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磁鐵一般，「事件」總是會聚起許多人。除了事件中央的受害者和施害者，還有周邊所有的人——各自的家屬、朋友、鄰居、同學、同事，還有目擊者、證人、出入事件現場的收款人、送報員、餐館送外賣的人員——這再次讓人驚訝，一個事件可以牽扯到這麼多人。
不用說，這些人並非都處於和事件等距的位置上，彼此之間也沒有關聯。他們多半處於以事件為中心呈輻射狀放射出去的直線盡頭，彼此多半素昧平生。通常，在解決案件的過程中佔有極大分量的人，要到最後關頭才會出現。也就是說，他處於距離事件現場最遠的地方。
在千住北美好新城西棟二〇二五號發生的一家四口被殺命案中，簡易旅館片倉屋裡的人正是符合上述後者情況的典型例子，例如偵辦過程中警方不曾公開指稱他涉嫌、反而更讓社會大眾認為他是「兇手」的人——石田直澄，以及牽扯其中的片倉一家。
片倉一家五口的姓名，整整齊齊地寫在門牌上。戶主片倉義文，四十二歲，是片倉屋的老闆。太太幸惠四十歲，幫忙管賬。夫婦倆有兩個孩子。女兒信子上初中一年級，今年四月剛滿十三歲。兒子春樹十二歲，上小學六年級。
家裡的第五個人是義文的母親多惠子，六十八歲。為了她的名字該寫在門牌上的哪個位置，家裡還起了一些爭執。是該對這位前任老闆夫人表示敬意，把她的名字寫在現任老闆義文之前呢，還是現在已不管事的她讓一步，讓自己的名字寫在孫子春樹的後面？
片倉家所處街道的街坊鄰居關係極為緊密，像他們這種五代居於此地的家庭之間，更是如此。多惠子的丈夫去世後，戶主的位置名義上讓給了兒子，但她在心理上還是有權威的婆婆，和被認定進門後老受婆婆虐待的媳婦之間屢有爭執。婆媳各有街坊鄰居聲援，讓事情更加棘手。
表面看來，問題不過是門牌上的排名次序，老太太讓一步就行了。可是在當事人之間，這問題很嚴重。最重要的是，要掛門牌的房子是由多惠子的丈夫——義文的父親片倉巖——在東京奧運會（一九六四年）時蓋的老房子改建的新屋。
片倉屋旅館的規模並不大，位於新大橋路附近的巷道里，是在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土地上建起的非常普通的兩層樓房，灰泥外牆上排列著毛玻璃窗戶。左右兩鄰以前也是簡易旅館，因為種種問題現在已經歇業。
穿過片倉屋所在的巷道，是一條單行道，片倉家自己的住宅就在路旁。這裡的佔地面積較大，約一百平方米，並立著兩棟一模一樣的兩層樓房：一棟自住，另一棟出租。從容積率來看，這無疑是違章建築，但這一帶家家戶戶都是這樣，也沒人在意。
和幸惠結婚以來，改建老宅一直是義文的夙願。他打算同時拆掉兩棟樓房，改建成一棟三四層的新房子，再把多餘的樓層分租出去。
這個計劃在昭和六十三年終於有了實現的動靜。那時盛況空前，可說是寸土寸金，不動產中介公司頻頻走訪片倉家和片倉屋，詢問要不要賣地。
義文不想賣地，他認為賣掉土地等於放棄家業。信子和春樹將來要怎麼樣，那是他們的自由，至少在他這一代，如果不辦簡易旅館，也無法經營別的生意。何況情形大好，客人也暴增，片倉屋生意興隆。
義文判斷當下貸款容易，可以一圓他多年來的夢想。就在這時，租住隔壁的房客搬家，房子剛好空下來。代辦租賃契約的當地不動產中介公司也認為對義文來說機不可失——如果蓋一棟四層樓建築，可以出租其中兩層，房租收入是之前的兩倍，他在自己這一代就可以償清貸款。而且片倉家可以向當地的信用合作社以土地做抵押貸到款項。義文的家人當然都非常贊成這個計劃。
片倉家就這樣改建一新。平成元年九月新居落成。
門牌問題就發生在這個時候。這不只是家中成員「排名」的問題，也是揹負著片倉屋背後歷史的鬥爭，因此它不能以「糾紛」或「爭執」輕輕帶過，理該用「問題」來稱呼。
