始認不出別人是誰——甚至不認得我太太——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就是弄不明白，為什麼我會那麼疼。現在，四年後的我已記不得那種疼痛的實感了。我知道自己在忍、在熬，那是能把人撕裂、把人疼死的痛，但現在說來好像只需動動口舌。當時的痛可不是口頭說說的。當時就像身處地獄，卻不明白自己怎麼會下了地獄。
你先是怕死，然後怕自己死不掉。這是懷爾曼說的，他一定是知道的；曾身處地獄的他很有發言權。
每時每刻，每一處都在疼。腦袋裡好像總有鍾在敲，敲得我頭痛欲裂；全世界最大的鐘錶行好像開在我的腦殼裡，並永遠關在漆黑深夜裡。由於我的右眼被撞傷了，只能透過一層血膜看世界，而我幾乎不知道身在陰陽何界。所有東西都沒了名字。我記得有那麼一天，帕姆在房間裡——我還在病房裡——她站在我的床邊。我氣急敗壞，因為她本該站在另一邊，另一邊有個像板條的東西，可以把屁股蛋子放上去。
「搬個朋友來，」我說，「坐在朋友上。」
「埃德加，你這是什麼意思？」她問。
「朋友啊，就是夥計唄！」我大喊，「把他媽的夥計拿過來，你個臭婊子！」頭痛得能直接把我幹掉，而她哭了起來。我討厭她哭哭啼啼的。她根本沒理由哭，她又不是關在籠子裡的倒霉鬼，她又不需要隔著模糊的血紅色看世界。籠子裡的猴子不是她。接著，我的火氣躥上來了。「把小夥子拿過來，病倒！」我在亂成一團的腦瓜裡找不到椅子，朋友算是最挨近的一個詞兒了。
我無時無刻不在發火。照顧我的有兩個老護士，我稱其為「老菜皮一號」和「老菜皮二號」，好像她們都是色情片《蘇斯大夫》裡的角色。還有個志願者擔當護士助理，我叫她「菱形尿不溼」——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叫，但這暱稱同樣有性聯想。至少，我有。等我有點兒力氣了，就開始攻擊別人。有兩次，我企圖刺傷帕姆，其中有一次得手，儘管用的只是一把塑膠餐刀，但她的小臂上還是要縫幾針。還有好幾次，他們必須把我捆牢在床上。
關於我的上輩子，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在昂貴的康復病房裡快待足一個月時，有天下午很燥熱，昂貴的空調機壞掉了，我被捆在床上，電視裡在放肥皂劇，腦袋裡有成千上萬只午夜大鐘在敲，右側身體疼得火燒火燎，消失不見的右臂癢得很，消失不見的右手手指在抽搐，複方羥氫可待因止痛劑隔一陣子要停用一會兒（我不知道是多久，計算時間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一個護士從血紅視野裡浮上來，又一個湊到籠子前看猴子的生物，她說：「你想現在見你太太嗎？」我答：「除非她帶把槍來崩了我。」
你不會相信那種蝕骨的痛會消退，但它真的會。接著，他們把你運送回家，再用肌體復原的那套把戲製造的痛苦代替原先的疼痛。血紅色開始從我的視野淡化。有個專攻催眠療法的心理學家向我露了兩手，教我如何處置幻覺中的疼痛、癢死人的失去的右臂。那就是卡曼。也是卡曼給我帶來了瑞芭。當我跌跌撞撞走出上輩子、走進我現在居住的杜馬島時，我只帶了寥寥可數的家當，瑞芭就是其一。
