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版方不知道，我的編輯德布拉·溫斯托克不知道，我的經紀人哈羅德·奧布洛夫斯基不知道。弗蘭克·阿倫也不知道。只是，有好幾次，我很想跟他說。就當我是你老哥，好嗎？我這是在幫喬，不是你。那一天他回去前跟我說過這句話。他在緬因州南部的桑福德市開印刷廠，日子多半都很孤獨。我從沒想過要跟他說這樣的事，也從沒說出口過——至少不是他心裡想的那一種原始的「救命啊！」——但我大概每隔一兩個禮拜就會跟他通一次電話。男人間的私房話，各位也知道——怎樣啊？還不錯，就是冷得發紫。是啊，這裡也是。弄得到「熊人」隊的票，就到波士頓來玩吧。可能明年，現在忙得緊哪。是啊，我知道你那情況，再見啦，邁克。好，弗蘭克，你那小弟弟要顧好。都是男人家的私房話。
我敢說他有一兩次問過我是不是在寫新書，我想我回答的是——
哎，還用說嗎——我撒謊，好吧？但這小謊一遍遍印得如此之深，弄得現在連我自己都會跟自己這麼說了。反正他就是會問，我每次都答，對啊，是在寫新書，還挺順的，不賴。其實，我不只一次想跟他說，我現在寫不到兩段，大腦和身體就開始打結——心跳先是快一倍，之後再快一倍，然後開始氣喘如牛、心臟亂跳，眼睛像是要蹦出來掛在臉上，感覺像有幽閉恐懼症的人困在往下沉的潛水艇裡面一樣。情況就這樣，謝謝關心。只是我從沒講過。我從不跟人求救的；我沒辦法跟人求救。我想這我先前就說過了。
以我自認不公正的立場來看，凡是功成名就的小說家——就算只是小有成就——真的算是找到了搞創作最好的一條明路。誠然，現在的人買cd比買書多，看電影比看書多，看電視就多更多了；但若論創作力的曲線，卻是小說家走的比較長。這可能是因為會讀書的人，都比非文學類藝術的迷哥迷姐們要聰明一點吧，記憶力自然也就略長一點。像演《警網雙雄》的大衛·索爾，誰知道他現在人在何方？那個罕見的白人饒舌歌手「香草冰淇淋」不也一樣？但是一九九四年時，赫爾曼·沃克、詹姆斯·米切納、諾曼·梅勒等人，卻都還在讀者的視野中，談著恐龍時代老掉牙的往事。
阿瑟·黑利那時正在寫一本新書（謠傳啦，但不管怎樣，後來是真有新作問世）。托馬斯·哈里森時隔七年才又寫下後續的萊克特小說，但其仍成為暢銷書。塞林格雖然近四十年無聲無息，但在英語文學的課堂上和咖啡屋的非正式文學社團裡，依然是熱門的話題。讀書人的忠誠度，是其他創作型別的藝迷比不上的。也正因為如此，許多作家就算江郎才盡，還是可以靠著慣性運動過活，憑著封面臚列的舊作發威，就可以把新作硬推上暢銷榜單。
至於出版社所要的回報，尤其是小說一齣版準賣得出去五十萬本精裝本加一百萬本平裝本的作家，也簡單得很：一年出一本。這個啊，紐約那邊的「買辦」都認定是最好的做法。每隔十二個月出一本三百八十頁線裝或膠裝小說，有頭，有中，有尾，有金西·米爾霍恩或凱·斯卡爾佩塔這樣的角色貫串最好，但沒有也無妨。讀者喜歡看連續出現的角色，因為那就像回到親人的懷抱一樣。
若是一年出不到一本書，出版社在你身上的投資就不划算了，你的業務經理幫你延期支付信用卡賬單的能力也會受限，你的經紀人也可能沒辦法準時付錢給他的「遜客」了。還不止，時間拖得久，肯定讓你折損掉一些書迷。這是沒辦法的事。只是，你的書若出得太密，也會有讀者說：「呸！這傢伙我要戒一陣子才行，讀起來像雞肋。」
我跟各位說這些，是要讓各位瞭解：我怎麼可能有四年的時間把我的電腦當作世上最貴的拼字板來玩也沒人起過疑心。寫作障礙？什麼寫作障礙？誰會得那個臭毛病？誰會朝這方面去想？邁克·努南每年秋天都有一本懸疑小說問世，準得跟鍾一樣，正好讓各位可以在炎夏過後來一場閱讀饗宴。哦，還有，別忘了聖誕佳節即將來臨，各位的親朋好友可能也都愛讀努南的書，到博得書店就可以用七折買到，很便宜哦！
