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 燈火樓臺 第二章(2)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購每一百已貶值至五十六兩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對抗洋商輪船公司,挽回利權的理由,捏詞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說動沈葆楨撥給官本。

第四,捏稱已付定銀二十萬兩,造成既成事實,並以運道凍阻,無須諮商北洋為藉口,迫使沈葆楨單獨負責。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權,委託英籍律師擔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萬兩匯到招商局後,盛宣懷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額十足抵換現銀。

第七,應付旗昌餘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墊付四十餘萬兩,尚短六十九萬,由「官本緩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險費盈餘等陸續給付。事實上現銀與股票之間,仍有很大的一個差額,飽入私囊。

所謂「官本緩息」是江南各省撥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餘萬兩,應付利息,暫時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暫付一半,所餘一半改為股本。這樣陸陸續續,東挪西湊牽扯不清,根本是一盤糊塗帳。

哪知劉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懷等人先發制人,列舉了十八條申辯的理由,具稟北洋,由李鴻章搶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見,發生排拒劉坤一的意見的作用。加以盛宣懷的大肆活動,劉坤一的復奏,果然「留中」了。

李鴻章的復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劉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條」。他的筆下很來得,當下親自草擬奏稿,駁斥李鴻章。首先說明:李鴻章認為劉瑞芬等,查案不無錯誤,為盛宣懷極力剖辯,奏請免議;此則朝廷自有權衡,非臣下所能置議。不過,劉瑞芬等所稟盛宣懷的貪詐情形,頗為明確,「有不敢不再陳於聖主之前者。」

首先要駁的是,李鴻章所陳,當初收買旗昌,請撥官本銀一百萬,並飭兩準鹽運使勸鹽商就「鹽引」派搭股份,預計可得銀八十萬兩,再通飭南洋各省藩司、各海關道,隨時勸諭富商搭股,並無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之說。劉坤一先引沈葆楨當年所奏,「臣於病榻傳見盛宣懷等,續據稟稱,各商盡力攢湊,只能整合銀一百二十二萬兩,所短之數,擬請南洋各省,盡力籌撥一百萬兩」的原文,向李鴻章提出質問:「如盛宣懷無此湊集一百二十一萬兩之說,則沈葆楨何所據而云然?如謂此一百二十二萬兩即系原稟請飭藩運海關勸商搭股之項,則事既經官,沈葆楨何以不於折內明晰聲敘;又何以不札飭各司道查照辦理?」

李鴻章又說,藩司、運使、關道並未「幫同勸諭,各商亦未即附本,僅集股銀四萬餘兩」。雖有「官本緩息」等項,可以彌補此一百二十二萬兩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懷等不得不暫向錢莊借款來付旗昌,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負擔甚重的由來。

對這一點,劉坤一分兩方面來駁,一是由沈葆楨方面來看,倘如盛宣懷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萬兩,而要動用官方力量勸諭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楨能「輕擲百萬庫款」嗎?

再是從盛宣懷方面來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說的方法來湊集,那末「鹽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關道勸諭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當具呈催問,而竟無一字之稟,甘願以重息在外稱貸,這是合理的嗎?

由此分析,劉坤一作一論斷:「是盛宣懷先有湊集百二十二萬兩之言,故不敢復有所請;而沈葆楨信以為實,無俟他謀也。」又說:「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覆籌商,至於數目,必須斟酌盡善,而後上聞,似不得執盛宣懷等飾詞而抹煞沈葆楨奏案,以劉瑞芬等為未查原卷也。沈葆楨於光緒三年陳奏餉事,論及提撥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難言之隱矣。」接下來又說:「臣之所以奏參盛宣懷者,原不獨此兩端,」而是因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當時已瀕臨倒閉邊緣,即欲收買,應照西洋「折舊」之例,為何照原價承受。劉坤一最有力的指責是:「盛宣懷等收買旗昌輪船,原謂去一勁敵,可以收回利權,乃局面愈寬,而虛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屆,竟虧至二十四萬六千有奇,國帑高資,勢將付之烏有。隨經候選道員葉廷春入局經理,是為第六屆,遂餘銀至二十九萬有奇,短長並計,實多出銀五十三萬二千兩,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節省而來,則盛宣懷等之濫用濫支,一年之內數十萬兩,豈不駭人聽聞,即將盛宣懷查抄,於法亦不為過,僅請予以革職,已屬格外從寬。」