卡曼醫生說：「在制怒心理療程中，這是不允許的。」其實，我懷疑他在此事上說了謊，只是為了讓瑞芭對我更有吸引力。他告訴我，我必須給她一個充滿恨意的名字，於是，雖然她長得酷似露西·裡卡多，但我想起了小時候只要看到我沒把胡蘿蔔吃光就擰我手指頭的瑞芭姑媽。擁有她還不到兩天工夫，我就把這名字忘了。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每一個都會讓我更憤怒：蘭道爾，羅素，魯道夫，他媽的鳳凰河。
那時候我已經回家住了。帕姆端著早餐進來時，準是看到了我的表情，因為我聽得出她剋制的語氣，她不想讓自己爆發。不過，就算我記不起心理醫生給我的紅色布片制怒娃娃叫什麼名字，我還能記得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使用它。
「帕姆，」我說，「給我五分鐘控制情緒。我辦得到。」
「你肯定——」
「是，就現在，帶著你的肥屁股出去，再往上面撲點粉。我辦得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控制情緒，但理論上我就該那麼說。我記不起那該死的娃娃叫什麼，可「我辦得到」這話還記得清清楚楚。我記得，在那段生活的盡頭，明知辦不到，明知自己被毀了，被加倍地毀了，就像傾盆大雨中的倒霉鬼，可我還口口聲聲不停地說我行、我可以。
「我行的。」我說這話時的表情只有天知道，因為她一聲不吭地退出去了，托盤還在她手裡，可茶杯像在跳踢踏舞般撞出響動。
等她走了，我把玩偶舉到面前，死死看進它愚蠢的藍眼睛裡，與此同時，深深掐進那愚不可及的軟綿綿軀體裡，大拇指幾乎都看不見了。「你叫什麼，蝙蝠臉的小婊子？」我衝著它大吼一聲。我從沒想過，帕姆和日班護士就在廚房裡用內部電話收聽我的一言一行。跟你這麼說吧：就算內部電話不管用，她們隔著門板也照樣聽得到。那天，我嗓子不錯。
我把玩偶前前後後搖個不停。它的腦袋怦然落下，《我愛露西》劇集裡經久不衰的髮式、也就是人造頭髮飛起來。大大的藍色卡通眼珠子好像在說，哦哦哦，你個死男人！活像古老動畫片裡的貝蒂娃娃，你至今還能時不時在有線電視裡看到呢。
「你叫什麼，婊子！叫什麼啊，賤貨！爛布頭騷貨！你到底叫什麼？快說出你的名字！跟我說你叫什麼？再不說我就挖出你的眼珠子，割掉你的鼻子，剝掉你的——」
就在那時，混亂如麻的神智交錯碰撞，直到現在——四年後，我在墨西哥聖路易斯波託西的坦馬祖卡勒小鎮過著埃德加·弗里曼特的第三幕人生戲時——還會時常這麼跳接思路。就在那個瞬間，我好像又坐在了貨車裡，硬夾寫字板和放在副駕座腳墊上的鐵皮午餐盒相碰，嘎啦嘎啦直響（我懷疑自己是唯一帶午飯盒去上班的美國千萬富翁，但你說不定能數出一打來），蘋果電腦放在我身旁的座位上。收音機裡有個女人帶著傳福音者般的激情尖聲高唱，「……紅色的！」只有三個字，但足夠了。那首歌唱的是，有個可憐的女人發現漂亮的女兒當了妓女。歌名叫《異想天開》，演唱者：瑞芭·麥克英泰爾。
「瑞芭，」喃喃自語的我將玩偶攬在懷裡，「你叫瑞芭。瑞芭—瑞芭—瑞芭。我再也不會忘了。」結果還是忘了——隔一星期就忘了——但不再變得如此暴躁。不。我抱著她就像抱著親愛的愛人，閉起眼睛，在車禍中毀於一旦的小貨車也在幻想中重現。我在幻想中看到鐵皮午餐盒和寫字板上的鐵夾子磕磕碰碰，也聽到收音機裡再次傳出那歌聲，以同樣福音歌般的激情高唱道，「紅色的！」
