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川裡子確認了砂川信夫的身份。那麼，另外三個死在二〇二五號被宣稱是砂川信夫的「母親都梅、太太裡子、兒子毅」的人究竟是什麼來歷？
對此，早川社長也大感驚訝。
「砂川信夫就是砂川信夫，我認識他啊。當我想找人做那件事時，就想到了砂川不正為錢煩惱嗎？所以我就交給他做了。他說他的家人也可以幫忙，我便見了他老婆。自稱是他老婆的那個女人說，家裡有個身體孱弱的婆婆，他們很需要錢，她會好好做的。她還說兒子忙他自己的工作，不太回家，但是不會有問題。那個時候，誰會懷疑她不是他真正的老婆？而且連母親都是假的，不知是從哪裡撿來的陌生老太婆。甚至兒子都是外人呢。如果有人會懷疑，我倒想見見他。製作租約時我叫他拿戶口簿來，他也立刻拿來了。我只是覺得深谷市很遠，可是我們做的原就不是正當的事，沒什麼好挑剔的。當然也不能說我們就是黑道，只是因為某些原因，不做需要證明身份的工作罷了。其實砂川為人很認真。我向來是疑人不用，從沒問過他詳情，只是覺得他可能是生意失敗而到處躲債，或者是因為為人好，糊里糊塗做了別人的連帶保證人，結果別人遭殃了，他也只好到處躲避。我是不知道他家人的情況，我只是想幫助訴苦說自己沒地方住的人罷了。」
確定砂川信夫的身份後，搜查本部公佈了其他三人的身體特徵，請民眾提供資訊。同一時期，有幾家週刊也登出了這三人的畫像。但這不是搜查本部正式公佈的畫像，而是週刊記者訪問西棟鄰居，根據他們的描述畫出來的。現在看來，這三個人畫得一點也不像。「推輪椅的女人」畫得反而像小糸靜子。目擊者的證詞靠不住，可見一斑。
不過對千住北美好新城小區的居民來說，這時有個比查明那三人真實身份更麻煩的問題，那就是應該如何阻止媒體對小區發動的採訪攻勢。
前面提過，關於千住北美好新城小區是否應對外開放，內部意見對立。小區入口的柵欄時而開放，時而關閉。為了避免記者沒日沒夜地在小區內採訪拍照，命案發生後小區採取了「暫時關閉」的措施。
但還是有住戶或個人接受採訪。應邀而來的媒體人士被視為來賓，可以在小區內自由拍照，這又引起小區內部的嚴重對立。
發生駭人聽聞的案件後，住在現場附近的人不管願不願意，都受到了全國的關注。二〇二五號的命案不是強盜或兇殘的年輕人犯下的連環殺人案，而是關涉法拍屋和佔住人的少見案子，即使兇手沒被抓到，小區居民的心理負擔也不大。但是全天候受到外界關注，這仍然給日常生活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小區裡有陌生人徘徊，孩童就無法安心地在綠地上玩耍，這引起母親們的不滿，這些不滿集中在隨意邀來媒體的住戶身上。但是接受採訪的人也有他們的理由，比如「希望早日破案啦」「盡一些住戶的義務啦」……
神經緊繃的反對採訪派卻有如下的說法。
「某某號的太太在電視節目上亂扯子虛烏有的事情。」
「那家人說聽到慘叫聲，根本就沒有嘛。」
這種背後嚼舌根的情形，使得這個綠地寬敞、裝置先進的超高層公寓大樓小區，不能說住得很愉快。
這對查明那三個人的身份也不無影響。因為擁有最多線索的千住北美好新城小區住戶的說辭，讓真相本身朝著自我繁殖的虛構故事發展。
這方面的例子，真是數也數不清。在住戶管理委員會的理事會會議上，查明三人的身份已成為最大的討論「主題」。我們舉兩個例子來看看。
一個例子是二〇二五號的買方石田直澄出現的情形。在媒體登出他的名字而他本人卻消失後，千住北美好新城小區內到處傳出命案前「看到過」他或和他「接觸過」的證詞。大部分證詞都不足取。
