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物呢？你的人物都是從什麼人身上得到的靈感？」
「所有的人，一位朋友，一位家庭主婦，一位銀行的櫃檯員工。但是請注意，不是這些人本身激發你的靈感，而是他們的行為，他們做事的方法會讓你聯想到你小說中的某一個人物會做的事情。那些說他們不用從任何人身上獲得靈感的作家都是在騙人，但他們那麼說也是有理由的，因為這樣能讓他們少很多麻煩。」
「這是什麼意思？」
「作家們的特權，馬庫斯，就是你可以通過你寫的書來和你周邊的人算清總賬。只是不要把他們的姓名說出來就好了。永遠不要提他們的名字，要不然就會招來官司和麻煩。這是我給你的第幾條建議了？」
「23。」
「那好，這就是第23條建議。馬庫斯，你永遠都只能寫虛構的故事，其他方式只會給你帶來煩惱。」
2008年6月22日，星期天，我第一次見到了大衛·凱爾甘牧師。那天是新英格蘭地區獨有的夏日陰霾天，海浪捲起的大霧很厚，停在樹梢和房頂上久久不願離去。凱爾甘家住在特雷斯大道245號，一個美麗的社群裡。似乎從他們來到歐若拉的那天起，房子就沒有變過。牆的顏色還是一樣，周圍被灌木叢環繞著。旁邊新栽下的薔薇花已經長得鬱鬱蔥蔥，房前的櫻花樹在十年前枯萎後又換上了一棵同種的新樹。
我來到這裡的時候，從屋子裡傳出了巨大的音樂聲。我敲了幾次門，但是都沒有回應。最後，一位路過的人對我說：「如果你要找的是凱爾甘牧師，那就別在這兒瞎忙活了，他應該在車庫裡。」於是我就去敲了車庫的門，音樂聲就是從那裡傳出來的。在敲了很長時間之後，門終於開了，我看到，在我面前站了一位小老頭，看起來很弱小，頭髮和皮膚都發灰了，身上穿著在車庫裡工作時的套衫，眼睛上還戴著防護眼鏡。這就是85歲的大衛·凱爾甘。
「有什麼事嗎？」在大到不能忍受的音樂聲中，他大聲問道。
我似乎只有把手放在嘴巴兩旁做成喇叭的樣子才能讓他聽到我在說什麼。
「我叫馬庫斯·戈德曼。你應該不認識我，但是我現在正在調查諾拉的死因。」
「你是警察嗎？」
「不，我是作家。你能把音樂關了，或者把音量調低一些嗎？」
「不行，我從來不會關掉音樂的聲音，但是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到客廳說話。」
他帶我進了車庫，這個地方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手工作坊，中間放了一輛收藏版的哈雷-戴維森摩托車。角落裡，一臺接著音響的老式電唱機放著典型的爵士樂。
我本以為自己的來訪會遭到冷遇，我想，凱爾甘牧師最近在飽受記者們的「圍攻」之後，肯定會希望能有一點自己的清靜空間。但是他讓我感到很熱情。我雖然來過歐若拉很多次，但是從來沒有見過他。他顯然也不知道我和哈里之間的關係，我也就沒有向他提起。他為我倆衝了兩杯冰茶，然後我們就一起坐到了客廳裡。他沒有取下臉上戴的防護眼鏡，似乎隨時都有可能再回到他的摩托車旁邊，而那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也一直在空氣中迴響。我試著想象出33年前這個男人的模樣，那時，他還是聖雅各教堂裡活力四射的牧師。
「你為什麼來這裡，戈德曼先生？」在帶著好奇的眼神審視了我一番之後，他這麼問我，「是為了寫書嗎？」
「我其實也不太清楚，牧師。我想知道在諾拉身上發生的事情。」
「請不要叫我牧師，我已經不是了。」
「我為你女兒的事情感到十分難過，先生。」
他露出了很溫暖的笑容。
「謝謝，你是第一個表示慰問的人，戈德曼先生。最近兩個星期，整個城裡的人都在談論我的女兒。所有的人都跑去看報紙，瞭解最新的情況。但是沒有一個人來這裡問問我的近況。除了記者，唯一會敲我門的人就是那些來抱怨噪聲的人。在哀悼中的父親總有點聽音樂的權利吧，不是嗎？」
