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地亞哥·納薩爾被殺的那一天，清晨五點半就起了床，去迎候主教乘坐的船。夜裡他夢見自己穿過一片飄著細雨的榕樹林，夢中他感到片刻的快慰，將醒來時卻覺得渾身都淋了鳥糞。「他總是夢見樹。」二十七年後，回憶起那個不祥的禮拜一的種種細節時，他的母親普拉西達·利內羅這樣告訴我。「之前那個禮拜，他就夢見自己一個人坐著錫紙飛機，自由自在地在巴旦杏樹林裡飛行。」她對我說。她以替人解夢贏得了名聲，只要在早餐前把夢講給她聽，她便能準確無誤地詳釋一番。可她沒有從自己兒子的這兩個夢中瞧出什麼端倪；他在被殺之前的好幾個早晨都向她說起與樹有關的夢，她卻沒有看到絲毫噩兆。
聖地亞哥·納薩爾自己也沒有任何預感。那天晚上他和衣而眠，睡得不長，也不踏實，醒來時覺得頭痛得厲害，嘴裡像是含著銅馬鐙的碎屑。他以為這是婚禮上飲酒歡鬧的結果，那場婚宴直到後半夜方才結束。此外，從他清晨六點零五分離開家，到一個鐘頭之後像挨宰的豬一樣被人刺死，這期間許多人見過他，都記得他略有些疲倦，但心情似乎不錯，他對遇到的每個人都不經意地說過一句：多美的一天啊。可誰也拿不準他指的到底是不是天氣。一些人不約而同地回憶說，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海風拂過香蕉園徐徐而來，算是那個時節裡愜意的二月天了。但在大多數人的記憶中，那天早晨陰鬱淒涼，天空渾蒙而低沉，四下瀰漫著死水的濃重氣味，在那個不幸的時刻還下了一陣小雨，正如聖地亞哥·納薩爾在夢中樹林裡見到的景象一樣。那時的我正在瑪利亞·亞歷杭德里娜·塞萬提斯溫存的懷抱裡，從婚禮狂歡後的倦怠中漸漸緩過勁兒來。教堂的警鐘敲響時，我還沒有徹底睡醒，以為那是迎接主教的鐘聲呢。
聖地亞哥·納薩爾穿的是未漿過的白色亞麻褲子和襯衫，跟前一天參加婚禮時穿的一樣。那是一身出席特殊場合的禮服。倘若不是迎接主教，他就會換上卡其布外套和馬靴，每逢禮拜一去聖顏牧場的時候，他都是這身打扮。牧場是從他父親手中繼承來的，他小心謹慎地經營著，可惜財運不佳。在牧場上，他腰裡總彆著點三五七馬格南手槍，據他說，手槍的鋼彈頭能把一匹馬攔腰擊斷。到了打山鶉的時節，他還會架上獵鷹。他的槍械櫃裡收藏著一支曼利徹爾—施奈爾三零點零六來復槍、一支荷蘭造馬格南三〇〇來復槍、一支裝有雙倍望遠鏡瞄準器的大黃蜂點二二步槍和一支溫切斯特連射步槍。跟他父親一樣，他睡覺時總要把手槍藏在枕套裡，可那天出門前他卻卸下子彈，把手槍收進了床頭櫃的抽屜。「上了子彈的槍，他不會隨便亂放的。」他母親告訴我。這一點我清楚，我還知道他會把槍放在一個地方，而把子彈藏到相隔較遠的另一個地方，這樣一來，即便偶然有人禁不住誘惑，也無法在他家裡把子彈上膛。這條明智的規矩是他父親傳下來的，因為有一天早晨，一個女僕抖弄枕套想取出枕頭的時候，手槍摔到地上走了火，子彈擊穿房間裡的櫥櫃，透過廳堂的牆，像在戰場上似的尖嘯著飛過鄰居家的餐廳，把廣場另一端教堂主祭壇上真人大小的聖徒像打成了一堆石膏粉末。當時聖地亞哥·納薩爾還是個孩子，但那次倒霉的教訓讓他難忘。
母親最後一次看見他時，他正快步走過臥室。他想摸著黑鑽進浴室，從藥箱裡找出一片阿司匹林來，母親被他吵醒了。她開啟燈，看見他正站在門口，手裡端著一杯水。從此以後一想起他，她眼前就浮現出這個場景。聖地亞哥給她講了剛做的夢，可她沒留意夢中的樹。
「凡是夢見小鳥，都是身體健康的預兆。」她說。