原來此騙局成功後,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舊船、碼頭、倉庫的管理,亦須大筆費用,成了個無法收拾的爛攤子。

盛宣懷、唐廷樞計議,不如找個人來接辦,以便脫身。多方物色,找到一個江蘇的候補道葉廷春,同意接手,其時為光緒四年夏天;依照西洋會計年度跨年的演算法,稱之為「一屆」,這年是第六屆。

葉廷春接辦後,實事求是,辦求節流,至年底盈餘二十九萬兩;到第二年會計年度屆滿,實盈五十三萬餘兩,即是劉坤一所說的「短長並計」。

盛宣懷等人的原意是,金蟬脫殼,將葉廷春當作「替死鬼」,不過葉廷春居然能將這個爛攤子經理得有聲有色,貪念一動,便又設計排擠;葉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懷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奧援,說不定會惹禍上身,因而急流勇通,招商局便又歸盛宣懷等人把持了。

劉坤一此奏,事實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懷本萬無可免,哪知奏報到京,適逢慈安太后暴崩,這件案子便壓了下來,胡雪巖原以為慈安的「大事」一過,會有結果,盛宣懷等人撤職,招商局或者會派他接辦。可是他沒有想到,盛宣懷另外走了一條路子;同時李鴻章亦正有用他之處,兩人一湊,竟得化險為夷。

盛宣懷新走的一條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長春宮的總管太監李蓮英。此人本學的皮毛行生意,京師稱之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蓮英的外號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幾時賭輸了為債主所逼,無可奈何,「淨身入宮」。作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許多同行、朋友,仍有往來,所以盛宣懷得以找到關係,大事結納。

至於李鴻章有重用盛宣懷之處是,正在開辦電報。早在同治三年,俄國要求自恰克圖鋪設陸線,直達北京,朝廷斷然拒絕,俄國改變計劃,採取迂迴的辦法,先將西伯利亞陸線延伸至海參崴,然後與丹麥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設單心水線三條,一條是海參崴至長崎,一條是長崎至吳淞口外的大戢山島,又一條是香港至大戢山島。先後在同治十年完工。大戢山島已在中國領海之內,但朝廷認為無足輕重,置之不問。

於是大北公司得寸進尺,由大戢山島沿長江伸一條水線進來,直通上海,在黃浦灘登陸,而且公然設局營業。這一來,俄國經海參崴、長崎而達上海;對於中國的政情、商務、瞬息之間便能傳到聖彼得堡。當然歐洲各國,也能經由聖彼得堡的轉運,獲得同樣的便利。

這條名為北錢。大北公司另有一條南錢,由大戢山島經廈門鼓浪嶼而達香港,長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檳榔嶼以達歐洲。南北兩線的電報最初只用洋文,後來發明四個阿拉伯字編組的中文嗎,一共七千字,印刷成書,普遍發售,於是,不識洋文的中國人,也能分享電報的便利了。

其次英國亦不甘讓大北公司獨擅利藪,同治九年由英國公使威妥瑪策動英商東方電報公司,自英國設海線經大西洋、紅海及印度洋而達印度;再另組大東電報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這條海線經新加坡、越南西貢等處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國申請自香港鋪錢經汕頭、廈門、福州、寧波至上海時,卻一直未獲成議。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黃埔設局營業,大東公司毫不客氣地自香港經福州,設海線至上海寶山,再轉接至英租界,開張營業。

盛宣懷是早已看出電報這項萬里一瞬,恍同晤對的通訊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內地架設陸線,頗為不易,最大的障礙是,破壞了人家的風水,一定會發生衝突,即令勉強架設好了,亦會遭人拔杆剪線,所以對此事的進行,一直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樣到了光緒五年,機會終於來了。當時因為伊犁交涉,中俄關系大為緊張,除西北以外,東北及朝鮮的情勢亦頗為不穩。李鴻章統籌軍務全域性,看人家有電報之利,掌握軍情,佔盡先機,未戰已先輸一著,因而接納盛宣懷的建議,延聘大北公司的技術人員,架設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臺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陸線,試辦軍報,效果良好。這一來,盛宣懷自然要進一步建議,創設由天津至上海的陸線電報。光緒六年七月,李鴻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是以泰西各國於講求槍炮之外,水路則有快輪,陸路則有火輪車,飛行絕跡數萬裡。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於是和則玉帛相親,戰則兵戎相見,海圍如戶庭焉。近來俄羅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國以至上海,莫不設立電報,瞬息之間,可以互相問答,獨中國文書尚恃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亦以遲速懸殊,望塵莫及。」