「當然，先生。」
「你在寫一本書？」
「我已經不知道我是否還能寫作了。能寫出好書，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我的出版商讓我寫一本關於這樁案件的書。他說這能重振我的事業，你會反對我寫一本有關諾拉的書嗎？」
他聳了聳肩。
「不會，如果這能幫助家長，讓大家更加謹慎的話。你知道嗎？我女兒失蹤的那天，她就在她的房間裡，而我就在車庫裡，開著音樂。我什麼都沒有聽到。她房間的窗子是開著的，她就是這樣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我沒看好我的女兒。為家長們寫一本書吧，戈德曼先生。父母們都想看好他們的孩子。」
「當時你在車庫裡幹什麼，當天？」
「我在修那輛摩托車，就是你看到的哈雷。」
「是輛不錯的車。」
「謝謝，是當年我在蒙特貝利一家修車行裡淘到的。當時修車的人說這個機器對他已經沒有用了，於是他象徵性地收了我五美元。這就是我女兒失蹤的時候我在做的事情：我當時就是在修那輛不能再用的摩托車。」
「你一個人住在這裡？」
「是的，我的妻子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他站起身來，給我拿出了一本相簿。他給我看了諾拉小時候的照片，還有他的妻子——路易莎。他們一家人看起來很幸福。他在完全不瞭解我的情況下，和我說了這麼多心裡話，令我感到很驚訝。我相信，他其實只是想借這個機會再回憶一下他女兒的事情。他跟我說，他們是1969年的秋天從亞拉巴馬州的傑克遜市來到這裡的，那裡的教區雖然在擴張，但是來自大海的召喚似乎更有吸引力。當時，歐若拉教區在尋找一個新的牧師，他就這樣去了。來新罕布什爾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想找一個安靜的地方把諾拉撫養長大。那個時候，國內亂作一團：除了各種政治糾紛，還有種族之間的分離以及越南戰爭。特別是1967年在聖康坦發生的種族騷亂以及在紐瓦克和底特律黑人街區發生的動亂，讓他們決定開始尋找一個遠離一切紛爭的避世之所。那一年，當他的小汽車拖著沉重的旅行掛車來到蒙特貝利滿是睡蓮的大池塘邊上的時候，他正準備衝下斜坡開往歐若拉，遠遠地就看到了這個美麗而又安靜的小城。那一瞬間，大衛·凱爾甘對自己的選擇感到驚喜萬分。然而，又有誰能想到，六年後，他的女兒就是在這裡失蹤的呢？
「我曾經路過你的教堂。」我說道，「現在已經變成麥當勞了。」
「現在整個世界都快要變成麥當勞了，戈德曼先生。」
「那個教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年以來，這裡一直風平浪靜。但在諾拉失蹤後，一切都改變了。好吧，或許只有一件事情改變了：那就是我不再相信上帝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孩子們是不會失蹤的。從此，我開始為所欲為，但是沒人敢趕我走。漸漸地，這個教區就重新分崩離析了。15年前，由於經濟上的原因，歐若拉教區和蒙特貝利教區合併。他們把教堂的房子也賣了，現在，教徒們每個星期日都去蒙特貝利。在諾拉失蹤之後，我雖然是六年後才正式辭退職務的，但是在這期間，我其實已經沒有辦法再繼續履行我的職責了。教會還是一直給我發放年金，而且他們幾乎沒要什麼錢就把這幢房子轉讓給我了。」
大衛·凱爾甘然後給我講述了那些年在歐若拉幸福無憂的日子。他說，這是他一生最美的時光。他還記得那些夏日的夜晚，他准許諾拉在挑棚下一整個晚上「挑燈夜讀」的場景，他多麼希望那些夏夜永遠都不會結束。他還跟我說起他的女兒會把在「克拉克之家」每星期六掙到的錢攢下來，然後她想用這筆錢去加利福尼亞追尋她的明星夢。而他每次去「克拉克之家」的時候也會很驕傲，因為他總會聽到客人們還有奎因夫人對她都是那麼滿意。在她失蹤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會問自己，她是不是去了加利福尼亞。