當我重返這個被遺忘的小鎮，想將散落的殘片重新拼成記憶之鏡時，我看見她臥在吊床上、苦熬暮年的最後光陰，她曾經就在這同一張吊床上用同樣的姿勢端詳著自己的兒子。即使在白天，她也辨別不出旁人的輪廓。她的太陽穴上貼著幾片草藥葉子，用來緩解兒子最後一次走過臥室時給她留下的永難治癒的頭痛。她側著身子，抓住吊床一頭的繩結想坐起來。房間的昏暗處彌散著那個罪惡的清晨曾令我驚悸的洗禮池的氣味。
我剛跨進臥室的門檻，她就把我與記憶中的聖地亞哥·納薩爾混淆起來。「他就站在那兒，」她對我說，「穿著一身清水洗過的白色亞麻衣褲，他皮膚太嫩，受不了上漿衣服的粗硬。」好長一段時間，她呆坐在吊床上，嘴裡嚼著獨行菜籽，直到兒子歸來的幻象從眼前消散，她才嘆了口氣說：「他就是我的命。」
我在她的回憶裡看見了聖地亞哥·納薩爾。一月份的最後一個禮拜，他剛滿二十一歲。他身材頎長，面色蒼白，繼承了父親阿拉伯人的眼瞼和鬈髮。他是一對純為利益結合、從未享受過幸福的夫婦的獨子，可他似乎跟父親相處得很融洽。三年前父親突然去世，他跟孀居的母親繼續愉快地生活了一段時間，直到那個禮拜一被人刺死。他繼承了母親的天性，從父親那兒則自幼學會了操持槍械、愛護馬匹、駕馭鷹隼，還習得了父親的勇氣和審慎。父子倆講阿拉伯語，但是從不當著普拉西達·利內羅的面說，生怕她覺得受到排斥。他們在鎮上從來不帶武器，僅有一次，人們看見他們把訓好的鷹隼帶出來，那是為了去賑濟義賣會上做高空圍獵表演。父親的死迫使他在中學畢業後輟學，接手經營自家的牧場。聖地亞哥·納薩爾有不少優點，他生性快活、為人平和、心胸寬廣。
在他即將被害的那一天，母親見他穿著一身白衣服，以為他弄錯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禮拜一。」她告訴我。可他解釋說，穿禮服是為了萬一有機會，他想吻主教手上的戒指。她對此卻絲毫不感興趣。
「主教不會下船的，」她說，「出於義務，他會同往常一樣念一段祝禱詞，然後就原路返回。他討厭這個鎮子。」
聖地亞哥·納薩爾知道她是對的，但教堂的華麗壯觀對他而言有種無法抗拒的魅力。「就像進了電影院。」有一回他對我說。而他母親在主教蒞臨的那一天操心的唯一一件事，只是別讓兒子淋了雨，因為她已經聽到聖地亞哥·納薩爾在夢裡打噴嚏了。她勸他帶上把雨傘，可他卻揮揮手向她告別，走出了房間。那是母親最後一次見到他。
廚娘維多利亞·古斯曼很確定地說那天沒有下雨，而且整個二月都沒有雨水。「正好相反，」在她臨死前不久我去探訪時，她這樣說，「日頭很足，天熱得比八月間還早。」聖地亞哥·納薩爾走進廚房的時候，她正把三隻兔子剁成塊兒準備做午飯，幾隻垂涎的狗圍著她打轉。「他起床時總是一副沒睡好的頹喪相。」維多利亞·古斯曼毫無感情地回憶道。她的女兒迪維娜·弗洛爾那時正是含苞待放的年齡，她按每個禮拜一的慣例，給聖地亞哥·納薩爾端上一杯兌了甘蔗燒酒的苦咖啡，幫他擺脫頭天夜間留下的疲憊。寬敞的廚房裡，火苗呼呼地燃著，母雞趴在籠架上，有種悄然詭秘的氛圍。聖地亞哥·納薩爾又嚼了一片阿司匹林，坐下來呷了幾小口咖啡，慢慢地思考著，眼睛沒有離開過那兩個在爐臺邊掏洗兔子內臟的女人。維多利亞·古斯曼雖然上了年紀，身材卻沒有走形，她的女兒則有點野性，似乎被正在發育的腺體鼓譟得憋悶不安。當女孩來收空杯子的時候，聖地亞哥·納薩爾一把攥住了她的手腕。
「是該馴一馴你的時候了。」他對她說。
維多利亞·古斯曼朝他亮了亮沾滿血的刀。
「把手撒開，白佬，」她厲聲喝道，「這杯水你喝不成，只要我還活著。」