最明顯的例項是,曾紀澤從俄國打回來的電報,到上海只須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輪船傳遞,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陸路驛遞,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僅二千數百里,較之俄國至上海數萬裡反遲十倍。」電報的靈捷,真令人夢想不到。

至於軍務上的用途,李鴻章舉大沽北塘海口炮臺至天津的軍報為例,說是「號如各營,頃刻響應」。這兩句話對醇親王來說,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援李鴻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納了盛宣懷的策劃,決定建設天津至上海的陸路電線,當然是委任盛宣懷負責籌備。

其時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將發作,盛宣懷看得很清楚,籌辦內陸電報一事辦成功,可以將功折罪;但必須從速進行,而且要諸端並舉,頭緒搞得非常複雜,非由他一手經理,換‘個人就無從措手不可,因為那一來即令有了處分,亦不能馬上執行。只要一拖下來,等大功告成,李鴻章奏請獎敘,自然可以抵消原有的處分。

因此,盛宣懷首先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奉到總辦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請丹麥教習,在天津開辦電報學堂;同時向外洋採買機器,三天一個稟帖;五天一個條陳,把場面搞得非常熱鬧,至於最要緊的勘察線路,卻不妨慢慢進行,他知道這件事很麻煩,不願一上來便遭遇一片反對的聲浪,且等機器買到了,人也訓練好了,諸事就緒,就差架線,那時用一道上諭,責成沿路各省督撫實力奉行,自然暢能無阻。

胡雪巖料事,一向總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為盛宣懷這一關就算能過得去,「電報總局總辦」這個差使,一定不保。哪知這一回的預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儀那裡來的訊息,劉坤一的奏摺,讓慈禧太后塞在抽斗裡了。凡是外省的奏摺,由各省駐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內奏事處,用黃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長春宮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軟而厚的摺子上,用指甲掐出記號,內奏事處的太監看掐痕用硃筆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該部知道」、「交議」,以及請安摺子上批一個「安」字之類。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議」亦就是交軍機,名為處議奏;在第二天一清早發交值班的軍機章京,名為「早事」,奏摺留中,「早事」不下,軍機處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無從催問,當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問;盛宣懷在軍機都打點到了,所以絕無人談論劉坤一有這麼一個復奏。

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說是李蓮英的功勞;但據徐用儀說,卻得力於醇王的庇護;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還是盛宣懷那三寸不爛之舌厲害。

由於李蓮英的保薦,醇王特地在宣武門內太平湖的府邸接見盛宣懷,原來從光緒皇帝接位以後,醇王是「皇帝本生父」的身分,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親貴及朝中重臣,都認為他不宜過問政務,投閒置散,只管著神機營,六七年下來,不免靜極思動;如今慈安太后駕崩,慈禧太后大權獨攬,而恭王當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樣,看樣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會遠。一旦接了軍機處,必定同時也接總理衙門,當今政事,最要緊的是洋務,聽說盛宣懷在這方面是個難得的人才;又聽說電報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何得力?卻還茫然不解,因而聽得李鴻章談起盛宣懷的能幹,以及籌辦電報總局如何盡心盡力,當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來談一談。」

盛宣懷以前雖沒有見過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個門客「張師爺」,卻早為盛宣懷所結納,逢年過節,必有禮物;不一定貴重,但樣數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物,顯得情意殷勤,張師爺對盛宣懷頗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見醇王以前,特別關照兩點: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認為中國要跟西洋學,醇王不以為中國人不如洋人。第二、醇王雖然好武,但自己覺得書也讀得很好,詩文都不差,所以說話時要當心,千萬不能讓他覺得人家以為他但明武略,並無文采。

盛宣懷心領神會,想起素有往來的工部尚書翁同齸,身為帝師,與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詩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詩稿來,念熟了好幾首,以備「不時之需」。

在府中撫松草堂大禮謁見了醇王,自然是站著回話;略略報了履歷,靜聽醇王發問。

「那電報到底是怎麼回事?」

「回王爺的話,電報本身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聽他能引用嶽武穆的話,不免另眼相看,便即問說:「你也讀過兵書?」