卡曼醫生稱其為突破性進展。他興奮極了。我太太看起來就沒那麼興奮了，落在我臉頰上的吻僅僅出於義務。兩個月後，她就跟我說想離婚。
2
兩個月後，要麼是疼痛減弱了，要麼就是我的心智在處理劇痛時有了長足的進步。頭還會痛，但沒那麼頻繁了，極度的銳痛也少了；天字第一號鐘錶行的午夜狂響也不會一天到晚震盪在我兩耳之間了。五點鐘，我渴望吞下維柯丁止痛藥；八點輪到複方羥氫可待因。我總是迫不及待需要止痛片——只有吞下那些神藥，我才不用撐在亮紅色的加拿大產柺杖上，連蹣跚的力氣都沒有，但不管怎麼說，右臀粉碎的骨頭開始癒合了。
每週一三五，素有「康復女王」之稱的卡迪·格林會到位於夢多塔高地的弗里曼特豪宅來幫我。療程開始前，他們允許我多吃一顆維柯丁，可等療程結束時，我的悽慘喊聲還是響徹大屋上下。我們家地下室裡的娛樂間已被改裝成康復中心，全套裝置一應俱全，還包括無障礙熱水按摩浴池。經過兩個月的折磨，我可以自己下樓去了，利用晚上的時間加倍鍛鍊腿部，並開始嘗試一些腹部康復運動。卡迪說，睡前運動個把小時會催使大腦釋放內啡肽，那樣我就能睡得好些。
那天晚上，我正忙著睡前運動——埃德加在搜尋狡猾的內啡肽呢，我那結髮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太太走下樓來，對我說，她想要離婚。
我停下正在做的事兒——仰臥起坐——盯著她看。當時我坐在一塊瑜伽墊上。她站在樓梯最低的臺階上，然後，萬分慎重地走過地下室。我本可以問她是不是當真，可一排排的日光燈下明亮得很，我沒必要再問了。畢竟，隨便哪個女人的丈夫大難不死，熬了痛苦的六個月，她都不會拿這事兒開玩笑的。我也可以問問她究竟為什麼，但我很清楚答案。我看得到她胳膊上細長的白色刀疤，是我用醫院餐盤裡的塑膠刀劃的，但那只是最不起眼的一條理由。我也想起來，就在不久前，我讓她把屁股挪出去，再往上面撲點粉。我考慮了一下，是否該請她三思而後行？可怒火又騰然而起。那幾個月裡，卡曼醫生稱之為「不合時宜的憤怒」就是我最醜陋不堪的好夥計。不過，哼，當時我的感受根本不像是不合時宜。
襯衫早就脫了。右肩下三英寸半就是我的右臂。我把胳膊扭向她的方位——用僅剩的肌肉所能做出的最大扭動。「瞧這兒，」我說，「送給你的中指。從這兒滾出去，要是你真那麼想就快點滾蛋吧，甩手不幹的臭八子。」
眼淚順著她的臉頰滑落，可她還試著要笑。那麼努力，那麼讓人毛骨悚然。「婊子，埃德加，」她說，「你該說婊子。」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說著，我接著做仰臥起坐。只用一條胳膊做腹肌收縮，簡直難於上青天；要使勁拉動身體，卻老是向一邊歪倒。「我不會離開你，這才是重點。如果是我，我不會離開你。我會在泥巴、鮮血、屎尿和灑得到處都是的啤酒中撐到底。」
「那不一樣。」她說，但沒想去抹一把眼淚。「那不一樣，你明明知道的。如果我大發脾氣，我不可能把你一劈為二。」
「我只有一條胳膊，想把你一劈為二也沒那麼容易。」說著，我加快速度做仰臥起坐。
「你用刀子刺我。」好像那才是重點似的。根本不是，我們倆都知道。
「你說的是一把塑膠小餐刀，那時候我差不多精神錯亂，而你一直到死都會念叨這句話，就當你的墓誌銘吧：‘埃迪用刀子刺我，永別了殘酷的世界。’」
「你還想掐死我。」我幾乎聽不到她這輕聲的呢喃。