「明明西棟就在眼前，他卻問在草坪上玩耍的小孩西棟是哪一棟。真是怪人！」
「我半夜回來時，看到禁止車輛入內的小區步道上停著一輛白色轎車，一個男人坐在駕駛座上，我想是石田直澄。」
「有個可疑的男子半夜在地下停車場大聲用手機打電話，我猜是石田直澄。」
這些搜查本部收到、逐一查證後又放棄的證詞，在查知二〇二五號的「砂川一家四口」是「砂川信夫和身份不明的三個人」後，突然變得更加豐富精彩。
「我聽到二〇二五號被殺的女人——我以為是砂川裡子，但好像不是——半夜在垃圾堆置場和像是石田直澄的男人竊竊私語，我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但樣子很親密。」
「二〇二五號的太太和兒子——他們不是真的母子吧？就是嘛，我看到他們一起從車站後面的賓館走出來。以前大家都說他們是母子，我要是把這事說出來，沒有人會相信，所以我也沉默不語。現在說出來就爽快多了。」
「他們之間怕是三角關係吧。我看見砂川信夫和二〇二五號的年輕人在電梯前面大吵，石田直澄在勸架。沒錯，我的視力很好。什麼時候啊？就在命案發生前一個星期吧。」
這些證詞有的經日後確認是事實，有的經石田直澄自己確認屬實。但是也有毫無根據的誤認，和雖然不是故意所為，但明顯是捏造和空想出來的。其中特別有問題的，是那個說看到「母子一起從車站後面的賓館走出來」的主婦的證詞。
我們暫且稱這位主婦為a太太，如果她的目擊之談為真，那很可能是瞭解二〇二五號四個人的關係以及查明其他三名被害者身份的重要線索。因此搜查本部極感興趣，數度前往a太太的住處，聽取更詳細的證詞。
a太太的房子在東棟，丈夫是上班族，有個兒子在讀小學。她是專職主婦，平常多半在家，但有時會去朋友經營的進口化妝品郵購公司幫忙。目擊那兩人從賓館出來，是在她離開朋友公司回家的途中。
a太太的記憶非常清楚，談吐也流暢。但是住在東棟的人如何一眼就能分辨出西棟二〇二五號住戶，這有點令人生疑。不過，她所說的賓館的名字、地點、建築樣式等細節都和事實符合。
搜查本部內有人質疑，a太太對「偶然經過」的賓館記得格外清楚，這情況值得好好研究。她的目擊時間究竟是什麼時候？她是否頻繁經過該賓館附近？另外，她是不是經常出入賓館街？
a太太的證詞早已傳遍小區，有可能是採訪記者洩漏的，也有可能是她自己向鄰居透露的。聽到的人當中，也有人抱著和搜查本部刑警同樣的疑問。
對搜查本部來說，重要的是a太太的證詞是否可信。他們並不需要去評斷a太太的個人行為如何。但是對a太太及其家庭來說，情形正好相反。a先生聽到編派自己老婆行為的流言，就向理事會投訴說這是妨礙偵查，也是對協助偵查的住戶的傷害。這時協助採訪派——或稱歡迎派——和拒絕採訪派的對立愈趨嚴重。a先生夫妻向理事會的投訴，可涵括在這對立的延長線上。
管理委員會也很苦惱。說兩派對立有礙偵查，未免誇張。a太太的目擊之談萬一是捏造的，那才是誇張。站在委員會的立場，他們也沒有義務挺身而出阻止有關a太太的流言的散佈。
a太太的目擊之談也被部分民營電視臺轉述，形成更多二〇二五號「一家四口」其實各不相干，而且關係異乎尋常的說法。a太太頻繁接受採訪後，東棟住戶中也冒出看到二〇二五號同住的中年女人和年輕男人「有類似男女關係的舉動」的證詞。
關於這件事，搜查本部擔心的只有一點，那就是這些亂七八糟的資訊會打消真正知道那三人身份的人，尤其是他們的家人出面協助查案的意願。當那三人的身份探查回歸白紙狀態時，警方也開始重新檢視首都圈內申報的失蹤案件。搜查本部雖然接到了不少詢問電話，但當這四人之間是外界想象不到的複雜男女關係的資訊亂竄時，他們真正的家人可能會忌諱世人的眼光而選擇沉默。