義文和幸惠對老屋在自己手上被改建成豪華的新樓房，感到萬分自豪。但是多惠子認為兒子和媳婦能這樣趾高氣揚，也是因為她和丈夫緊守祖上的產業再傳給他們，他們應該感激才是，哪能耀武揚威？所以她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門牌的最前面。
幸惠和多惠子過去也爭權不斷，彼此都知道對方的能耐。可是這次的爭鬥中增加了過去沒有的不確定因素，那就是義文。他以往都極力迴避她們婆媳之間的矛盾，幸惠常為此向街坊埋怨：她丈夫在他母親面前根本不敢抬頭。不過這次在她們婆媳因門牌問題展開激烈的爭執前，義文就主動積極地逼退母親。幸惠認為這是義文對母親積壓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爆發。
家人也曾經提出一個妥協方案：另外做一個寫上多惠子全名的門牌，但是義文不同意。他認為母親已經不管事了，現在的戶主是自己。多惠子對他這個激烈的主張是驚訝大於畏懼，最後還是讓步了。片倉家的新門牌上，多惠子的名字排在最後。
平成元年也正是千住北美好新城動工興建的時候，和後來發生的命案相較，門牌排名的事情簡直微不足道。可是片倉家牽扯進荒川一家四口被殺命案的這條線，既長且遠得驚人。
平成八年六月二日，片倉家最先知道荒川命案的是片倉義文，當時他在看早晨八點播出的週日新聞。
片倉屋是簡易旅館，並不供應餐點，義文夫婦因此應付得來，沒僱人手。他們並不住在旅館裡，每晚十點打烊後，就帶著手提保險箱一起回自家住宅，早上五點再來上班，星期天也不例外。
投宿片倉屋的客人星期天多半也要上工，旅館必須照顧他們的方便。有的房客是做地鐵工程的，夜晚上工，清晨才收工回來睡覺，旅館也必須大清早就開門讓他們進來。
夫婦倆雖說是通勤，但上班距離也只是從巷口到巷尾。他們會事先告知客人，櫃檯裝有對講機，有緊急事情就按鈴呼叫他們。到目前為止，如此經營還沒出過問題。只有一點，旅館不提供衛浴用品。這是幾次的教訓使然——也著實發生過太多次了，一些居心不良的客人擅自把旅館用品帶出去賣。
六月二日早上，義文通過圓形撥頻裝置的老式電視機收看的節目。他習慣每天完成打掃、客人都上工之後，喝杯速溶咖啡，抽根香菸，平日這時正是nhk播放電視小說的時間。
星期天沒有電視小說，因此他調到民營電視臺。八點十分左右他開啟電視，就看到荒川區命案的新聞，畫面中是超高層大樓的宏偉外觀。到了早上，總算風息雨停。天空中的雲朵飛快飄移，陽光似乎就要探出頭來。高樓襯著雲層斑斕的天空聳立的景象，吸引了茫然看著電視的義文。
泡好咖啡的幸惠也來了。她通常是在家裡把早餐張羅好、完成打掃、洗好衣服才來旅館。義文告訴她荒川那邊發生了大命案，她也驚訝得一起看電視新聞。
那時新聞只說還沒查出遇害者的身份，並沒有詳細報道四個遇害者並非大樓的原本住戶。幾天後新聞報道的內容完全改變，但是在那個星期天上午，多人被殺案的新聞雖然聳人聽聞，卻也僅此而已。
夫妻倆閒話家常，說社會這麼亂，他們自己也得小心。於是，他們又談起保險公司半年前上門推銷的保險。幸惠很有興趣，但是義文覺得物非所值。四人遇害這個數字在他們家只是新聞而已，沒有引起相應的漣漪。
這天早上，片倉家的孩子好夢正酣，當然沒看電視。
片倉信子起床時已經十點了。片倉家這棟四層建築的一、二樓用來自住，信子的房間在二樓東邊，春樹的在她的對面。信子換好衣服要下樓時，看到弟弟的房門半開著，裡面傳出電視的聲音。本來父母不同意小孩的房間裡擺放電視機，但是祖母多惠子拗不過孫子春樹的死乞白賴，只好買給他們。因此信子在自己的房間看電視時，總覺得對母親有點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