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是至關重要的，馬庫斯，如果讀者不喜歡它，就不會再讀剩下的部分了。你準備怎樣給你的小說開頭呢？」
「我不知道，哈里。你認為我有一天會成功嗎？」
「怎樣算成功？」
「寫一本書。」
「確信無疑。」
2008年初，大概就在我因第一部小說成為美國文學界新寵的一年半之後，我陷入了一種可怕的危機當中：在白紙上，我不能再寫出半個字來。這病似乎在一夜成名的作家中並不少見。它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它早已在我的體內慢慢生根發芽。我的大腦如同中了招一般，一點點地僵住了。剛開始出現症狀的時候，我並沒有多加註意。我對自己說，靈感明天就會回來的，不然就是後天，再不然就是大後天。但是，時間一天天、一週周、一月月地過去了，靈感仍然無法找回。
我好像墜入了地獄一般，在這期間我經歷了三個階段。對於所有讓人眩暈的墜落來說，飛速的攀升是不可或缺的，這就是我經歷的第一階段。我的第一部小說賣出了200萬冊，這也讓年僅28歲的我一下子躋身成功作家之列。那是2006年的秋天，我的名字在幾周內傳遍了大街小巷。人們在電視裡、報紙上、雜誌封面上都能看到我，我的頭像甚至還出現在了地鐵站的大型廣告牌上。即便是東岸各大日報最苛刻的評論家也異口同聲地說：年輕的馬庫斯·戈德曼將成為一位偉大的作家。
僅一本書，一本書就讓我看到一種新的生活正為我敞開大門：那些身家百萬的年輕明星所擁有的生活。我從住在新澤西州蒙特克萊爾的父母家中搬了出來，找了一套豪華公寓作為安家之所。隨後，我把我的三手福特車換成了帶有色玻璃窗的嶄新黑色路虎。我開始光顧那些高檔餐廳，還找了一位文學經紀人幫我安排日程，並開始在我新家的巨大電視螢幕上觀看棒球比賽。我在離中央公園只有幾步之遙的地方租了一間辦公室。知情識趣的秘書黛妮思替我接收郵件，準備咖啡，歸類重要檔案。
在新書出版之後的頭六個月裡，我很滿足地享受著甜蜜的新生活。早上，我到辦公室裡看一看那些有關我的文章，讀一讀每天幾十封的讀者來信，黛妮思在我看完後會把它們一一歸類整理好。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時候，我就會心滿意足地到曼哈頓閒逛一會兒。那兒的人在我走過時總會低聲地說些什麼。一天餘下的時間裡，我會充分享受名氣賦予我的新權利：購買任何我想要的東西，去麥迪遜花園廣場上的貴賓包房裡看流浪者隊的比賽，和那些我年少時崇拜的歌星一起走紅毯，還能和人人覬覦的當紅電視劇女主角莉迪亞·戈洛爾約會。我是位有名的作家，我感覺自己從事著世界上最美好的職業，並且深信我的成功會一直持續下去。就在這個時候，出版商和我的經紀人卻已經開始讓我重新回到工作中來，並催促我進行下一部小說的創作，而我對這些勸說毫不在意，並認定成功會一直伴隨著我。
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我開始意識到快要「變天」了：讀者來信越來越少，漸漸沒人在大街上認出我來。不久之後，那些還能認得我的路人開始問道：「戈德曼先生，你下一部書的主題是什麼？什麼時候會出版？」我明白是時候開始重新投入寫作了：我隨手在紙上記下了一些思路，然後在電腦上寫出了一些故事梗概，可最終並沒有寫出什麼好東西來。我也曾想過其他思路和內容，卻沒有什麼起色。於是，我給自己買了一臺新電腦，盼望著它能給我帶來新的靈感，啟發我想出一些精彩的故事脈絡，但還是徒勞無功。我開始嘗試變換工作方式：讓黛妮思幫我記錄下我想出的好文字、好句子以及一些不錯的小說評論，這樣的工作經常會持續到深夜。但是第二天一看，這些文字顯得那麼乏味不堪，句子變得那麼平庸無奇，就連評論也都毫無意義了。於是，我的病就進入了第二階段。