她在最光豔的少女時代曾被易卜拉欣·納薩爾引誘過。他在牧場的牲口棚裡偷偷同她幽會了幾年，激情退卻後就把她帶回家做了女傭。迪維娜·弗洛爾是她和最後一個情人的女兒，這姑娘認為自己註定會被聖地亞哥·納薩爾悄悄弄上床，這個念頭讓她過早地開始焦慮。「像他那樣的男人再也沒有了。」迪維娜·弗洛爾對我說，此時的她身形臃腫，容顏衰老，身邊圍著其他幾場情事留下的兒女。「跟他父親一樣，」維多利亞·古斯曼回了一句，「都是下流坯。」但是當她回憶起自己剖開兔子把熱氣騰騰的內臟扔給狗吃時聖地亞哥·納薩爾那一臉驚駭的樣子，她也不禁打了個寒戰。
「別那麼野蠻，」聖地亞哥對她說，「你就想想，假如它是個人。」
維多利亞·古斯曼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才明白，一個習慣了屠宰毫無防範之力的牲口的人，怎麼會突然變得那麼恐懼。「我的上帝！」她吃驚地叫道，「原來那一切都是預兆！」然而，發生兇案的那個早晨她太過憤恨，於是繼續把兔子的內臟扔給狗吃，存心要給聖地亞哥·納薩爾的早餐添些噁心。就在這時，主教乘坐的汽輪抵達碼頭，轟鳴的汽笛聲喚醒了整個小鎮。
那棟房子原來是一座兩層的貨倉，粗糙的厚木板牆壁，鋅皮尖屋頂，兀鷲站在屋頂上注視著河港裡的垃圾。建造貨倉的時候正值河運便利，許多海上駁船甚至一些高桅帆船都能冒險通過河灣的沼澤地開到這裡。內戰結束後，當易卜拉欣·納薩爾和最後一批阿拉伯人來到這個小鎮時，由於河水改道，海船已經開不進來，貨倉也就閒置了。易卜拉欣·納薩爾以極便宜的價錢把它買下，預備開一家他從未經營過的進口物品商店。直到他要成家時，才把房子改造成了住所。他在底層闢出一間大的廳堂，處理一應雜務；又在房子後面蓋了一間馬廄，養了四匹馬；還加了幾間用人房和一個供牧場使用的廚房，廚房的窗戶朝向碼頭，河水的臭氣隨時都會飄進來。廳堂裡唯一原封未動的是一架從遇難沉船上搶撈出來的螺旋形樓梯。二樓是從前的海關辦公室，現在隔出兩間寬敞的臥房和五間小寢室，那是為他預想中的眾多兒女準備的。他還建了一個木製陽臺，可以俯瞰廣場上的一排排巴旦杏樹。三月的每個下午，普拉西達·利內羅都會閒坐在那兒排遣寂寞。房子正面的大門被保留下來，安了兩扇用車床旋過的木頭做框的落地窗戶。屋後的大門也保留了下來，只是稍微改高了些，方便馬匹出入，同時仍可利用舊碼頭的一部分。後門用處最多，從這裡可以直接去往馬廄和廚房，而且它還臨著通向新碼頭的大街，無需從廣場繞行。正門除了節日以外，通常都上著門閂。然而，要殺聖地亞哥·納薩爾的人恰恰就守在正門，而不是後門；聖地亞哥也正是從這扇門走向碼頭去迎接主教的，儘管為此他不得不圍著院子繞上一圈。
沒有人能理解為什麼會出現這些致命的巧合。從里奧阿查來的預審法官也一定有所覺察，他雖然不敢承認，但卻竭力想給出合理的解釋，這一點在預審報告中表現得很明顯。朝向廣場的正門被提到多次，而且像在驚險小說裡一樣被稱為「死亡之門」。事實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達·利內羅的解釋，她以母親的智慧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兒子穿禮服的時候，從不打後門進出。」但這個真相太過簡單，法官只把它列在一條旁註裡，根本沒有寫入預審報告。
