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閱完案卷的那天晚上，我沒有睡好，一直在想著那些照片，開始想著特麗薩的，然後是我哥哥的。他們倆被永遠定格成那些可怕的姿勢，又被封存在信封中。我真想回到警察局，偷出那些照片，然後燒掉它們。我不想讓其他人再看到它們。
到了早上，我煮好咖啡後，開啟電腦，撥號進入《落基山新聞》的網路系統，看看有沒有留言。在等待建立連線、驗證密碼的間隙，我吃了好幾把盒子裡的脆穀樂麥片。我的筆記型電腦和印表機一直都放在廚房的桌上，因為我經常一邊吃東西，一邊使用它們。這總比我一邊孤零零地坐在餐桌邊，一邊回想自己已經一個人用餐多少年了要強得多。
我的家很小。在這套一居室的公寓裡，九年來傢俱一點都沒變過。這套房子其實還算不錯，但也沒什麼特別的地方。除了肖恩，我都記不得上一位來這裡造訪的客人是誰。跟女人過夜的時候，我也從不領她們來這兒，反正像這樣的機會也沒多少次。
我想起當初剛搬進來的時候，原本只打算住幾年，然後大概就可以買上一棟房子，結婚或者養條狗，或者有別的什麼安排。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猜，大概是工作的緣故吧，至少我是這麼告訴自己的。我把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工作。公寓裡的每一個房間都放著一堆堆的報紙，上面刊登著我的文章。我喜歡重讀自己的文章，然後儲藏起來。如果我死在家裡，有人進來發現我的屍體，會把我誤認為那些收集癖中的一員——我曾經寫過他們的相關報道，那些傢伙抱著直堆到天花板的報紙和塞滿床墊的現鈔幽幽咽氣。幫我收屍的那些人可不會有耐心撿起一份報紙，讀一讀我的文章。
電腦上只有幾條留言。最近的一條是格雷格·格倫發來的，詢問我的文章進展如何。傳送時間是昨天下午六點半。這個時間真讓我火大。這傢伙星期一早上才委派任務，星期一晚上他就過問進展。當編輯問你「進展如何」，其實就是在說「稿子在哪兒」。
去他的，我想。我發了封簡短的回覆，說我週一一整天都在跟警察打交道，以及我已經相信我哥哥死於自殺。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就可以開始著手調查警察自殺的原因和機率。
螢幕上，再往前的一條資訊來自資料室的勞麗·普萊恩，發信時間是星期一下午四點半。信裡僅僅提到：「律商聯訊資料庫裡發現了有意思的情況，已放到接待臺。」
我回了條訊息，感謝她高效率的搜尋，並告訴她我因意外在博爾德城耽擱了，會盡快趕回去取她的搜尋結果。我猜她對我有意，但我從來沒有給過她工作之外的任何回應。辦公室戀情什麼的，必須得非常謹慎，而且把握十足才行。你要是做出了符合對方預期的進一步行動，會非常開心；但要是你的舉動不是對方想要的，你收到的大概就是一起個人投訴了。所以我的看法是，這種事最好打一開始就徹底迴避。
接下來我瀏覽了美聯社和合眾國際社的電訊，看有沒有刊載什麼有意思的訊息。有一篇報道說一位醫生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家婦科診所外遭到槍擊，一位反墮胎人士被警方拘留，醫生目前並沒有死亡。我複製了一份這篇報道的電子檔，轉存到個人儲存站裡，不過我認為並不需要就這一事件寫點什麼，除非那醫生死去。