2007年的秋天，我的第一部小說已經出版一年了，而我的下一部小說還一個字都沒有寫。當已經沒有信件需要整理的時候，當在公共場所不再有人認出我的時候，當我的頭像海報從百老匯的大書店裡消失了的時候，我才明白這種光鮮的生活原來是那麼轉瞬即逝。它就像一個飢餓的戈爾貢，沒有辦法餵飽她的人馬上會被新人取代。如今，我的關注度正是被那些當紅政客、那些最新的真人秀明星，以及那些剛剛嶄露頭角的搖滾樂隊給搶走的。可是，我的第一本書才出版了短短12個月啊！對我來說，這何其短暫，但從全人類的角度來看，卻又何其漫長。在這一年當中，僅僅在美國就有100萬人出生，100萬人死亡，幾萬人被槍殺，50萬人染上了毒癮，100萬人成功變身為百萬富翁，1700萬人換了新的行動電話，5萬人因車禍喪生，200萬人因車禍不同程度地受傷。對我而言，這段時間也僅僅是寫出了一本書而已。
在出版我的第一部小說時，有權有勢的紐約施密特·漢森出版社給了我一筆可觀的收入並對我寄予厚望。可是現在，出版人開始揪住我的經紀人道葛拉斯·克萊恩不放，克萊恩則轉而催促我。他說時間很緊迫，我必須得拿出新小說的底稿了。為了安慰他以及自我安慰，我肯定地對他說，第二本小說進展很好，完全不必擔心。事實上，即便我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幾小時，我面前的紙上也還是一片空白：靈感悄無聲息地走了，再也找不回來了。夜裡，我一個人在床上難以入眠，幻想不久以後，在偉大的馬庫斯·戈德曼30歲之前，他就將不復存在。這個念頭嚇壞了我，於是我決定去度度假，換換腦子。我在邁阿密的一家豪華酒店裡住了一個月，美其名曰給自己充電。我暗自以為在棕櫚樹下的休憩能重新喚醒我的創作天賦，然而佛羅里達之行顯然只不過是一次美妙的逃避現實之旅。早在兩千年前，哲人塞內卡就經歷了同樣的困境：無論你逃到哪裡，問題都會躲在行李箱裡如影隨形。這話真是一點不假，我剛從邁阿密機場出來的時候，便有一位好心的古巴行李搬運工跑過來對我說：
「您就是戈德曼先生吧？」
「嗯。」
「這是給您的。」
他遞給我一個信封，裡面裝了一沓紙。
「這些白紙是給我的？」
「是的，戈德曼先生，您離開紐約的時候不是應該把它們也帶上嗎？」
就這樣，我獨自一個人在佛羅里達度過了一個月。我和那些纏著我的「病魔」一起孤零零地被關在了一間套房裡，悲憤不已。在我那臺沒日沒夜開著的電腦裡，那個我命名為「新小說」的檔案一直空著。某個晚上，我在酒店的酒吧裡喝酒時，為那裡的鋼琴師點了一杯「瑪格麗特」，就在那個時候，我才知道我得了一種在藝術界很常見的疾病。這位鋼琴師坐在吧檯前，主動和我攀談起來。他說他一生只寫了一首歌，而這首歌風靡一時。巨大的成功使他從此再也寫不出其他曲子了。而如今，在不幸和潦倒中，他只能靠為酒店裡面的客人們彈奏其他人的成功之作來勉強度日。「曾經我也在全國最大的音樂廳裡舉辦過超大型巡演。」他緊緊揪著我的領口說，「一萬人一起高喊我的名字，一些女孩兒直接暈了過去，另外一些女孩兒還向我扔她們的小內褲，感覺真是太棒了！」他像小狗一樣舔了舔酒杯邊的殘餘物，接著說道，「我發誓我說的都是真的，糟糕的是，這一切都過去了。」
我一回到紐約之後，病情的第三階段便拉開了序幕。在我從邁阿密回程的飛機上，我讀到了一篇報道一位年輕作家的文章，他剛出的一部小說受到了評論界的一致好評。我剛抵達守衛者機場，就看到他的大型海報出現在了行李提取大廳裡。命運開始嘲笑起我來，很可悲的是，人們不僅忘記了我，而且我正在被其他人所取代。道葛拉斯來機場接我，他看上去一副完全不知所措的樣子。原來，施密特·漢森出版社已經失去了耐心，他們急於確認我的寫作是否進展順利，並希望我很快就能給他們拿出一部新小說的手稿。
