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紅衫男子》寫到近結尾時，忽然停筆，沒一口氣把它寫完。那時，德里鎮班頓街的那一棟愛德華式老房子還要再兩年才會是我們的，但我們已經買下了「莎拉笑」，就是舊怨湖邊的那棟木屋（那時木屋的裝潢跟後來絕對沒得比，喬的工作室也還沒蓋，不過，還是不錯）。所以，當時我們是住在那裡的。
我從打字機前（我還在用那臺ibm老式打字機）起身，走進廚房。那是九月中的時節，度假的人大部分都已經走了，湖上潛鳥的叫聲美得無法言喻。太陽已經下山，湖面變成一汪平靜、清涼的火盤。這是我記憶裡最鮮明的幾段之一，鮮明到我有時還會覺得自己可以一腳走回去，把記憶重新活過一次。屆時，有什麼事我會有不同的做法呢？我有時還是會想這個問題。
那天傍晚，我已經先把一瓶「泰廷爵」香檳和兩個香檳杯冰在冰箱裡了。所以，我取出香檳和杯子，放在一個錫托盤上面。這托盤我們一般拿來放水罐，把冰紅茶或「果樂」從廚房送到小碼頭去。我捧著托盤，朝起居室走去。
約翰娜那時正窩在她那張又老又破的安樂椅上讀書（那晚她讀的不是毛姆，而是威廉·鄧布洛，她最喜歡的當代作家之一）。「唔，」她抬起眼來，記下暫停的地方。「香檳！什麼大事？」各位也明白，她說得好像什麼事也不知道。
「完啦，」我說，「我的書寫完了。」
「哦，」她笑了，在我彎下腰把托盤捧到她面前時，拿起一杯香檳，「那就好了嘛，對不對？」
我現在知道這儀式的根本——就是真的有用、有法力的那一部分，像滿嘴咕噥、不知所云的咒語裡終究有一個字是真有魔法的——就在這句話上面。在這當口，我們大概都會喝一杯香檳，之後，她也大概都會跟著我進書房把另一件事做完，但也不是每次都這樣。
有一次，她死前五年吧，她在愛爾蘭和一位女性朋友一起旅行。那時我又寫完了一本書。那一回，我就自己喝香檳慶祝，自己把最後一句寫完（那時我已經改用蘋果電腦；這電腦能做的事有千百樣，只是敝人我獨沽一味），而且睡得相當好呢！不過，我還是打電話到她和她朋友布琳待的小旅館，跟她說我要完工了，聽她說我打電話給她要聽的話——那幾個字躥進愛爾蘭那邊的一條電話線，送到微波傳送器，再像祈禱一般上傳到太空的某顆衛星，由衛星下傳到我的耳朵裡：「嗯，那就好了嘛，對不對？」
開始有這習慣，我說過了，是我寫第二本書的時候。那一次，我們兩個喝完一杯香檳和後來的續杯之後，我就帶著她進書房。我那臺青綠色的打字機上面還塞著一張紙。湖面傳來最後一聲潛鳥的長鳴，喚來了夜色。那一聲長鳴，我直到現在還覺得像某個生鏽的東西在風中緩緩搖曳。
「我還以為你說的是你完工了。」她說。
「是完工了，就剩最後一句，」我說，「這一本書雖然不怎麼樣，卻是要獻給你的。所以，最後一句我要你來寫。」
她沒笑，沒反對，也沒感動莫名，只是定定地看著我，看我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我點一點頭；我是說真的。於是她坐進我的椅子。她先前遊過泳，頭髮整個朝後梳，箍在一條白色的塑膠髮圈裡，還是溼的，比平常的紅色還要再暗上兩分。我輕撫她的頭髮，摸起來像潮溼的絲綢。
「分段縮行？」她問得很嚴肅，很像速記學校畢業的女生準備記下大老闆的口述。
「不用，」我說，「接著前面就好。」然後，我把我在倒香檳前就已經放在腦子裡的那句話講了出來。「他把鏈子從她頭上套下去，兩人一起走下樓梯，朝停車子的地方走去。」
她打完這一句後，看了一下，再抬眼看我，等我說出下一句。「就這樣，」我說，「我看你可以把‘完’打上去了。」
喬敲了兩下「回車」鍵，把定位的托架移到中央，在文章的最後面打下「完」這一個字。ibm「信使」（我最喜歡的字型）乖乖踏著舞步，吐出一個個字母。
「他從她頭上套下去的鏈子是什麼鏈子？」她問我。
「你把書讀完就知道了。」
她坐在我書桌的椅子上面，我站在她旁邊。這時，她要把臉湊近到她想要湊近的地方，位置正好。她一開口，嘴唇就靠上了我最敏感的部位。我們兩個之間，就只隔著一件純棉短褲，僅此而已。