「為什麼要走呢？」我問道，「你的意思是說，她想要離家出走？」
「離家出走？她為什麼要離家出走？」他反問道。
「那哈里·戈貝爾呢？你很瞭解他嗎？」
「沒有，瞭解一點點吧。我遇到過他幾次。」
「一點點？」我有些驚訝，「但是你們在同一個城市裡住了30多年。」
「並不是所有的人我都認識，戈德曼先生。而且你也知道，我過著相對封閉的生活。那件事是真的嗎？哈里·戈貝爾和諾拉？他真的為她寫了一本書？這本書意味著什麼，戈德曼先生？」
「實話實說，我覺得你的女兒愛著哈里，哈里也愛著她。這本書講述的是兩個人出身於不同社會階層而不能相愛的故事。」
「我知道。」他大聲道，「我知道，這麼說，那個戈貝爾只是用所謂‘社會階層差異造成的隔閡’代替了‘變態情感遇到的阻礙’，這樣他的故事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然後他就能賣幾百萬冊？他把和我的女兒——我的小諾拉之間發生的淫亂故事寫成了書，所有的美國人都讀過，並且竟然在過去的30多年裡一直對它拍手叫好！」
凱爾甘牧師失去了平靜，他吐出最後幾個字時帶著的怒氣，簡直讓我不敢相信是從這樣一位外表孱弱的人的嘴裡面迸出來的。他安靜了一會兒，然後繞著圈踱起了步子，好像怒氣還是難以平復。而巨大的音樂聲也一直在空氣中迴盪。
我對他說：「哈里·戈貝爾沒有殺害諾拉。」
「你怎能如此確定？」
「我們對任何事情都無法做到確信無疑，凱爾甘先生。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人的存在才會如此複雜。」
他撇了撇嘴：「你想知道什麼事情，戈德曼先生？你來這裡應該是想要問我一些問題吧？」
「我想要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在你女兒失蹤的那一天，你沒有聽到什麼嗎？」
「什麼都沒有。」
「一些鄰居說，當時聽到了一些叫聲。」
「叫聲？沒有任何叫聲。當時在這幢房子裡面，我沒有聽到什麼叫聲。怎麼會在別的地方反而聽到了呢？那天，我整個下午都在車庫裡。七點鐘過後，我開始準備晚餐，於是到她的房間裡去找她，讓她來幫幫我，但是她已經不在那裡了。我一開始還在想她可能是去散步了，雖然她並不會經常這麼做。我等了一會兒，然後由於很著急，就到街區裡轉了一圈。我在人行道上還沒走幾步，就撞見了一群鄰居。他們都說，在河溪路邊發現了一位渾身是血的年輕姑娘，到處都是警車，整個地區都被封鎖了。我馬上跑到最近的一個鄰居家，給警察局打了電話，告訴他們，那個姑娘可能是諾拉……她的房間就在一樓，戈德曼先生。30多年來，我一直問自己，我的女兒到底怎麼樣了。我也經常對自己說，假如我還有其他孩子的話，我會讓他們睡在閣樓裡。但是，我沒有其他孩子了。」
「在你女兒失蹤的那個夏天，你沒有發現她有什麼異常的舉動嗎？」
「沒有，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相信。這是另外一個我經常問自己但同樣找不到答案的問題。」
不過，他還是依稀記得那年夏天，當諾拉的暑假剛開始的時候，她總是顯得很憂愁。他當時還以為這是她進入青春期的原因。我接著請求去看一下他女兒的房間。他就好像博物館裡的嚮導一樣一路緊跟著我，並囑咐我說：「千萬別碰任何東西。」自從她失蹤以來，他就沒有動過這個房間裡面的東西。所有的一切都原封不動地擺在那裡：一張床，放著洋娃娃的架子，一個小書架，一張上面胡亂放著各種筆的書桌，一把長鐵尺和一些泛黃的紙頁。這些都是信紙，就是那種她給哈里寫信用的紙。