門口傳來了敲門聲，我先透過貓眼往外瞧了瞧，才開啟了門。是簡，她住在樓下一層的迴廊對面。她住這兒已經一年了，我們的相識始於她剛搬進來收拾房子，請我幫她搬運幾件傢俱。當我告訴她我是個記者時，她壓根不知道這行當是做什麼的，還很欽佩我。我們一起看過兩次電影，吃過一次飯，在吉斯通滑過整整一天雪，但這幾次約會分散在她搬進這棟樓的一年時間裡，而且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結果。我覺得是因為我在猶豫，而不是她的原因。她有著酷愛戶外運動的那類女孩特有的吸引力，或許我猶豫就是出於這個原因。我自己就是戶外運動型的——至少我是這麼想的——我想找個其他型別的。
「你好，傑克。我昨晚在車庫看到你的車了，我猜你回來了。這趟旅行怎麼樣？」
「挺好的，能出門放個風真是棒極了。」
「你去滑雪了嗎？」
「滑了，我去了特柳賴德。」
「聽起來很不錯啊。之前我本來想跟你打聲招呼的，但是當時你已經走了。我想告訴你，要是你再出遠門，我可以照料你種的那些花花草草，幫你收收郵件，或者其他什麼的，只要跟我說一聲就行。」
「噢，謝謝了。不過我沒種什麼花。幹這份工作經常得在外頭過夜，所以我什麼都沒種。」我扭頭看看屋裡，掃視一圈公寓，好像想確認自己到底種沒種花似的。我猜我應當邀請她進來喝杯咖啡什麼的，但是我沒有。「你現在打算去上班嗎？」相反，我這樣問道。
「是啊。」
「我也是，我也得走了。不過，等下回我回來，我們可以做點什麼，比如看場電影之類。」我們都喜歡羅伯特·德尼羅的片子，這是我們的共同愛好之一。
「好的，到時給我打電話。」
「我會的。」
待我關上門，又後悔自己沒請她進來。回到廚房，我關了電腦，目光落到印表機旁那沓一英寸厚的紙上。那是一篇我沒有寫完的小說，一年多以前開始動筆，但始終沒什麼進展。我構思了一個作家，他因摩托車事故而四肢癱瘓，然後用庭外和解的賠償款從當地的大學僱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幫忙把他口述的文段詞句打出來。但他很快發現，這個姑娘在打字前會先把他口述的詞句做一番修改潤色，有時甚至還會重新撰寫。於是他漸漸明白，這個姑娘是一個更優秀的作家。沒過多久，事情演變成他緘默地躺在房間裡，而她一個人打字撰文。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寫。他想殺了她，用雙手扼死她，但他連動動手指都做不到。他宛如身處地獄。
這沓紙就放在桌子上，挑逗我再次嘗試。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把它塞進抽屜裡，跟更早些時候我開了個頭卻沒有完成的另一部小說放在一塊兒。我沒有這麼做，估計是因為想把它放在那兒，放在自己看得見的地方。
我走進《落基山新聞》編輯部大廳的時候，那裡還很冷清。負責早報和早間新聞的編輯與記者都聚在本地新聞編輯部那兒，其他人我沒見著一個。大多數員工都不會早到，得到九點或更晚才會陸續進來。我的第一站就是到自助餐廳去買咖啡，然後晃盪到資料室，從接待臺上拿起厚厚一沓寫著我名字的列印資料。我去勞麗·普萊恩的辦公桌前晃了晃，想當面謝謝她，但她也還沒到。
坐在辦公桌後頭，我可以看到格雷格·格倫的辦公室。他就在裡面，像往常一樣打著電話。我開始了日常的工作，首先一前一後地閱讀《落基山新聞》和《丹佛郵報》。我總喜歡這麼幹，每天旁觀丹佛報界的往來廝殺。如果你能堅持做對比圖，你會發現獨家報道總是能拿到最高的分值。但通常情況下，兩家報紙採錄的都是同一樁新聞事件，而這才是一場塹壕戰，是戰鬥爭奪的關鍵所在。我會先讀我們的報道，再讀他們的，看哪一方撰寫得更好些，哪一方採編到最佳的資訊。我並不總是偏向《落基山新聞》。