我停下腰腹動作，張口結舌地瞪著她。腦袋裡的鐘錶行開始運作了，啷噹、啷噹，敲啊敲。「你說什麼？我想掐死你？我從沒掐過你。」
「我知道你不會記得的，可你掐過我的脖子。而且，你不是以前的你了。」
「哦，得了吧。把新世紀學說那套狗屎留給……那個傢伙……你……」我知道那個詞，也看得到那個詞代表的男人，可話到嘴邊就是想不起來。「那個光頭渾蛋，你在他辦公室裡見他。」
「我的心理醫生。」她說出來了，顯然，這隻會讓我更加惱怒：她擁有那個詞兒，我不，因為她的腦袋沒像果凍一樣被撞得粉碎。
「你想離婚，你可以離婚。全都甩在身後，一走了之，幹嗎不呢？走吧，到別的地方當鱷魚去吧。滾蛋。」
她上了樓梯，頭也沒回地關了門。等她走遠了，我方才反應過來，我想說的其實是「鱷魚的眼淚」，到別的地方顯擺鱷魚的眼淚吧。
唉，好吧。差一丁點，就能開始折騰了。這是懷爾曼說的。
到最後，滾蛋的人是我。
3
除了帕姆，我的上輩子沒有過別的伴侶。埃德加·弗里曼特有四條成功秘訣（歡迎您做筆記）：借款數量決不大於你的智商值的一百倍；決不向初次見面就和你稱兄道弟的人借錢；日頭在天時決不喝酒；選擇的伴侶絕對、絕對不能是她裸身躺在水床上時你卻不想去抱一抱的人。
不過，倒是有個會計師我很信得過，也確實是湯姆·賴利幫我搬了家——所謂搬家，不過是從夢多塔高地帶出稀稀拉拉幾樣東西，再搬進在法倫湖的小房子。湯姆——這個在婚姻遊戲中兩度敗北的衰人——一路上盡擔心我了。「現在的情況好比是決賽關頭，你不能就這麼放棄豪宅呀。除非法官判你滾蛋，你再走也不遲。你怎麼能在主場獲利的決勝局裡棄權呢？」
我才不管什麼主場優勢呢；我只希望他開車時能留神看路。每當迎面而來的車逼近路中線時，我都忍不住縮緊身子。有時候，我好像在負責副駕駛位下的剎車，一驚一乍地繃緊或重踏腳底板。要說讓我親自重握方向盤，怎麼想都覺得不對勁。當然啦，上帝就愛玩兒驚喜。那也是懷爾曼說的。
康復女王卡迪·格林只離過一次婚，但她和湯姆的論調完全一樣。我記得她穿著緊身衣褲盤腿而坐，抓著我的腿，帶著嚴厲而憤慨的神色說道：「你剛過鬼門關，還丟了條胳膊，可你瞧瞧啊，她想逃得遠遠的。就因為你神志不清、幾乎不記得自個兒是誰的時候用醫院裡的塑膠餐刀劃了她一下？打死我也不能理解！難道她不懂嗎，意外損傷後的情緒起伏和短期失憶是普遍現象？」
「她懂的是，她怕我。」我說。
「是嗎？那好，親愛的吉米寶寶，好好聽媽媽說：找個好律師，讓她為如此懦弱無用的表現付出代價。」幾根頭髮從康復中心蓋世太保帽下的馬尾辮裡滑出來，她把頭髮從前額捋到耳邊。「她應該付出代價。好好看我的嘴巴要說什麼：這一切不是你的錯。」
「她說我試圖掐死她。」
「就算真有這事，被單臂傷員掐住喉嚨還真能增加尿褲子的經歷嗎？打起精神來，埃迪，讓她自食其果。我知道自己是護士，不該說這些，但我管不了那麼多。她不該落井下石。」
「我覺得，除了掐她脖子、用餐刀劃她之外，還有別的事情。」
「什麼事？」
「我不記得了。」
「那她怎麼說？」
「她沒說別的。」但帕姆和我在一起那麼多年，即使愛情走到了必須消極接受對方的困境，我認為自己還是很瞭解她的，也相信還有隱情——是的，還有別的什麼事，而那才是她真正避之唯恐不及的。
4