這秘訣很簡單，我也不是美國通俗小說作家裡面唯一知道它的人——若傳聞說得沒錯的話，丹妮爾·斯蒂爾（只提一個就好）用這「努南秘方」就有好幾十年了。所以各位知道了吧，雖然我從一九八四年的《二就是雙》開始就一年出一本書，但這十年裡，我有四年是一年寫兩本，一本交付出版，另一本就找個老鼠洞藏起來。
我不記得我跟喬說過這件事。由於她也從沒問過，所以我猜想她應該理解我為什麼會這麼做：以備不時之需嘛。但當時我想的不時之需，可跟寫作障礙完全無關。那時我寫得可帶勁著哪！
到了一九九五年二月，在我寫砸了至少兩個好點子後（我那靈光一閃的「有了！」從沒停過，只是，全給我自動跑成亂轉的一團混沌），明擺在眼前的事實讓我再也沒辦法否認了：我碰上了凡是作家都怕的事——老年痴呆或嚴重中風不算。只是，我還有四個硬紙箱裡放著稿子，就藏在忠聯銀行的大保險箱裡。四個紙箱上面，寫的分別是《承諾》《威脅》《達西》《巔峰》。約莫就在情人節那時候，我的經紀人打電話給我，有一點緊張但不嚴重——一般來說，我會在一月份把最新力作交到他手裡，現在已經過了二月中，這下子他們得要趕工才能把該年度的邁克·努南新作適時推出，趕上一年一度的聖誕節購物潮。一切還順利吧？
我這次終於有了機會可以老實招認：離順利還差十萬八千里！只是，人在公園大道225號的哈羅德·奧布洛夫斯基先生不是你能跟他說這種話的人。他是很好的經紀人，出版界有人愛也有人恨（有些還愛恨交加），但他對晴天霹靂般打下來的壞訊息，還有其實很混沌、滑溜的作品生產線一直適應不良。我若老實招來，他準會嚇得魂飛魄散，一骨碌跳上到德里的飛機，要來替我進行創作力口對口人工呼吸，不把我從創作失能的恍惚狀態拽出來誓不罷休。不行！哈羅德最好給我好好待在那邊！乖乖待在他三十八層樓高的辦公室裡頭，好好欣賞他的狗屁東區美景吧。
所以我跟他說，真巧，哈羅德，你挑中了我寫完新書的第一天打電話來，真有你的，你看看。我叫聯邦快遞給你送過去，明天你就收到了。哈羅德鄭重跟我表示，這沒什麼巧不巧的，他對他旗下的作家都有心靈感應，接著恭喜一聲，就掛掉電話。兩小時後，我收到他送來的一束花——肉麻、圓滑得不得了，和他戴的「吉米好萊塢」式領帶有得比。
我先把花放進餐廳，這餐廳在喬死後我就很少去，然後出門到忠聯銀行。我用我的鑰匙，銀行經理用他的鑰匙，很快就讓我捧著《從巔峰直墜而下》到聯邦快遞去了。我會挑這本才剛寫成的書，是因為它正好放在保險箱最靠外面的地方，沒別的原因。這本書預定十一月出版，正好趕上聖誕節的大采購。我把書獻給過世的愛妻，約翰娜。書在出版後，爬上《紐約時報》暢銷榜的第十一名。皆大歡喜。連我也歡喜。因為，此後會開始漸入佳境，對不對？從沒聽過有誰得的是不治的寫作障礙，對不對（呃——哈珀·李例外）？我該做的只是放鬆一下，和歌舞團女郎對大主教說的一樣。謝天謝地，我一直是勤奮的松鼠，懂得多藏一些果子。
隔年，我再帶著《威脅之舉》開車往聯邦快遞去的時候，依然樂觀不減。這本是一九九一年秋天寫成的，也是喬很偏愛的幾本之一。一九九七年三月，我帶著《達西的求愛者》，冒著雨雪交加的壞天氣開車去寄稿子時，樂觀已經略有一點消減。只是，每當有人問起我寫得怎麼樣了（「最近在寫什麼大作嗎？」——大部分的人好像覺得這問題不這樣子措辭就根本別問），我都回答還好，不錯，對啊，寫了不少本啦。這幾句從我嘴裡吐出來跟吃喝拉撒一樣自然。
哈羅德讀完《達西》後，認為這是我寫得最好的一本，不僅會上暢銷榜，也會登上純文學的大雅之堂。所以，我趁這機會試探了一下，跟他說我想封筆一年。他一聽，馬上丟出我最恨的問題：你還好吧？好啊，我跟他說，好得不得了，只是想放鬆一陣子。