事實上，大多時候我持有的還是相反的觀點。跟我共事的這幫人中，有些傢伙是不折不扣的渾蛋，我不介意看到他們被《丹佛郵報》痛打一頓，我不會對任何人承認這一點。報紙這一行業，銷量和競爭是天性。我們與別的報紙競爭，我們內部也互相競爭。這就是為什麼我可以肯定，每當我穿過編輯部大廳，總有一些人在偷偷看我。在一些年輕記者看來，我幾乎就是個英雄，擅長故事剪輯，才華橫溢，在自己的採訪領域披荊斬棘。但在另一些人眼裡，我就是一個令人生厭的違規操盤手，佔據著一塊不該得到的、條件無比優越的領地，就像個恐龍。他們想把我打下去。這沒什麼，我能理解。要是我在他們的位置，估計也會這麼想。
但是丹佛所有的報紙，對於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和華盛頓的那些大報來說，都只是提供飼料的投食機。或許我早就應該謀求更進一步的發展。幾年前，我居然推掉了一份來自《洛杉磯時報》的邀約。我雖然沒有接受，但利用這份工作邀請，從格倫那兒佔下了現在這塊警政新聞專版。他以為《洛杉磯時報》提供的那個職位是警務專訪這種大熱門，但其實只是負責一個名為「山谷版」的關注郊區的版塊。他提出，只要我留下，就為我開闢一個警政新聞報道的專版。有時候我會想，當時我欣然接受他開出的條件，也許就是個錯誤，也許去個新的地方重新開始會更好一些。
今天的早版廝殺中，我們報社幹得還不錯。我把報紙放到一邊，拿起資料室的列印檔案。勞麗·普萊恩在東部的幾家報紙上找到了好幾篇分析警察自殺原因的報道，還有幾篇簡短的國內若干起比較特殊的警察自殺事件報道。她很謹慎，沒有列印《丹佛郵報》上報道我哥哥的那篇文章。
大部分篇幅較長的報道都將這類自殺視為警察這份工作所帶來的相應風險。每一篇文章開頭都是一起比較特殊的警察自殺事件，然後筆鋒一轉，拐到了心理醫生和警察專家關於「是什麼導致警察吞槍自殺」的討論。這些報道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即警察自殺與工作壓力和生活中的痛苦經歷有關。
這幾篇文章很有價值，因為我的報道中需要的專家名字都被列在其中。其中還有幾篇提到，聯邦調查局資助的一項關於警察自殺的研究專案正在進行，該專案由華盛頓特區的執法基金會主持。我用熒光筆標記了這則訊息，盤算著可以引用聯邦調查局或者執法基金會的最新統計資料，讓我的報道既新穎又可信。
電話響了起來，是我母親打來的。葬禮之後，我們就沒說過話。幾句關於我這趟旅行和大家的近況之類的例行寒暄過後，她切入了正題。
「賴莉告訴我，你正打算寫關於肖恩的報道。」
這不是一個提問，但我故意把它當作問話一樣回答道：「是啊，我是有這個打算。」
「為什麼，約翰？」她是唯一一個叫我約翰的人。
「因為我必須得寫出來，我……我只是不能這麼若無其事地走下去，就好像這件事沒發生一樣。我必須——至少我得試著去理解，理解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從你小時候起，你就總要把東西給掰碎，記不記得？你差不多毀了你所有的玩具。」
「你在說什麼啊，媽媽。這是——」
「我在說，當你把東西拆開掰碎了之後，你無法保證每一次都有能力把它們拼回來。一旦失敗了，你又能得到什麼？什麼都得不到，約翰，你會一無所有。」
「媽媽，你這是無理取鬧。聽著，我必須得這麼做。」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每當我跟她講話，總是那麼快就會生氣。
「你有沒有想過除你自己之外的其他人的感受？你知不知道把這件事登在報紙上會有多麼傷人？」