至於維多利亞·古斯曼，她一口咬定她和她的女兒都不知道有人要殺聖地亞哥·納薩爾。直到多年以後，她終於承認在他走進廚房喝咖啡之前，她們已經聽說了那個訊息。清晨五點鐘，一個過路的女人上門討牛奶喝的時候告訴了她們，還透露了行兇的原因和準備下手的地點。「我沒有提醒他，我以為那只是醉鬼的瘋話。」她對我說。然而，迪維娜·弗洛爾在她母親過世後向我坦白，她母親沒有告訴聖地亞哥·納薩爾，是因為打心底裡希望有人殺了他；而她自己也沒有說，則是因為當時的她不過是個嚇壞了的小丫頭，拿不了主意。當聖地亞哥·納薩爾攥住她手腕的時候，她更是嚇得魂飛魄散，那隻手如石頭一般冰涼，活像死人的手。
聖地亞哥·納薩爾被主教船上歡快的汽笛聲催趕著，邁著大步穿過昏暗的院子。迪維娜·弗洛爾跑在前面替他開門。她在餐廳裡沉睡著鳥雀的籠子間、在廳堂中的柳條傢俱和懸吊著歐洲蕨的花盆間匆匆穿過，儘量不讓他趕上，可當她卸下門閂時，還是沒能逃脫那隻鷹爪。「他一把抓住了我的私處，」迪維娜·弗洛爾對我說，「碰見我一個人待在房子的角落裡時，他常常這麼幹，可那天我不像往常那樣害怕，只有一種想大哭一場的衝動。」她掙脫開讓他出門。透過半開的大門，她瞥見廣場上的巴旦杏樹在破曉的晨光中像是落了一層雪，可她沒有膽量再去看別的東西。「那時汽笛聲已經停了，公雞開始報曉，」她告訴我，「雞鳴聲太大了，真難以相信鎮上有那麼多公雞，我還以為它們是坐著主教的船來的。」她為這個從未屬於她的男人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違背了普拉西達·利內羅的命令，沒有插上門閂，讓他在危急時刻可以退進門來。有一個始終沒能查明身份的人從門下塞進一封信，提醒聖地亞哥·納薩爾有人正等著要殺他，信上寫明瞭地點、動機和其他有關這場密謀的準確細節。聖地亞哥·納薩爾出門時，這封信就丟在地上，但是他沒有看見，迪維娜·弗洛爾也沒有看見，直到兇殺案發生後很久才有人注意到它。
六點的鐘聲已經響過，路燈仍舊亮著。巴旦杏樹枝頭和一些房屋的陽臺上還掛著慶祝婚禮的彩色花環，好像是為了迎接主教剛剛掛上去的。鋪著細磚的廣場上和設有演奏臺的教堂門廊裡，堆滿了飲酒作樂後留下的空瓶和各種廢品，儼然成了垃圾站。聖地亞哥·納薩爾走出家門時，許多人正在輪船汽笛的催促下向碼頭跑去。
廣場上只有教堂旁邊的牛奶店正開門營業，準備要殺死聖地亞哥·納薩爾的兩個男人就坐在那兒等著他。老闆娘克洛蒂爾德·阿門塔在晨曦中第一個看到了聖地亞哥·納薩爾，恍惚覺得他穿著鋁製的衣服。「他那時已經像個幽靈。」她對我說。準備行兇的那兩個人懷揣著裹在報紙裡的刀，坐在長凳上睡著了，克洛蒂爾德·阿門塔屏住呼吸，生怕把他們吵醒。
那兩個人是孿生兄弟佩德羅·維卡里奧和巴勃羅·維卡里奧，當時二十四歲。他們長得非常像，很難分辨出來。「他們相貌粗陋，但心地善良。」預審報告上這樣措辭。我從小學起就認識這兩個人，換作是我也會這麼寫。那天清晨他們還穿著參加婚禮時的深色禮服，對於加勒比地區而言，顯得太厚也太正式。數小時的煎熬令他們面容憔悴，不過他們還是盡義務地颳了鬍子。他們從婚禮前夜就一直在不停地喝酒，三天之後卻已經不醉了，像兩個失眠的夢遊症患者。在克洛蒂爾德·阿門塔的店裡等了近三個小時之後，兄弟兩人在清晨的第一縷微風中睡著了，這是他們自禮拜五以來頭一次入眠。輪船的第一聲汽笛差一點將他們吵醒，不過在聖地亞哥·納薩爾出門的那一刻，兩個人本能地清醒過來。他們緊緊抓著裹在報紙裡的刀，佩德羅·維卡里奧正準備起身。
「看在上帝的分上，」克洛蒂爾德·阿門塔低聲道，「這會兒讓他去吧，可別冒犯了主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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