接著就是哈羅德·奧布洛夫斯基招牌的「無聲勝有聲」，意思是：你這個超級大渾蛋，但是，他又那麼喜歡你這個人，所以，只好暫時閉嘴，想一下要怎樣用最委婉的說法來跟你說。這是妙招沒錯，但六年前就已經被我識破了。其實，應該說是被喬識破。「他只是在裝好心，」她說，「他這個人其實就像以前‘黑色電影’裡的警探，自己閉嘴，就等你先出錯，然後，你自己就全部從實招來了。」
而這一次換我閉嘴——不過就是把話筒從右耳換到左耳，在書桌前的椅子上略朝後靠一下罷了。在這同時，我的目光落在我放在電腦上的一張相框裡的照片——「莎拉笑」，我們在舊怨湖邊的木屋。我像是有不知多久沒去那裡了，一時間心裡著實納悶怎麼會變成這情況。
接著，哈羅德的聲音又傳到了我耳中——刻意安撫的小心口氣，像精神正常的人以為有個瘋子一時突發奇想，因此要想辦法勸他別做傻事。「這樣可能不太好，邁克——在你事業的這個階段，不太好。」
「這是什麼階段！」我說，「我最風光的時候是在一九九一年，在那之後，我的書的銷量既沒往上走也沒往下掉。我這是在停滯期，哈羅德。」
「對，」他說，「作家一般走到了這種持平的穩定期，銷量也只有兩條路線可以走——一條是維持，一條是走下坡。」
所以，我算是走下坡了，我想說出來……但我沒有。我不想讓哈羅德知道我這次的麻煩有多大，或我的處境有多危險；我不想讓他知道我現在已經有心悸的症狀——對，這可是實事陳述句——我每次開啟電腦的文書處理軟體，一看到空空的螢幕和一閃一閃的游標，就會心悸。
「哦，」我說，「好，資訊收悉。」
「你真的沒事？」
「我那本書讀起來像有問題嗎，哈羅德？」
「啊呀，沒有，那個故事棒極了。你最好的一本，我跟你說啊，真是好看，絕對很有他媽的文學價值。索爾·貝婁如果也寫浪漫懸疑小說，文筆也大概就是這樣。只是……你接下來的一本不會有問題吧？我知道你一直很想喬。唉，我們誰不——」
「沒問題，」我說，「一點問題也沒有。」
接下來又是好長一陣子沒聲音，我硬憋著不先說話。最後，哈羅德開了口：「格里沙姆可以封筆一年，克蘭西可以封筆一年，托馬斯·哈里森呢，封筆好一陣子正是他神秘的所在。只是你目前的地位，絕對沒有頂尖的那一批人好，邁克。在下面的作家每一個都要和五個人競爭。你也知道他們是誰——唉，他們一年裡有三個月都在當你的鄰居啊。有人往上走，像帕特里夏·康韋爾的前兩本書就在往上爬；有的人則是往下掉；有的人持平，像你。若湯姆·克蘭西要封筆五年，之後再讓傑克·萊恩重出江湖，絕對還是聲勢不減，沒人會有異議。但若換你封筆五年，可能就根本沒辦法東山再起了。所以，我建議——」
「有花堪折直須折。」
「你還真是我肚子裡的蛔蟲。」
我們又聊了一會兒，就互道再見。我坐在書桌前的座椅上朝後再多靠一點——差一點就要朝後翻過去——看著我們在緬因州西部的度假別墅。「莎拉笑」，聽起像白髮蒼蒼的「霍爾奧茲」唱的老民歌。說真的，我沒喬那麼喜歡那地方，但差距也只有一點點。所以，我為什麼要躲著不去呢？比爾·迪安會替我們照顧那地方。每年春天都替我們把防風板拿下來，到了秋天再放回去；每年秋天都替我們把水管排幹，到了春天再檢檢視是不是還可以用。他幫我們檢查發電機，注意維修的籤條是不是到期了；一過陣亡將士紀念日，就去幫我們把浮臺拉到我們那一塊小海灘外五十碼的地方固定好。
一九九六年初夏，比爾幫我們清過煙囪，雖然木屋的壁爐有兩年沒升過火。我按季付錢給他，那邊替人看房子習慣這樣收錢。比爾·迪安是世居新英格蘭不知多少代的人，只把我給的支票兌現入賬，從不過問我為什麼再也不到那木屋去。喬死後，我只去過那裡兩三次，從不過夜。幸好比爾這人不會多問，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我甚至不太想得起「莎拉笑」那地方，直到和哈羅德聊過這一次。