「你是指爸爸嗎？寫出來大概對他也有幫助吧。」
電話那頭是一陣長時間的沉默，我想象著她坐在廚房的餐桌邊，閉著眼睛，把聽筒放在耳邊。我的父親很可能也坐在一旁，卻不敢跟我談論肖恩的事。
「你知道肖恩當時是怎麼想的嗎？」我輕輕問道，「你們倆有誰知道嗎？」
「當然不知道，」她悲傷地說，「沒有人會知道。」
又是一陣更長時間的沉默，最後，她請求道：「再考慮考慮吧，約翰，讓我們靜靜平復創傷不是更好嗎？」
「就像薩拉那樣？」
「你是什麼意思？」
「你們從來不談薩拉……也從來都不告訴我。」
「我現在不想提這個。」
「你永遠都不會提的，才剛剛過了二十年而已。」
「別用這種事對我冷嘲熱諷。」
「我很抱歉。你看，我也不是故意這樣的。」
「你就好好想想我跟你說的話吧。」
「我會的，」我說，「我會讓你知道我的想法的。」
她生氣地掛了電話。她在生我的氣，就像我在生她的氣一樣。她不願讓我寫肖恩，這讓我非常難受，就好像她還在試著保護和偏袒肖恩一樣。但是肖恩已經走了，而我還在這裡。
我坐直了身子，讓視線能夠越過工作間的隔板向外望去。陸陸續續進來的人漸漸填滿了編輯部大廳。格倫走出了辦公室，正在本地新聞編輯部與早版編輯討論墮胎醫生槍擊事件的報道計劃。我縮回椅子裡，這樣他們就看不到我了，不然他們又得冒出個主意抓我去加工潤色。我總是想盡辦法躲開改寫報道這種苦差事。他們派出一群記者趕往犯罪或者災難現場，這些人再把拿到的資訊打電話告訴我，然後我就得趕在截稿時間之前把這篇報道寫出來，還得費心糾結署名欄裡附上誰的名字。在記者這一行當裡，這活計無疑是最緊張、最激烈的了，但我實在是被這份差事折磨得筋疲力盡。我現在只想專心寫自己的兇殺案專版報道——我的獨家報道。
我很想拿著這沓列印檔案跑去自助餐廳，這樣就躲到了他們的視線之外，但最後還是決定冒險留在辦公室裡。我重新開始閱讀手頭上的資料，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五個月前刊載於《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這絲毫不足為怪。《紐約時報》簡直是報界中的聖盃——它的報道是業界最棒的。我剛瀏覽了開頭，就決定把它留到最後細讀。將剩下的資料掃過一遍之後，我起身又倒了一杯咖啡，隨後開始不緊不慢地重新閱讀《紐約時報》的那篇文章。
這篇報道的著眼點是六週內連續發生的三起警察自殺事件。這些事件看似全無關聯，受害者們生前互不相識，但都飽受警察憂鬱症的折磨——文章裡是這麼叫的。兩名警察用配槍在家中自殺，另一名在一個海洛因注射點自縊身亡，把六名剛吸完毒、神志恍惚的癮君子嚇得魂飛魄散。這篇文章詳細報道了一項正在進行的警察自殺研究專案，它由執法基金會和設在弗吉尼亞州匡提科的聯邦調查局行為科學部合作開展。文章援引了基金會主管內森·福特的發言，我把這個名字寫在了記事本上。福特宣稱，此專案已經研究了最近五年內上報的每一起警察自殺事件，以期在導致當事人自殺的原因中找出共同點。福特表示，這項研究首先要明確的是，事先判斷誰更容易患上警察憂鬱症是不可能的。不過一旦確診，只要被病症折磨的警官尋求幫助，就可以得到妥當的治療。福特稱該研究專案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資料庫，再以此為基礎擬定一套治療方案，幫助警方管理層在悲劇釀成之前儘早處理警察憂鬱症的相關事宜。