「這些紙都是她在蒙特貝利的一家文具店裡買的。」他看到我對房間很感興趣，就又解釋道，「她很喜歡這些東西，總是把它拿在手邊，寫一些她想記下的東西，或是用來給別人留個信。這些紙跟她形影不離，她總是會在家裡預存好幾摞備用。」
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裡，還放了一臺雷明頓打字機。
「這是她的嗎？」我問道。
「是我的，但是她也會用。在她失蹤的那個夏天，她經常拿過去用，她說她有很重要的東西要打出來，她還經常把印表機帶出去。我跟她說可以開車帶她去，但她從來不要我這樣做。她喜歡抱著印表機，自己走路出去。」
「那麼，這個房間的現狀跟她失蹤時候的樣子沒有什麼區別吧？」
「所有的東西都沒動過。這個空空的房間就是我當年來找她的時候看到的樣子。窗子大大地開著，微風輕輕地捲起窗簾。」
「你覺得，那天晚上是有人闖進了她的房間，然後將她擄了出去？」
「我不能這麼對你說，因為我什麼都沒有聽到。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這裡完全沒有打鬥的痕跡。」
「警察發現她帶著一個皮包，那個上面刻著她名字的包。」
「是的，他們還讓我去辨認過。那個包是我送給她的15歲生日禮物。有一天，我們一起到蒙特貝利去，她就是在那裡看到的這個包。我還記得那家店，就在主幹道上。第二天，我就回去把它買了下來。我還在一家皮具店請人把她的名字刻在了上面。」
我突然有了一種想法：
「那麼，如果這是她的包，是她把它帶走的。而如果是她把它帶走的，那就應該是她自己去了什麼地方，不是嗎？凱爾甘先生，我知道這只是一種聯想，但是，你不覺得諾拉是自己逃走的嗎？」
「戈德曼先生，我真的已經弄不清楚了。30年前，警察就問過我這個問題，幾天前又重新問了一次。但是這裡什麼東西都沒有少。衣服、錢。你看，她的存錢罐還放在架子上，還是滿滿當當的。（他拿起了架子最上層放著的一個餅乾盒對我說）看，裡面還有120美元！120美元，如果她要離家出走的話，為什麼還把錢留在這裡？警察還說，她的包裡還放著那本該死的書，是這樣嗎？」
「是的。」
一個個問題在我的腦海中出現：為什麼諾拉逃走的時候，錢和衣服都沒帶？為什麼她只帶了那份底稿？
車庫裡，音樂碟上的最後一首曲子也播完了，諾拉的父親急忙又過去從頭開始播放。我也不想再繼續打擾他了，於是在和他道別之後就離開了，在經過他身邊的時候，我拍了一張哈雷-戴維森摩托車的照片。
回到鵝彎以後，我去沙灘上練拳擊。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這裡待了沒多久，我就碰到了從屋子那邊走過來的加洛伍德警長。因為耳朵上戴著耳機，所以直到他拍我肩膀的時候，我才反應過來。
「你看起來狀態不錯。」他看了看我赤裸的上身對我說，然後將他滿是汗的手往褲子上擦了擦。
「我在努力保持身體狀態。」
我從口袋裡拿出錄音機，摁下了停止播放鍵。
「迷你卡帶機？」他露出了不屑的神色，「你知不知道蘋果公司已經在全世界展開了一場革命，我們現在可以在一個硬碟上存下數不清的音樂，而這種東西就叫ipod。」
「我不聽音樂，警長。」
「那你在做運動的時候都聽些什麼？」
「這不重要。快告訴我，是什麼風把你給吹來的？要知道，今天可是星期天啊。」
「我接到了道恩警長的電話，他跟我說了星期五晚上發生的火災。他很焦急，說老實話，我很理解他。我也不希望事情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你是想對我說，你在擔心我的生命安全？」