想到哈羅德，我把視線從照片移開，回到電話上去。想想看，若我跟他說，是啊，就算我走下坡那又怎樣？世界末日嗎？拜託，我又沒老婆孩子要養——我老婆死在藥店的停車場；你若想知道的話（搞不好你還不想知道），我們兩個想得要命也等了那麼多年的孩子，跟著她一起走了。我這人又不渴望出名——要是隻上得了《紐約時報》暢銷榜下半截的作家也算有名的話——晚上睡覺也不會做把書賣進讀書俱樂部的春秋大夢。所以，幹嗎呢？我幹嗎煩這些事？
但這最後一句話，我倒是有答案。因為，跟他講這樣的話，感覺像是棄械投降。已經沒了妻子，又沒有工作，我就成了廢物一個，獨居在一棟已經付清錢的大房子裡，成天啥也不做，只在午飯時玩一玩報紙上的填字遊戲。
於是我硬著頭皮繼續過我濫竽充數的作家生涯。我把「莎拉笑」丟到腦後（或者說，我腦子裡不想去那裡的一部分硬把那地方給深埋了起來），在德里又過了一個汗流浹背、悽悽惶惶的夏季。我在我的蘋果筆記型電腦上面裝了字謎程式，開始搞我自己的字謎版本。我加入我們那邊的「基督教青年會」任臨時董事。替沃特維爾的夏季藝術節大賽當評審。替地方的遊民收容所拍一系列的公益電視廣告；這一處收容所搖搖欲墜，快要倒閉了。甚至還在收容所的理事會打過工（有一次在收容所理事會的公開會議上，一個女人說我是墮落者的益友。我回答她，「謝啦，正中下懷。」引來一陣如雷掌聲，可惜我到現在都還沒搞懂那掌聲所為何來）。我試過幾次一對一的心理諮詢，五次過後就放棄了，因為那位諮詢師自己的問題似乎比我還嚴重。我贊助了一個亞洲小女孩，還加入社團玩保齡球。
有時，我還是會寫寫看，但每次一試，我的身體就會馬上鎖死。有一次，我想擠出一兩句來（管它怎樣的句子都好，只要是我大腦剛出爐的新鮮句子就行），卻落得捧著字紙簍大吐特吐，吐到整個人像要沒命一樣……到最後只能從書桌和電腦旁邊逃開，四肢著地，拖著身體在厚厚的地毯上爬，等爬到了房間的另一頭，才覺得好過一點。我扭頭還看得到電腦螢幕，但就是沒辦法朝它靠過去。後來我是閉著眼睛摸到電腦前面去關機的。
那年夏末的那一陣子，我想起丹尼森·卡維爾的次數愈來愈多。他就是居中幫我和哈羅德牽線的那位教過我創意寫作的老師，給《二即是雙》的評語明褒實貶。卡維爾說過一句話，我永遠忘不了。他說這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家兼詩人托馬斯·哈代說的。或許哈代的確說過，但我從沒找到過出處。《巴氏常見引用語辭典》裡面沒有，哈代的傳記裡面也沒有——我在出《從巔峰直墜而下》和《威脅之舉》的空當，讀過哈代的傳記。我覺得這可能是卡維爾自己編出來的，偽託在哈代名下，以提高分量。但這一招，老實說我自己也常用，不好意思。
不管怎樣，在我的生理出現驚慌反應，大腦凍結成冰，也就是在我和可怕的鎖死感覺奮鬥的時候，我想起那句話的次數愈來愈多。那句話似乎說中了我心底的絕望，道破了我愈來愈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再提筆寫作的彷徨（真慘，「帶把的安德魯斯」竟然被寫作障礙打敗）。而且，那句話也像在跟我說：不管我下怎樣的功夫去改善我的狀況，就算有效，也屬徒勞。
依悲觀的老丹尼森·卡維爾的說法，懷抱創作理想的小說家一定要從一開始就看清楚這件事：小說創作的目標，永遠非他所能企及；小說創作這件事，純屬徒勞無功。「在大地上真正行走過、投下過身影的人，就算再愚笨不過，」據稱哈代說過，「小說裡刻畫得精彩絕倫的角色一經比對，也不過像是一袋白骨。」這句話我懂。因為，在那一陣無止無休、支離破碎的日子裡，我的感覺就像：一袋白骨。