這篇文章還附有一則補充報道，介紹了一年前芝加哥的一起事件。當時那名警官已經為此求診，但仍然沒有挽救回來。讀著這篇報道，我的胃一陣陣發緊。這篇文章說，芝加哥警探約翰·布魯克斯深受由他負責的一樁殘忍兇殺案的折磨，於是開始接受心理醫生的治療。那是一起綁架謀殺案，一個名叫波比·斯馬瑟斯的十二歲男孩在此案中遇害。那孩子失蹤兩天後，遺骸於林肯公園動物園附近的一處雪丘裡被發現，是被扼殺的，少了八根手指。屍檢報告斷定，那些手指是在孩子生前被截斷的。這一點，加上遲遲不能找到並逮捕兇手，顯然已經超過了布魯克斯的心理承受極限。
布魯克斯先生，這名曾獲高度讚譽的警探，因那個有著一雙棕色眼睛、少年老成的男孩的死亡而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在上司和同事意識到沉重的壓力已經影響到他的工作後，他請了四個星期的假，開始接受羅納德·坎託醫生的密集治療。這位醫生是由芝加哥警察局的心理醫生介紹給他的。據坎託醫生所言，在療程伊始，布魯克斯坦承了自殺傾向，說自己整宿整宿地被噩夢困擾，夢到那孩子痛苦地慘叫著。
在四周時間裡完成了二十個療程之後，坎託醫生同意這位警探重返兇殺案調查組的工作崗位。所有人都說，他適應良好，而且繼續負責並破獲了數起新發生的兇殺案。他告訴朋友們，他的夢魘已經遠離。他以「狂人約翰」的綽號聞名，正是因為他有一種不抓獲罪犯不罷休的狂熱工作態度。他甚至繼續展開對殺害波比·斯馬瑟斯的兇手的調查，重啟先前那條尚未成功的緝兇之路。
然而，在這個寒冷的芝加哥嚴冬，某些東西已經在某個時刻悄然改變。三月十三日——如果那個叫斯馬瑟斯的男孩還活著，他會在這一天歡慶十三歲生日——布魯克斯先生坐在書房裡最喜歡的椅子上。他喜歡坐在這兒寫詩，這是他在兇殺案警探身份之外的消遣。他吞下了至少兩片對乙醯氨基酚片，這是一年前他接受背痛治療時剩下的。他在自己寫詩的筆記本上留下了一行字句，然後將點三八轉輪配槍的槍管放進嘴裡，扣下了扳機。他的妻子下班回家後發現了屍體。
布魯克斯先生的死亡給他的家人和朋友留下了無數疑問。他們本可以做些什麼？他們錯過了哪些預示自殺的跡象？一次採訪中，當被問及這些讓人困惑的問題時，坎託醫生遺憾地搖了搖頭。「人的思想有趣而難以預測，有的時候甚至是可怕的。」這位說話輕聲細語的心理醫生在辦公室中說，「我原以為約翰和我取得了非常大的進展。然而，很顯然，我們所取得的進展還不夠把他救出。」
布魯克斯先生和那一直糾纏他的夢魘如今仍然是未解之謎，甚至他最後留下的字句也令人困惑。他寫在本子上的這行字句，也無法讓我們弄清那促使他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內在動因。
「從慘白的宮門咆哮而過」，這就是他最後寫下的遺言。這句詩並不是布魯克斯先生的原創，而是引自埃德加·愛倫·坡的詩篇《鬧鬼的宮殿》，最初見於其最著名的小說之一《厄舍古屋的倒塌》。在這首詩中，愛倫·坡這樣寫道：
宛如洶湧澎湃的滔滔冥河，從慘白的宮門咆哮而過。駭人的眾鬼蜂擁衝出，無盡無邊，放聲狂笑——卻再無開顏。
這首詩曾給布魯克斯先生帶來多少影響，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但文句中流露的陰鬱之感，顯然對他最後採取的舉動具有引導意味。
與此同時，波比·斯馬瑟斯遇害一案仍在調查。在布魯克斯先生生前工作的兇殺案調查組，他的同事依舊在竭力追查此案兇犯。如今，警探們認為，他們是在為兩位受害者尋求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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