「完全不是。我只是不想讓局勢惡化。我們很清楚，青少年被謀殺的案件總能在人群中引起非同尋常的反響。我可以向你保證，每當電視上談及這個死去的小姑娘的時候，毫無疑問都會有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父親想去把戈貝爾幹掉。」
「完全不是這回事。這次針對的人是我。」
「這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為什麼不跟我說你收到了匿名信這件事？」
「因為，那天是你把我趕出辦公室的。」
「你說得沒錯。」
「你要喝啤酒嗎，警長？」
他猶豫了一下，然後同意了。我們一起回到鵝彎的家中，我找了兩瓶酒，和他一塊兒在露臺上喝了起來。我對他講述了前一天晚上，從格蘭德沙灘回來的時候，我是怎麼遇到那個縱火者的。
「要描述他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說，「那個人蒙著臉，我只看到一個側影。然後，我就收到了那張寫著同樣內容的字條：快回你的家，戈德曼。這已經是第三回了。」
「道恩警長跟我說過。有誰知道你在調查這個案件？」
「所有人。我的意思是，整個白天我都在問別人問題，這可能是任何人。你是怎麼想的，你覺不覺得是有人不想讓我知道更多的情況？」
「是一個不想讓你知道關於諾拉真相的人。你的調查進行得怎麼樣了？」
「我的調查？怎麼，你現在開始感興趣了？」
「可以這麼講吧。不得不說，自從有人威脅你讓你閉嘴的時候開始，你的可信賴程度飛速提升了。」
「我和凱爾甘先生談過，他是一個老實人，還帶我看了諾拉的房間，我猜你也已經看過了吧……」
「是的。」
「如果這是一次離家出走的話，你怎麼解釋她為何什麼都沒帶走？衣服和錢都沒帶。」
「因為這不是一次離家出走。」加洛伍德對我說。
「那是什麼呢？如果這是一次綁架，又為什麼沒有打鬥的痕跡？為什麼她要把那個裝著底稿的包帶走？」
「假如她認識謀殺她的人，那就能解釋這一切了。也許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某種關係；也許，他經常到她的窗前來，那天也不例外，他可能讓她跟著他；也許就只是為了出門散散步。」
「你指的就是哈里吧。」
「是的。」
「然後呢，她就帶著底稿跳到窗子外面去了？」
「是誰告訴你她當時帶了那份底稿的？誰又告訴你她曾經拿過那份底稿？這只是戈貝爾的託詞，是他在底稿和諾拉的屍體一起被發現後，為了擺脫嫌疑而做出的解釋。」
在那一瞬間，我在猶豫要不要告訴他我瞭解到的關於哈里和諾拉之間的事情，他們曾經約好一起在「海濱汽車旅館」見面，然後一起私奔。但是，當時我決定還是什麼都不說，生怕會給哈里帶來什麼不利。我只是問了問加洛伍德：
「那你的設想是什麼呢？」
「戈貝爾殺害了那位小姑娘，然後把底稿和她葬在了一起。也許是出於悔恨。這是一本關於他們愛情的書，他們的愛殺死了她。」
「你為什麼會這麼想？」
「在底稿上寫著幾個字。」
「幾個字？寫著什麼？」
「我不能對你說，這是機密。」
「哦，別跟我胡說八道了，警長！你已經跟我透露了太多的資訊，但或許還遠遠不夠：你不能總是在情況對你有利的時候，才把你自己藏在要保守調查秘密的幌子後面。」
他嘆了口氣，還是屈服了。
「上面寫著：永別了，親愛的諾拉。」
我突然一下子說不出話來。「親愛的諾拉」，這不就是諾拉在洛克蘭的時候讓哈里這麼叫她的嗎？我努力保持著冷靜。
「這幾個字，你們打算怎麼處理？」我問道。
「我們將拿去做一個筆跡檢測，希望從中獲得更多的資訊。」
我完全被警方的這個發現打亂了陣腳。「親愛的諾拉」這幾個字和哈里所說的一模一樣，我還錄了音。
我整個晚上都在想這個問題，卻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在晚上九點的鐘聲敲響之後，我接到了母親的電話。顯然，她已經從電視上看到了關於那場火災的報道。