「在王爺面前,怎麼敢說讀過兵書?不過英法內犯,文宗顯皇帝西狩,憂國憂民,竟致於駕崩。那時如果不是王爺神武,力擒三兇,大局真不堪設想了。」盛宣懷略停一下又說:「那時有血氣的人,誰不想湔雪國恥;宣懷也就是在那時候,自不量力,看過一兩部兵書。」

所謂「力擒三兇」,是指「辛酉政變」時,醇王受密命在熱河迴鑾途中,夜擒肅順;到京以後,又主持逮捕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聽盛宣懷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懷在想,當年英法內犯時,如果也象去年那樣,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設了電線,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問:「你倒說說其中的道理。」「有了電報,就是敵暗我明瞭。兵貴神速;制勝的要訣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洋人剛剛上岸,兩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闖。可是他的耳目不靈,就可以智取;譬如他們有多少人?槍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進攻?我們打聽好了,發電報過來,就可以在險要之處,部署埋伏,殺他個片甲不回。」

「啊,啊!」醇王不斷握拳,彷彿不勝扼腕似的。「僧忠親王的神武,天上聞名,八里橋那一仗,非戰之罪;當時如果有電報,洋人決不能僥倖。」

「我想想。」醇王閉上眼,過了好一會才睜開來,「照你的說法,洋人的兵輪來了,如果炮臺擋不住,一上了岸,行蹤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簡直是寸步難行了?」

「是!王爺真是明見萬里。有了電報,不但洋人內犯,寸步難行,就是海口的炮臺也擋得住。譬如說,登州到大沽口,沿線如果有電報,就可以把洋人兵輪的方向、大小,還有天氣好壞,逐段報了過來,以逸待勞,有備無患,哪裡會有擋不住的道理?」

「嗯,嗯。這道理也通。」醇王問道:「電報還有什麼用處?」「用處要自己想,中國人的腦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處比洋人多,不過利用電報也可以做壞事,所以請王爺千萬記住,將來管電報的人,一定要是王爺信得過的親信。」

「喔,」醇王問道:「怎麼能用電報做壞事?。「要防到捏造訊息。」盛宣懷說,「打仗的時候,謊報軍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說得不錯,這一層倒真要當心。」醇王又問:「用電報還能做什麼壞事?」

「有。」盛宣懷想了一下,「我說個笑話給王爺聽。」

在他人看是笑話,身歷其境的人卻是欲哭無淚——數年前有個姓候補道,被派到外國去當參贊,無意間得罪了同僚;一個姓呂的庶務,在使館經手採買,營私舞弊,為胡參贊在不經意中所揭發,於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為理由,奏請調遣回國,仍回原省候補。京中照準的公事一到,呂庶務方知其事,私下打聽,才知道是吃了胡參贊的虧,自然恨之入骨。

這姓呂的城府極深,表面聲色不動,對胡參贊的態度,一如平時,彷彿根本就不知道他之回國,是由於胡參贊多嘴的緣故,臨行之時,問胡參贊是否要帶家信?萬里重洋,難得有便人回國,使館同事都託他帶家信、帶物品;胡參贊如果獨成例外,顯得彼此倒象有什麼芥蒂似的,所以也寫了家信,另外還買了兩個表,託他順便帶回國去轉寄。

姓呂的是捐班知縣,原在江蘇候補;胡參贊家住吳江,密邇蘇州,因此,信上雖寫了吳江的地址,並且關照只順託民信局轉遞即可,而姓呂的情意殷勤,特為跑了一趟吳江,拜見胡參贊的封翁,大談異國風光。胡封翁心繫遠人,得到這些親切珍貴的資訊,自然很高興,也很感激,寫給胡參贊的家信中,對這位「呂公」盛讚不已。姓呂的得暇便去看胡封翁,走動得很勤。胡參贊也常跟姓呂的通訊,竟結成了至好。

此人之謀報復,是一開頭就打定了主意的,但採取什麼手段,卻順看情況,視機會而定。不過他也深知情況愈瞭解,機會就愈容易找的道理;認為只要常去胡家,熟悉了全家上下,就一定會有機會。果然,機會來了。