昨晚我又夢迴曼德雷。
我從沒讀過還有哪一本英語小說開場的第一句話，比這一句還要更悽美，更蕩氣迴腸。而一九九七年秋到一九九八年冬這期間，我會不時回想起這句話，不是沒有理由。我夢到的當然不是曼德雷，而是「莎拉笑」。喬有時叫那座木屋「迷藏屋」。這樣子叫它我覺得還不錯，因為那地方深居緬因州西部的樹林裡，連小鎮也不算，不過是一塊還沒劃歸行政區的小地方，在緬因州的地圖上只標作tr-90。
我做的那一連串夢的最後一場，是噩夢。但直到那一天，那些夢都還有超現實的簡潔感。每一次做夢時，我就會醒來想要開啟臥室的燈。我首先要確定，現實裡我到底是在什麼地方，才敢再次入睡。各位也知道風雨將來之前的感覺：萬物屏息不動，顏色變得特別鮮明，像發高燒時看東西的感覺一樣。我冬天夢到的「莎拉笑」就是這樣，而且每一次都留下並非不適的感覺。昨晚我又夢迴曼德雷，有時我心裡會這樣想；有時我會躺在床上，開著燈，聽著屋外的風聲，眼睛在臥室幽暗的角落裡逡巡，心想那呂蓓卡·德溫特並不是淹死在海灣，而是淹死在舊怨湖裡。她沉入湖裡，嘴裡不住咕嘟冒泡，身軀逐漸癱軟，怪異的黑色眼眸漲滿了水，湖面的潛鳥在日暮的幽光中幽幽長鳴，對此完全無動於衷。有時，我會從床上起來，喝一杯水。有時，我在確定自己的確實所在之後，就關掉燈，翻個身再回去睡。
白天我倒是絕少想起「莎拉笑」。要過相當久的一段時間，我才會想到這還真的要有事情很不對勁，才會讓一個人在醒著跟睡著的時候有這麼大的差別。
而我想，我當時會做那樣的夢，跟哈羅德·奧布洛夫斯基一九九七年十月打來的一通電話有關。哈羅德打電話來，明裡是要恭喜我《達西的求愛者》即將出版；這本小說不只是好看得要命，還包含了不少發人深省的東西。但我私下猜想，他要講的至少還有一樣別的——哈羅德這個人一向如此——而我猜得沒錯。他前天和德布拉·溫斯托克吃過飯，就是負責我作品的那位編輯。兩人談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出書計劃。
「看起來有一點擠，」他說，這「擠」指的是一九九八年的秋季書單，尤其是「小說類」。「多出來幾本意外的產品。迪安·昆茲——」
「我還以為他都在一月出書。」我說。
「是這樣沒錯。但德布拉聽說他這一本可能要延遲，他要多加一點東西進去。還有哈羅德·羅賓斯，他的《掠食者》——」
「大事喲。」
「羅賓斯的書迷都還在啊，邁克，都還在。你自己不也說過不止一次，小說家的創作曲線是很長的。」
「嗯哼。」我把話筒換到另一邊的耳朵，坐在椅子裡面再往後靠一點。這時，我就一眼瞥見了書桌上的「莎拉笑」照片。那一晚，我會再到「莎拉笑」一趟，在夢裡去，而且還會待得更久、更靠近一點。講電話時我自己並不知道。那時我知道的只是：我滿心巴望這狗屁哈羅德·奧布洛夫斯基別囉嗦了快講重點。
「我覺得你好像不太耐煩，邁克老弟，」哈羅德說，「我是在你正忙的時候打來的嗎？你正在寫稿子嗎？」
「今天的份才剛寫完，」我說，「只是在想午餐。」
「那我速戰速決，」他跟我保證，「你就忍著我一點吧，這很重要。明年秋天會多出五個我們想都沒想到的作家也要出書：肯·福萊特，據說他那一本會是他繼《針眼》後最好的一本……貝爾瓦·普萊恩……約翰·傑克斯……」
作者「斯蒂芬·金」的其他小說
《守夜》《閃靈》《一個殺手的自白》《撒冷鎮》《杜馬島》《亞特蘭蒂斯之心》《麗賽的故事》《布萊澤》《它》《日落之後》《重生》《局外人》《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