「天哪！馬可，你是要為這個該死的罪犯而犧牲自己的性命嗎？」
「冷靜點，媽媽，冷靜。」
「這裡的人都在談論你。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都不是些什麼好話。在我們這個社群裡，大家都琢磨著，你為什麼還會和這個哈里攪在一起？」
「沒有哈里，就根本不可能有偉大的戈德曼，媽媽。」
「你說得對，如果沒有這個傢伙，你會成為一個更偉大的戈德曼。自從你在大學裡遇到這個傢伙以後，你就變了。你可是‘神奇小子’，馬可。你還記得嗎？就連超市那位矮小的收銀員郎夫人到現在都還問我：‘神奇小子’現在怎麼樣了？」
「媽媽……從來就沒有什麼‘神奇小子’。」
「從來就沒有‘神奇小子’？從來就沒有‘神奇小子’？（她呼喚著我的父親）尼爾森，快點來這裡，快點！馬可說他從來就不是什麼‘神奇小子’。（我聽到我的父親在後面支支吾吾地嘀咕著什麼）你聽到了嗎？你的爸爸也和我說的一樣，你在高中的時候，可是‘神奇小子’啊！我昨天遇到了你原來的校長。他說，他對你有很美好的回憶……我想他都要哭了，他說的時候是那麼心潮澎湃。然後他對我說：‘嘿，戈德曼夫人，我都不能想象你的兒子現在遇到了多大的麻煩。’你看到了吧，這多麼讓人傷心啊！就連你以前的校長都問了這樣的問題。那我們呢？為什麼你寧願去救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師，都不願意去找一個女人呢？你已經30歲了，但你居然還沒有結婚！你想讓我們到死都看不到你的婚禮嗎？」
「你才52歲，媽媽，我們還有的是時間呢。」
「不準狡辯！誰教你狡辯的？這也是你從這個天殺的戈貝爾那裡學來的吧。你為什麼不想想怎麼給我們帶回家一個好姑娘呢？嗯？嗯？你回答不上來了吧？」
「最近一段時間，我沒有遇上我喜歡的人，媽媽。我要寫書，還要參加巡迴籤售，然後是下一本書……」
「都是藉口，就這麼簡單！你的下一本書？這次是一本關於什麼的書呢？關於變態性故事的書？我已經不瞭解你了，馬可……我的馬可小寶貝，我要問你：你是不是喜歡上這個哈里了？他把你變成同性戀了吧？」
「沒有，完全沒有！」
我聽到她對我的父親講：「他說不是，這就意味著是。」然後她悄悄地問我：
「你不是得了什麼病吧？就算你得病了，你的媽媽還是一樣愛你。」
「什麼？什麼病？」
「就是那種對女人過敏的病。」
「你是要問我是不是同性戀嗎？不是！就算我是，也不是什麼病。我喜歡一堆女人，媽媽。」
「一堆女人？什麼意思，一堆女人？你應該喜歡的是一個女人，然後和她結婚，可以嗎？你是想對我說，你不會忠誠於一個女人嗎？你是一個性愛狂嗎，馬可？你想不想去看看心理醫生，讓人給你做些心理治療呢？」
最後，我氣憤地掛了電話。我感到很孤獨，於是一個人來到了哈里的書房裡，把錄音機開啟，他的聲音傳了出來。我需要一些新的線索，一個可以改變整個調查程式的確鑿證據，我需要某種啟示來幫我完成這個令人頭暈的拼圖，可是，現在我只能找到哈里、底稿和去世的小姑娘這三個碎片。就在我思考分析的時候，我的體內突然湧起了一種很久沒有過的奇怪感覺：我想寫作，我想把我現在經歷的，把我現在所想的寫下來。很快，各種想法就開始在我的大腦中翻騰。現在，我已經不再是想要寫作，而是需要寫作了。這種感覺已經有一年半沒有到來了，就像一座突然甦醒的火山，正準備進入噴發的狀態。我飛快地拿出了我的筆記型電腦。在考慮了一會兒怎麼開頭之後，我寫下了我下一本書的頭幾行字：
2008年的春天，在我成為美國文學界新寵差不多一年後，發生了一件我想深埋於記憶深處的事情：我發現我的大學老師哈里·戈貝爾，這位在全國備受尊重的作家，在他34歲的時候和一位15歲的少女有過一段非同尋常的關係。故事發生在1975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