這機會其實也就是利用他所瞭解的情況,胡封翁在傢俱有絕對的權威地位,全家亦無不重視「老太爺」的一言一動,有一次胡封翁「發痧」,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已鬧得天翻地覆。姓呂的看在眼裡,不由得在肚子裡做功夫。幾經考慮,定下了一計,只是要等,等胡封翁生病。

兩年前的夏天,天時不正,疫癘流行,胡家病倒了好幾個人,胡封翁並未感染時疫,只是年紀大了,看家有病人,且不只一個,內心不免抑鬱,因而眠食不安精神大不如前。姓呂的便寫了一封極懇切的信給胡參贊,細述胡封翁的頹唐老境,卻又勸慰胡參贊,「為國宣勞,自有天助」;全家孝順,對老人照顧得極周到,何況還有朋友在,緩急之濟,必當全力相助;胡參贊大可放心。

估量這封信已寄到了胡參贊手裡,同時判斷胡參贊亦已接到家信,所述胡封翁的情形,跟他的話絕無矛盾時,他發了一個電報,只有八個字:「老伯病故,速定行止。」胡參贊自然深信不疑,所謂「速定行止」,意思是催他回來奔喪。胡參贊便向公使陳明;公使電奏:參贊丁憂,請予開缺;並宣告派何人代理參贊的職務。哪知電奏到達上海之日,姓呂的又發了一個電報,更正前電。

可是已經奏了丁憂開缺,卻無法更正。胡參贊吃了一個啞巴虧,只有請公使備文呈報總理衙門,轉諮吏部備案,否則將來到了胡封翁壽終正寢時,胡參贊連發喪守制都不能,那才真的成了空前絕後的笑話。

醇王由於這個笑話的啟發,想到了許多事該敬惕,「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電報亦是如此,非得託付給很妥當的人不可;否則機密容易外洩。」他說:「疆臣窺探朝廷意旨,尚且不可,何況廷寄未到,已先有所知,得以事先彌縫,那一來朝廷的號令不行,國將不國,太可怕了。」

聽得這話,盛宣懷以言多必失自警;同時覺得有消除醇王的恐懼,只讓他想到電報的好處的必要。

於是他略想一想答說:「王爺想得深、想得透,不是我們知識淺薄的人所能及。不過由王爺的開示,宣懷倒想起西洋的一個法子,不知道有用沒有用?」

「什麼法子?」

「就是密碼。」盛宣懷答說:「現在漢字的電報,每個字四碼,有現成的書,照碼澤字,那是明碼,如果事先約定,碼子怎麼拿它變化一下,譬如加多少碼,或者減多少碼,只有彼此知道,機密就不容易外洩了。」

原來還有這個法子,醇王問道:「這個加碼、減碼的法子,是不是跟‘套格’差不多了?」

「比‘套格’方便得多了。」

所謂「套格」是挖出若干空格的一張厚紙。使用的方法是,通訊雙方預先約定,用多大的紙、每頁幾行、每行幾字;其次是看用那種套格,挖空的位置在何處?然後就要花心思了,猶如科場考試的「關節」那樣,把要說的一兩句話,嵌在一大篇不相干的廢話之中。收信的人,將套格在原信上一覆,空格中露出來的字,連綴成文,就是對方要說的話。「套格」確有保密的功效,但用起來很不方便,第一,必得肚裡有墨水,嵌字貴乎嵌得很自然,不用套格絕不知其中的奧妙;第二,是不能暢所欲言,數百言的一封長函中,也許只說得五六句話。

「比較起來,加碼、減嗎就方便得太多了。」盛宣懷又說「還有一層,套格一定要預先做知好,送交對方;加碼減碼,只要先有一句話的約定,可以做成好多密碼本,當然頭兩個字要用明碼,不然對方就不知道要用哪一個密碼本了。」

「這話我不大懂。」盛宣懷字杏蓀,醇王很客氣地稱他「杏翁,請你說清楚一點兒。」

「是,譬如說吧,王爺交代我‘天地玄黃’四個密碼本——實際上是交代一句話,‘天’字減一百二;‘地’字減三百三;到得王爺給我密碼時,頭兩個明碼是‘地密’,我就知道,下面所有的數碼都要減三百三十,原碼一千五百八十九。其實是一千二百五十九;找到這個碼字的字,才是王爺要用的字。」「那麼,旁人只要知道了加減多少,密碼不就不密了嗎?」「是,是!王爺一語破的。」盛宣懷答說:「所以最保密的辦法,就是自己編一本密碼本;不按部首,隨意亂編。這個密碼本一樣也可以加減數碼,密上加密,就更保險了。