搬到法倫湖後不久，我的兩個女孩過來看我——該說是年輕的女士。她們把野餐用的勞什子都帶來了。我們坐在直通湖水的棧橋長廊，松木味撲鼻而來。我們放眼湖面，小口小口嚼著三明治。那時候已過了勞動節長假，大多數泛舟玩物都靠邊放好，準備來年再用。野餐籃裡還有一瓶紅酒，但我只喝了一點。酒精在我的止痛藥物名單之首，力道最大：一杯啤酒就能把我灌醉。我的女孩們——年輕女士們——把剩下的酒分喝了，結果變得暈暈乎乎。自打我和起重機短兵相接後，梅琳達是第二次從法國回來，她不太高興，還問我，是不是所有成年人到了五十多歲都要來這麼一段讓人不開心的插曲，活像在退化，而她自己到老了是不是也會如此？妹妹伊瑟靠著我開始哭，追問為什麼會到這個地步，為什麼我們——指我和她母親——不能像以前那樣相親相愛。梅琳達說，現在不是伊瑟展示寶寶專利行為的好時機，後者向她豎了豎中指。我笑了。我忍不住要笑。然後我們仨都笑起來。
梅琳達發脾氣，伊瑟哭哭啼啼，都不讓人開心，但她們很誠實，對我來說，那就像伊瑟臉頰上的小胎記、梅琳達眉宇間直直的皺眉紋一樣是我所熟悉的。現在她的皺眉紋還很淡，隨著時間流逝，一定會變成一道深深的溝紋。
梅琳達問我接下去打算怎麼辦，我說我不知道。我不想終結自己的生命，差得遠呢，但我知道假如真有此意，我一定會製造出意外事件的假象。我不會把這兩位年輕女士拋下，讓她們尚在生命伊始的燦爛年華就揹負父親自殺身亡留下的悔恨。同樣，我也不會把負疚的重擔壓在那個女人的心頭，那個曾和我裸身躺在床上笑著、聽著音響裡放《塑膠洋子樂隊》、分享同一杯奶昔的女人。
等她們傾訴了心聲——用卡曼醫生的話來說：完全而徹底地交換彼此感受——留在我回憶中的便是：我們共度一整個愉快下午，翻看老相簿，追憶往昔。我想我們又大笑了好幾次，但有關那段生命的記憶都不太可信。懷爾曼說，一旦開始回憶，我們都會耍老千。
伊瑟希望我們一起出去下館子，可梅琳達必須趕在公共圖書館關門前去見朋友，我說我不想一瘸一拐地到別處去；我想讀幾頁約翰·山德福德的新小說，然後就去睡覺。她們和我吻別後——兩人和好，又成好友了——便走了。
兩分鐘後，伊瑟又回來了。「我對琳說我忘了拿鑰匙。」她說。
「我估計你沒忘。」我說。
「是沒忘。爸爸，你有沒有傷害過媽媽？我是說，現在？故意的？」
我搖搖頭，但這種表態沒法讓她滿意。我能看出來，因為她就那麼站在原地，直勾勾看進我眼睛裡去。「不，」我說，「從沒有過。我曾——」
「你曾經什麼，爸？」
「我是說，一開始我是想劃傷我自己的胳膊，但突然之間……顯然那是個壞主意。我從未故意傷害她。伊瑟，別再提那事兒了。」
「那她為什麼還怕你？」
「我想……因為我殘疾了。」
她猛地衝進我懷裡，力道大得差點兒把我倆都撞倒在沙發上。「哦，爸爸，我真抱歉。這一切實在太可惡了。」
我撫了撫她的秀髮，「我知道，但你要記住——也不會更糟糕了。」那不是事實，但只要我夠小心，伊瑟永遠不會知道這句話只是個善意的謊言。
車道上傳來鳴笛一聲。
「去吧，」我親了親她沾滿淚水的臉頰，「你姐姐等急了。」
她抽了抽鼻子，「她又不是第一次著急。你不會過度止痛吧，嗯？」
「不會的。」
「有什麼需要就打電話給我，爸爸，我會搭頭班飛機趕過來。」
她會的。所以我不會給她打電話。
「說定了。」我在她另一邊臉蛋上又親一下，「把這個吻捎給你姐姐。」
她點點頭，出去了。我在沙發裡坐下，閉上眼睛。眼睛背後，那些鍾一直在敲啊敲啊敲。
5
下一位訪客是卡曼，給我瑞芭的心理醫生。我沒有邀請過他。我已經有了卡迪，專攻康復術的施虐女狂人，感謝老天爺。