「這回壞了，」在用車把我送回曼哈頓時，道葛拉斯對我說，「快告訴我，佛羅里達給你帶來了很多靈感，你的小說已經寫得差不多了！現在大家都在議論著那個傢伙……他的書在聖誕節期間肯定會大賣。你呢？馬庫斯，聖誕節你能拿出什麼來？」
「我馬上要開始寫了！」我叫道，心裡卻害怕極了，「我能寫完，到時候我們在宣傳上下點功夫，準能行。大家不是很喜歡我的第一本書嗎，他們肯定也會喜歡接下來的這一本。」
「馬可，你根本沒明白，我們幾個月前就應該做這個事情了。這是我們的戰略：乘勝追擊，討好讀者，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讀者想看馬庫斯·戈德曼的書，可是他自己一個人跑到佛羅里達靜養去了，所以，讀者們都跑去買其他人的書了。你學過一點經濟學吧，馬可？書籍現在已經成了可替代產品：人們喜歡看書只是為了放鬆和得到消遣。如果不是你來給他們寫這本書，就會是你的同行，那時也就是你被當作垃圾扔掉的時候了。」
道葛拉斯的一番教導讓我陷入了無盡的恐慌，於是我以從未有過的姿態投入工作當中去：早上六點就開始寫作，不到晚上九點或十點之前絕不停下來。我一整天一整天地在辦公室裡工作著，在極度絕望中，我不停地寫著，遣詞造句，堆砌小說的構思。最終，我還是痛苦地發現自己沒能寫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黛妮思開始沒日沒夜地擔心起我的境況來。她顯得有些無所事事，因為她再也不用給我做筆錄，不用分揀郵件，也不用衝咖啡了。她只能在走廊裡不停地踱來踱去。最後，她實在忍不住了，使勁地敲著我的房門。
「求求你了，馬庫斯，開開門吧！」她帶著哭腔說道，「出來看看吧，去公園走走，今天你還什麼都沒吃呢。」
我沒好氣地說：「不餓！不餓！寫不出來，我就不吃飯了！」
她幾乎要哭出來了。
「別說得這麼可怕，馬庫斯，我現在就去街角的那家熟食店給你買你最喜歡吃的烤牛肉三明治。我這就去，我這就去！」
我聽到她一把抓起了包，朝大門跑去，然後飛快地下了樓梯。似乎她這樣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就能讓我的境況變得好一些。我突然意識到我的病因了：從零點出發寫一本書對我來說很容易，但是現在我已經到了一個巔峰，在這個時候要重新施展我的才華，重新走一遍當初邁向成功的艱辛之路，再寫出一本好書來，我卻感到無能為力了。我被作家們的通病打倒，沒人能幫得了我：我要是跟別人談起這個問題，他們都會說沒什麼大不了的，這肯定很常見，即使我今天寫不出來，明天也會寫出來。於是，我回到了蒙特克萊爾我父母的家中，花了兩天時間嘗試在我以前的房間裡工作。就是在這個房間裡，我找到了寫出第一本書的靈感。但是，這次嘗試再度以可悲的失敗告終。母親對此也許並不感到意外，在這兩天裡，她一直坐在我旁邊，看著我筆記型電腦的螢幕，不停地跟我說：「這真是太棒了，馬可。」
「媽媽，我一行字都沒有寫出來。」我終於忍不住冒了一句。
「但是我感覺你的新書會很不錯的。」
「媽媽，能讓我單獨待一會兒嗎？」
「為什麼要一個人？是不是肚子不舒服了？你想放屁嗎？你可以當著我的面放屁的，親愛的，我是你媽媽呀。」
「不，我不想放屁，媽媽。」
「你是不是餓了？想吃煎餅嗎？還是來點華夫餅？要不來點鹹的？雞蛋怎麼樣？」
「不用了，我不餓。」
「那為什麼你想一個人待著？你的意思是那個把你生下來的女人讓你心煩了？」
「沒有，你一點也不煩，但是……」
「但是什麼？」
「沒什麼，媽媽。」
「你應該去找個女朋友，馬可。你難道以為我不知道你和那個電視劇明星分手了嗎？她叫什麼名字來著？」
「莉迪亞·戈洛爾。其實我們並沒有真的在一起過，媽媽。我想說，也就這麼回事吧。」
「也就這麼回事？！現在年輕人都這樣，總是不當回事。等到50年過後，頭髮都掉光了，還是孤零零一個人。」
「這和禿頭有什麼關係，媽媽？」