「有的是辦法要你告訴我。」她說。「這還用說嗎？」我說。
那天寫完《從巔峰直墜而下》的時候，我還是試了一下習慣的儀式，卻感覺很空洞，只是虛有其名，魔法的質已經不見。這原本就是意料中的事。我這樣做，不是因為迷信，而是因為敬和愛。像是紀念，各位也可以這麼說吧；要不然，就說這才是我為約翰娜辦的真正的告別式，在她入土一個月後，終於辦的告別式。
那一天是九月的倒數第三天，天氣還是很熱——那是我記憶裡最熱的夏末。在為那本書寫最後一句的時候，我心裡想的一直是我好想她……卻也沒因此放慢速度。還不只這樣：那時的德里其實相當熱，熱到我常只穿一條平腳短褲在寫作，但我卻從沒想到過要到我們湖邊的木屋去避暑。就好像「莎拉笑」那屋子已經被我從記憶裡抹得一乾二淨。可能是因為我寫完《從巔峰直墜而下》的時候，我終於慢慢接受了現實。這一次，她不是到愛爾蘭去了。
我湖邊木屋的書房很小，但景觀不錯；德里的書房則是長方形的，四壁都是書，沒有窗。那天傍晚，我頭上的吊扇——總共有三臺——都開著，不停撲打又悶又潮的空氣。我身穿短褲、t恤，腳踏塑膠夾趾涼鞋，捧著錫制的可樂托盤，上面擺了一瓶香檳和兩個冰鎮過的玻璃杯，走進了書房。這間像火車車廂似的房間，最裡面那邊的屋簷很斜，我每次從椅子上站起來都得壓低身子，免得一頭撞上去（過去那些年，我也一直都要耐著性子聽喬唸叨，說我怎麼會挑這房間裡最糟的一塊地方工作）。蘋果電腦的螢幕上閃著我剛才輸入的字。
那時，我雖然覺得可能在自討苦吃，又要再熬一場悼亡的傷痛——搞不好還會是最猛烈的一場——但我還是悶著頭，繼續下去……只是，我們的情緒每每都有出人意料的演出，對不對？那一晚，我沒掉淚，也沒哭出聲來。我想，這些在我身上都已經耗到油盡燈枯了吧。剩下的，是很深很深、心痛如絞的失落感——她以前最愛窩在裡面讀書的那張椅子，現在空了；她以前放眼鏡但老是太靠桌沿的那張小桌子，現在空了。
我倒了一杯香檳，等泡泡消失，然後舉起杯子。「完啦，喬。」我坐在撲撲拍打的吊扇下面，跟她說，「那就好了嘛，對不對？」
沒有回應。由後來出的事來看，我想我應該在這裡重複一次——沒有回應。雖然後來我知道了，但那時，我還不知道我在那個看起來空蕩蕩的房間裡，其實不是孤單一人。
我喝完香檳，把玻璃杯放回可樂托盤，再倒一杯。我拿著那杯酒，走到蘋果電腦旁邊，坐到原本該由約翰娜坐的地方——要不是那人人愛戴又普愛世人的上帝，如今這還是她的位置。我沒掉淚，沒哭泣，只是眼睛泛著淚光。螢幕上的字是：
今天不算很糟嘛，她想。她走過草地朝她的車走去，看見擋風玻璃上面夾著一張四四方方的白紙，不禁笑了起來。卡姆·德蘭西這傢伙就是不死心，也容不得別人拒絕，又邀她參加他禮拜四晚上的品酒會。她拿起那張紙，才要撕掉，卻又轉念，把紙條塞進她牛仔褲後面的口袋。
「不分段縮行，」我說，「接著前面就好。」然後，我打下我去拿香檳時就已經放在腦子裡的最後一句話。
世界何其廣大，卡姆·德蘭西的品酒會未嘗不是她開始探索的好開始。
我停下來，看著螢幕上一閃一閃的小游標，淚珠還在我的眼眶裡打轉。我還是要再說一次，那時，我並不覺得有冷冷的東西在我的腳踝邊盤旋，也不覺得有鬼魅的手指在我的頸背上摩挲。我先敲兩下「回車」鍵，再點了一下「居中」圖示，把「完」這個字打在文章最後一行的下面，拿起原該由喬喝的那杯香檳，對著螢幕舉杯致意。
「這一杯酒敬你，寶貝兒，」我說，「希望你能陪在我身邊！我想你想得好苦！」說到這裡，我的聲音抖了抖，但沒嗚咽。我把「泰廷爵」喝完，把最後一句存起來，再把稿子全部用軟盤存好，另外再做一份備份。在這以後，除了日常的筆記、購物清單和支票以外，我四年中沒再寫過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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