卡曼顯然只有四十出頭，走起路來卻像個老人，一坐下來還會氣喘吁吁，透過玳瑁架的超大眼鏡片端詳世界，視線還要刻意越過巨大的肚腩。他的個子非常高，還是個非常黑的黑人，五官體形都大得缺乏真實感。他那雙瞪著人的圓圓大大的眼珠子、船頭雕像般宏偉突出的大鼻子、圖騰畫裡的厚嘴唇，統統能讓人心生崇拜之意。亞歷山大·卡曼活像擠在人類倉庫裡的縮小版的神，也像是五十歲生日前因心臟病或中風而亡的不二人選。
我要給他拿點飲料，他謝絕了，說不會久留，接著把手提箱放在沙發旁，好像反證剛才的話並不作數。他陷進沙發墊的海綿裡，好像深及五（越陷越深——我很擔心那玩意兒的彈簧斷掉），看著我，並開始喘氣。
「什麼風把你吹這兒來了？」我問。
「哦，卡迪跟我說，你打算把自個兒崩了。」他說這話的口氣，儼然像在說卡迪跟我說你要開個草坪派對，kk牌甜甜圈無限量供應。「真有其事，還是謠言？」
我欲言又止。以前也有這麼一次，在我十歲的時候。我是在奧克萊爾長大的。有次我在藥店的螺旋書架上拿了本漫畫書，塞在牛仔褲腰裡，再放下t恤蓋住它。就在我慢吞吞走出門時，一個精明的店員發現我衣服下有拱起，一把拽住了我的胳膊，另一隻手掀起我的t恤，我非法所得的寶藏便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她問我：「書怎麼跑這兒來了？」之後整整四十多年，我再沒有被簡單的提問噎得張口結舌過，直到現在。
最終——顯然超出了回答所需要的斟酌時限——我說，「真荒唐，我不知道她打哪兒聽來這種說法。」
「不是嗎？」
「不是。你真的不想來罐可樂嗎？」
「謝了，我不需要。」
我站起來，從廚房冰箱裡取出一罐可樂。我把可樂緊緊夾在斷肢和胸膛之間——可以辦得到，但會有點疼，我不知道你們在電影裡會看到什麼，但斷裂的肋骨要疼上很長一段時間——再用左手扳開蓋子。我是個左撇子。懷爾曼會說，悠著點，朋友。
「我倒驚訝你把她的話挺當一回事兒，」我走回客廳，一邊說，「卡迪是個體能康復師，可不是精神病醫師。」坐下前，我停了一下，「事實上你也不是，就純學術層面而言。」
卡曼張開一隻巨手罩在書桌抽屜大小的耳朵後，「我是不是聽到……難聽的噪音？我肯定聽到了！」
「你在說什麼？」
「是某人被觸怒後自我防禦時的富有魅力的原始喊叫。」他假裝嘲諷地眨眨眼，但那張龐大的臉孔讓這機靈的表情無計可施；他只能演好滑稽戲。無論如何，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至於卡迪·格林，你說得對，她能知道什麼呢？她整天就和截肢患者、四肢癱瘓患者、像你這樣的因意外事故而殘廢的人，還有——同樣像你這樣的——腦部損傷後的康復病人打交道。卡迪幹這行已經十五年了，她有的是機會看一千個殘疾人追憶逝去的往昔，哪怕一秒都喚不回來，所以她才很可能辨認出抑鬱自殺的前兆。」
我坐在軟綿綿的安樂椅裡，正對著沙發，慍怒地看著他。麻煩來了。人不可貌相啊，卡迪。
他向前欠了欠身……當然，考慮到他的腰身，頂多也就挪幾英寸。「你必須等待。」他說。
我目瞪口呆地對著他。
他點點頭，「你吃了一驚。是的。但我不是個基督徒，更別提天主教了，在自殺的問題上我的思想很開明。同樣，我也信仰責任，我知道你也是，那就讓我告訴你：要是你現在殺了自己……甚至自此過後六個月內……你太太和女兒們都會知道的。不管你幹得多麼乾淨漂亮，她們一定會知道你是自殺的。」