「沒什麼關係。但我是從雜誌上才知道你和這個姑娘在一起的，你覺得這正常嗎？哪個兒子會這樣對母親，嗯？告訴你，就在你正準備去佛羅里達之前，我去了申格茲那裡，就是那個理髮師，不是那個肉店老闆。那兒所有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我問大家到底發生了什麼，於是頭上戴著燙髮器的伯格太太給我看了那本她正在讀的雜誌。上面有一張你和那位莉迪亞·戈洛爾的照片，當時你們正一起走在街上，但是標題說你們已經分手了。理髮店裡的所有人都知道你分手的訊息，而我，我甚至連你和這個女孩兒在一起的訊息都不知道！我當然不想被她們看作傻瓜，於是我就說：這是個不錯的女孩兒，她還經常來我們家吃晚飯。」
「媽媽，我沒告訴你完全是因為我覺得我沒跟她認真談過戀愛，她不適合我，你明白嗎？」
「當然不可能合適！你就沒有遇到過對的人，馬可，這才是問題！你覺得那些電視明星懂得操持家務嗎？告訴你，昨天我在超市碰到艾美爾森太太了，她女兒正好也是單身。我覺得你們倆就是天生一對呢！還有，她的牙齒很漂亮。你想讓我現在叫她過來嗎？」
「不想，媽媽。我在工作！」
就在這時，門鈴響了。
「我想應該是她們到了。」母親說道。
「什麼她們？」
「艾美爾森太太和她的女兒啊，我邀請她們下午四點過來喝茶的。現在正好是四點，一個守時的女人肯定是個好女人，難道你不喜歡這樣的嗎？」
「你居然已經請她們過來喝茶了？快讓她們走吧，媽媽！我不想看到她們，我有書要寫！該死，我沒閒工夫跟她們玩過家家，我要寫我的小說！」
「哎，馬可，你真的需要找個女朋友，一個你將來可以和她訂婚、結婚的女朋友。書的事，你考慮得太多了，該想想你結婚的事了。」
沒人能體會到此時事態的嚴峻：我無論如何都得寫出一本新書來，按照出版商和我簽訂的合同裡的條款，就必須如此。2008年1月，施密特·漢森出版社的社長羅伊·巴爾納斯基把我叫到他在拉斐特大道一棟大廈51層的辦公室裡，向我發出了嚴重警告。「那麼，戈德曼，我什麼時候才能看到你新作品的手稿？」他對我咆哮著，「我們的合同裡計劃要出五本書，你必須給我趕快動起來，要快！我要看到結果，要看到實實在在的數字！你已經比預期晚了，你現在什麼都晚了！你知道那個在聖誕節前出書的傢伙了吧？在讀者心裡，他已經把你取代了。他的經紀人說他下一本書已經在收尾了。而你呢？你讓我們損失了一大筆錢。你該醒醒了，重新振作起來吧。出一招厲害的，給我寫本好書出來，這也是在拯救你自己。我給你六個月的時間，就到6月。」六個月的時間就要寫出一本小說，而我已經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裡被「困」住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巴爾納斯基在給我強加這個期限的同時，並沒有告訴我，如果我沒有按要求完成會承擔什麼樣的後果。這個情況最終是由道葛拉斯來負責向我通報，兩個星期之後，我們在我的公寓裡進行了第n次談話。他對我說：「你必須得抓緊寫了，我的老兄，這回你可不能再逃避了。你簽了五本書的合同，五本！巴爾納斯基很惱火，他就快要失去耐心了……他告訴我給了你六個月的期限。你知道假如完不成會發生什麼情況嗎？他們會撕毀合同，將你告上法庭，然後把你‘吃’得連渣都不剩。他們會掏光你所有的錢，然後你就可以和你的美好生活說再見了：你的高階公寓、你的義大利咖啡機、你的大汽車，到那時你什麼都沒有了，他們會將你榨乾的。」這就是我，一年前才被公認為全國文壇新星，現在卻成了讓人失望透頂的作家、北美出版界的超級大懶蟲。於是，我吸取了第二個教訓：榮譽不僅僅是轉瞬即逝的，而且不得不因此要承擔相應的後果。就在道葛拉斯向我發出警告的第二天夜裡，我打了電話給那個我認為唯一可以將我救出困境的人：哈里·戈貝爾，我原來的大學老師，更重要的是，他是擁有最多讀者、最德高望重的美國作家之一。我和他在十多年裡一直保持著緊密聯絡，這一切都還得從我在馬薩諸塞州巴若斯大學讀書時說起，當時他教過我。