搜查本部確定砂川信夫的身份一個星期後，公開了其他三人的身高、體重和推定年齡等資訊。那時警方還沒發現他們的照片，公開的均是畫像。本部內設定了專用視窗和專線電話，呼籲民眾積極提供線索。這時也根據二〇二五號內的遺物、室內情況、早川社長和小糸夫妻的證詞進行推測，儘可能說明砂川信夫為「戶主」的「一家四口」的生活情形。這一切都是因為顧慮到可能露面的真正「家人」的感受而採取的措施，其結果多少中和了那些不負責任的臆測和推測（或許可以說是妄想、捏造）的影響，但還是花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在說明另一個證詞複雜到可以扭曲命案調查的例子前，需要進行一番追溯。
命案發生當晚，從千住北美好新城打出兩個報案電話，其中一個是西棟管理員佐野請中棟管理員島崎的太太房江打給一一〇的。
另一個則早九分鐘，一名女子報案說：「有人打架受傷倒地，幾個人打一個，我看到有人逃離現場。」她只報出千住北美好新城的名字，沒有說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這個電話是從哪裡打出的？無法查知。好像是用手機報的案。當天晚上狂風暴雨，很難想象有人會待在小區的綠地庭園裡。如果這個電話不是惡作劇，而是出於某些事實根據打出的，那麼這個女子大概是千住北美好新城的住戶，打電話時可能在室內。而通訊室的警察也說，她的聲音非常小，聽不清楚，但是沒有夾雜風雨聲。
然而，實際發生的事情和這名女子報案的內容天差地別，幾乎讓人以為她可能是在蓄意製造惡作劇。如果這是有意的行為，那麼目的何在？是為了擾亂現場、妨礙初步調查嗎？這個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於是，搜查本部鎖定了這名女子。為了確認這個報案電話可能不是在亂講，只是報案人誤認事實所為，警方又請管理員佐野和最先發現地面上的屍體的住戶佐藤義男協助，儘量重現當晚的經過。
這名女子和島崎房江撥打的報案電話前後相差九分鐘。搜查本部推測，當晚佐野和佐藤圍著年輕人的屍體檢視、呼叫島崎，而佐藤義男的兒子博史也下到現場一探究竟，這一連串動作如果從遠處看，是很像幾個人圍住一個人在吵架。也就是說，在佐野他們掌握了事實打一一〇報案以前，有個在遠處（可能是高處）發現他們動靜的女子看錯了，搶在他們前面報了案。
佐藤義男知道有人從上面的樓層摔下，獨自下樓去檢視，佐藤太太同時打電話通知管理員佐野，接著兩個男人在西棟大樓下會合，看到了年輕人的屍體，這整個過程大約有五分鐘。
當天晚上風強雨急，照佐野的說法是「走兩三步都很吃力」。在那種惡劣的天候下，他們花時間弄清狀況、為眼前的屍體驚慌奔走，旁人從遠處看到這種情形，是很難分辨他們究竟是要忙著善後，還是因為發生了命案而慌亂。
警方做了個實驗，重現當晚的情形，發現能看到佐野和佐藤義男在屍體旁邊走動的，是東棟十樓以上朝西房間裡的人，九樓以下的視線會被樹木遮擋。鎖定這些住戶逐一查訪後，他們很快就找到了報案的女子。她是獨居在東棟一三二〇號的二十二歲上班族，我們暫時稱她b小姐。
b小姐立刻向警方承認是她報的案。當時她並不知道二〇二五號的命案，以為自己報的案和那件命案完全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