「我沒想……」
他揚了揚手，「還有你的人壽保險公司——賠償金可是一大筆數字喲，我肯定，他們也會輕而易舉知道你是自殺。他們或許找不到證據，但一定會使勁找，不遺餘力。從他們那兒會傳出各色各樣的謠言，最終傷及你的女兒們，不管你以為她們對此事的心理防線有多堅強，都將不堪一擊。」
梅琳達很堅強，但伊瑟就不同了。梅琳達發起火來，就會把伊瑟稱為「發育受阻的典型案例」，但我不認為是這樣。伊瑟只是太溫順了。
「到最後，他們一定能找到證據。」卡曼聳了聳過分寬厚的雄偉雙肩，「要付多少遺產稅我算不出來，但可以肯定的是，你一生積蓄的一大半將被一筆勾銷。」
我壓根兒沒想過錢的事兒。可現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一隊保險公司調查員的身影，他們到處嗅著我的蹤跡。突然間，我笑開了。
卡曼把深褐色的大手攤在制門器似的膝頭，露出一絲狡黠的微笑看著我，好像在說「蛛絲馬跡我都門兒清」。只不過，微笑到了他那張大臉盤上也毫無微笑可言。他讓我笑了個夠，然後問我什麼事兒那麼好笑。
「你是說我太富了，所以不該自殺。」我說。
「我是說，埃德加，現在不行，我要說的就是這一點。我還要給你個建議，儘管有悖於我的實踐經驗，但在你這個案例上，我有強烈的直覺——和讓我給你玩偶的直覺是同一類的。我建議你試試地理療法。」
「什麼療法？」
「地理療法是一種康復模式，戒酒患者在後期經常使用。換個地方生活，他們希望能有個嶄新的開始。重新開局。」
彷彿有什麼閃現了一下。雖不想稱之為希望，但我確實有所觸動。
「不太管用，」卡曼繼續說，「就像某個無名氏老酒鬼說的至理名言，‘你把渾蛋送上波士頓的飛機，在西雅圖下飛機的還是個渾蛋’。酒鬼的禍就是酒鬼的福，可惜大徹大悟者寥寥無幾。」
「那我還有什麼希望？」我問。
「你的希望在遠處。我的建議是，揀個離這兒很遠很遠的地方，然後動身。考慮到你有萬貫家產、婚姻告急，其實你很有優勢。」
「去多久？」
「起碼一年。」他看著我，眼神高深莫測。他的大臉最擅長適宜蝕刻在法老墓穴裡的表情，我覺得霍華德·卡特也會考慮使用。「等一年過去，埃德加，要是你想對自己下手，看在上帝——哦，不，看在你女兒們的分兒上——千萬要幹得漂亮點。」
深深陷下去的他好像已經和沙發合二為一了，現在開始掙扎著把自己拖出來。我上前一步想幫他，他擺擺手謝絕了。好不容易，他總算站直了，比先前更兇猛地喘大氣，拾起了他的手提箱。他從六英尺半的高度俯視我，那雙醒目的大眼球連同發黃的角膜被眼鏡片放得更大了，眼鏡度數可真深啊。
「埃德加，有什麼事兒能讓你開心嗎？」
我就字面意思（似乎也是唯一不含潛臺詞的意思）想了想，說：「我以前會素描。」事實上，還不止素描，但好歹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其後的歲月裡，別的事起起落落：婚姻，創業。現在這兩樣都不在了，或者說，正在消失。
「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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