在給他打電話時，我已經有一年多沒有見過他了，在這段時間裡，我也幾乎沒有給他打過電話。他家在新罕布什爾州歐若拉，我直接撥通了他家的電話。一聽到我的聲音，他就略帶嘲諷地對我說：「哦，馬庫斯！真是你在給我打電話嗎？不可思議啊！自從你成了明星之後，我就再沒你的訊息了，上個月我曾試著給你打電話，是你的秘書接的，她說你誰也不見。」
我硬生生地打斷了哈里的話，說道：
「哈里，我現在糟透了。我想我已經不是作家了。」
他也立刻變得嚴肅起來：「你在說些什麼，馬庫斯？」
「我不知道怎麼寫作了，我完了，我的稿紙上一片空白。這種狀況已經持續好幾個月了，甚至可能有一年了。」
他突然笑了起來，熱情的笑聲讓人感到安心。
「馬庫斯，我想只是你的思維暫時‘塞’住了，就是這麼回事。這種‘白紙症’和‘性功能障礙’一樣愚蠢至極：這是天才們特有的恐懼，就好比你正要和一個愛慕你的姑娘做愛，想讓她體驗到地動山搖一般的性高潮時，你的‘小弟弟’突然疲軟了。別總把自己當成天才，成天患得患失的，至少先把文字一行行地排出來，靈感自然而然會回來的。」
「你真這麼認為？」
「當然。不過你必須先遠離那些燈紅酒綠的聚會，放下你那些微不足道的挫敗感。寫作是一件嚴肅的事情，我應該向你反覆強調過這一點吧！」
「但是我一直很努力啊！除了這件事，我什麼都沒幹！即便如此，我還是什麼也沒能寫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缺少的應該是一個有益於創作的環境。紐約確實很華麗美好，但也過於嘈雜。你為什麼不來這兒呢？來我家，就好像你還是我學生時那樣。」
遠離紐約城，換換空氣。這一邀請對於試圖逃離現實生活的我再合適不過了。為了尋找新書的創作靈感，去美國的鄉下，在那裡還有我的老師作陪，這不正是我需要的嗎？於是一個星期以後，也就是2008年2月中旬，我去了新罕布什爾州的歐若拉小鎮，並在那裡安頓了下來。而我將要講述的那些驚心動魄的事情就發生在幾個月之後。
在2008年夏天震驚全美的那件事情發生之前，沒有人聽說過歐若拉。這是一個海濱小鎮，離馬薩諸塞州的邊界只有15分鐘的車程。小城的主幹道上有一家電影院，裡面上映電影的時間總是比全國其他地方要晚。街上還有幾家商店、一家郵局、一個警察局和屈指可數的幾間餐廳。其中「克拉克之家」可以算是小城裡年頭頗為久遠的餐廳了。道路四周的住宅區很安靜，房子的外牆都由彩色木板拼成，還帶有頗具風情的挑棚，屋頂鋪的是深灰色的板岩，花園中的草坪都被修剪得整整齊齊。這裡是典型的美國內地鄉鎮，居民們關門都不上鎖。這種地方似乎只會在新英格蘭地區出現，這裡，安靜到讓人有一種與世隔絕的感覺。
我對歐若拉小鎮很熟悉，因為當我還是哈里學生的時候就經常來這裡。哈里那美麗的房子是由石頭和大塊的松木搭建起來的，位於城外朝緬因州方向的第一大道旁。它的邊上是一個海灣，在地圖上被稱為鵝彎。這座屋子簡直就是為作家而建的，它面朝大海，還帶有露臺，天氣好的時候可以到上面坐一坐，露臺的樓梯直接通向沙灘。房子籠罩在一片原始的靜謐之中：海濱樹林、成片的鵝卵石和一排排的巨石、溼潤的蕨類植物和青苔，還有幾條可漫步的小徑順著沙灘延伸開來。如果不是知道幾英里之外就有人類文明的痕跡，我們甚至會以為自己到了世界盡頭。在這裡，可以很輕易地想象這樣的場景：那位老作家在他的露臺上，從潮汐和日落中獲取靈感，寫出了一本本絕世佳作。
2008年2月10日，我的稿紙上還是空空如也。我忍無可忍，離開了紐約。那時，整個國家已經因總統預選開始沸騰起來。就在幾天前，「超級星期二」（那一年該活動特意從3月挪到了2月，這也預示著那年的與眾不同）的結果已經讓共和黨候選人、參議員麥凱恩拿到了一張總統大選的門票。而在民主黨那一邊，希拉里·克林頓和貝拉克·歐巴馬激戰正酣。我一口氣就從紐約開車到了歐若拉，冬天裡的大雪把我的四周變成了白茫茫一片。我喜歡新罕布什爾州，喜歡它的寧靜，喜歡這裡巨大的森林。我喜歡那些鋪滿睡蓮的池塘，夏天可以下水游泳，冬天可以在上面滑冰。我喜歡這裡不需要為收入上稅。這是一片自由的樂土，那些從我車邊飛馳而過的汽車車牌上印著「要麼自由地生，要麼死」，這句口號正是對這種自由精神的概括。每一次到歐若拉暫住的日子裡，我都會強烈地感受到這種精神，併為之折服。我記得我到達哈里家的那天十分寒冷，大霧瀰漫。一到這裡，我的內心立刻變得寧靜祥和。哈里就在他家的門廊下等著我，身上裹著厚厚的冬衣。我下了車，他走上來迎接我，將雙手放到我的肩上，對我報以燦爛的微笑，他的笑容讓我感到安心。
「你怎麼了，馬庫斯？」
「我不知道，哈里。」
「嘿，別多想了。我知道，你一直是個多愁善感的年輕人。」
還沒來得及整理好行李箱，我就和哈里在客廳裡聊了起來。他端來了咖啡。壁爐裡的火燃燒著，發出了噼噼啪啪的響聲。屋子裡很溫暖，然而從巨幅的落地玻璃窗向外望去，大海在寒風中呼嘯翻滾，白雪飄落在露出海面的礁岩上。
「我幾乎忘了這裡有多美。」我低聲道。
哈里表示贊同。
「放心吧，我的小馬庫斯，我會好好照顧你的。你將會為我們寫出一本驚世之作。千萬彆著急，所有優秀的作家都會經歷這種艱難的時刻。」
他那從容自信的神情對我來說是何等熟悉。在這個男人的身上，我從未見過一絲遲疑：他充滿自信，渾身散發出天生的威嚴。他就快67歲了，但仍然精神矍鑠。他那一頭銀絲總是梳理得整齊得當。他有著寬闊的肩膀和強壯的身軀，這得益於他常年參加拳擊訓練。不錯，他是一位拳擊手，也正是因為這項運動，這項我曾經玩命練習的運動，才使得我們倆在巴若斯大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哈里和我的相識，我將在下文中細說，那些將我倆緊密相連的事件都非比尋常。1998年，他走進了我的生活，當時我剛進入馬薩諸塞州的巴若斯大學。那時哈里57歲，已經在這所規模不大的鄉下大學的文學系任教差不多15年了。這裡氣氛祥和，學生們友好禮貌。在此之前，和所有人一樣，我知道哈里·戈貝爾是位知名的大作家。但在巴若斯大學，我認識了那個簡簡單單的哈里，即使我們年齡相差甚遠，他最終變成了我最親近的知己，也是他教會了我如何成為一位作家。20世紀70年代中期，哈里憑藉他的第二本小說《罪惡之源》一舉成名。這本小說賣出了1500萬冊，也讓他斬獲了國內最權威的兩項文學大獎：國家文學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之後，他會定期出版書籍，並在《波士頓環球報》上負責撰寫一個深受讀者喜愛的專欄。他絕對算得上美國知識界的一位大人物：他舉辦過很多個人講座，經常被邀請參加重要的文化活動。他的政治觀點也備受重視。他是一個受人敬仰的人，是國家的驕傲，是美國的精英之一。我希望在他家待上幾個星期，讓他把我重新變成一個作家，重新教會我如何跨越這「白紙症」的深淵。我有一種感覺，哈里雖然知道我的處境艱難，但是他並不覺得這有多麼不正常。「作家們都會有大腦空白的時候，這是這個職業所要面對的風險，」他對我解釋道，「你需要做的就是重新投入到工作當中去，問題自然會一點點解決。」他讓我在一樓的書房裡工作，他就是在那裡寫出了一本本小說，當然也包括《罪惡之源》。我在書桌前待了好長時間，卻一直被窗子另一側的海洋和白雪所吸引。在給我送咖啡和食物的時候，他看到我一副絕望的神情，於是試圖讓我打起精神。有一天早晨，他終於開口對我說：
「別難過了，馬庫斯，你這個樣子看起來像是要死了一樣。」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