接著盛宣懷又講了許多使用電報的方法與訣竅,譬如象「洪狀元」——洪鈞發明的韻目代日,配合十二地支,用兩個字來表明月日,如「寅東」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建寅,東為「一東」;當然也可以再加上時辰,「寅東寅」為正月初一寅時,第二個寅字與第一個寅字的用法不同,一望而知,不會弄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醇王完全為電報著迷了,「杏翁,」他說:「你能不能把電報怎麼發、怎麼收,演練給我看看?」

王爺怎麼說‘能不能’」王爺吩咐,宣懷自然遵辦,不過先得預備預備。」

「要預備多少日子?」

看他迫不及待的模樣,盛宣懷計算了一下,允以五日為期。辭出王府,立即遣派專人到天津,調了兩名電報學堂的教習,帶同得力學生及工匠,運用收發報機、發電機之類,在醇王府中,臨時架線,佈置妥當,恰好是第五天自設的限期。

醇王府的範圍很廣,花園題名「適園「,正廳名為「頤壽堂」,是恭王所題;內懸同治皇帝御筆「宣德七德」的匾額。這是極嚴肅的所在,堂前立有「神杵」,不便再設電杆;所以在頤壽堂後拉線,一端通往堂東的風月雙清樓,一端通往撫松草堂。醇王自己在風月雙清樓寫了一通很長的電碼交發;盛宣懷親自在撫松草堂照料,收到電碼,交由兩名學生分譯。

這兩個學生程度很不壞,電碼更是熟得不須翻書,便能識字,一個念、一個寫;盛宣懷站在他們身後細看,只見寫的是:「京華盛冠蓋,車馬紛長衢,十日黃塵中,女足女足意不舒,何期朝事繁,忽見林壑疏,朱邸開名園,別在城西隅,東風二三月,雜花千萬株,俯簷弄嘉禽,出沼窺文魚,追陪竟日夕暫欲忘簪裾,此少荃相國春日遊適園詩也。即錄送風月雙清樓。九思堂主人。」

「少荃相國」指李鴻章,「九思堂主人」是醇王的別署,都容易明白,然而「女足女足意不舒」這句詩竟不成話說了。盛宣懷便指著字面問:「這是不是錯了?」

「不錯。」

「可是意思不通。」

筆錄的那學生想了一下,將「女足女足」四字塗去,另寫了「s*s*」二字,盛宣懷恍然大悟,六千八百九十九字的「電報新書」中,並無「s*」字;所以醇王用測字法,寫成「女足」。

這是不得已,但也是情理中的一個小小變通辦法。醇王對於自己初次使用電報,遇到難題,而能應變,且為人所接受,證明他的變通辦法是行得通的這一點,非常得意。同時電報在他的感覺中,不僅是可靠的,也是可親的了。

這使他記起許多往事,有些得自傳聞,有些則是親身的經歷。清宮中對秘密通訊的方法,一向重視,尤其是在得失榮辱,甚至生死存亡,決於俄頃的緊要關頭,能夠運用獨特的秘密通訊方法,或者知患未然,或者求得外援,那出入是太大了。

在他的記憶中,早年聽說過康熙末年奪嫡的許多故事,有的使用「礬書」;有的用羅馬字代替滿州話的「字頭」來拼音,「九阿哥」胤的門客中,有一個是「東正教」的教士,因而發明了用俄文拼音來表達滿州話,傳遞反抗雍正的資訊,雖為雍正截獲了,卻不知說些什麼?因而胤所部署的「造反」的策略,始終是個謎。

醇王親身所經歷的是「辛酉政變」。那時肅順等人將兩宮太后與諸王隔離開來,尤其是對恭王,監視更嚴;以致於不得已用太監安德海使一條苦肉計,偽裝他犯了嚴重的過失,痛責一頓板子,打發回京,實際上是攜帶兩宮太后的密旨,面交恭王。如果當時有電報,能用密碼通訊,調遣神機營到熱河「勤王」,可以堂而皇之地逮捕「三兇」,根本就不必他半夜裡帶人到旅舍,將肅順從他的姨太太身邊拉起來那種有欠光明磊落的手段。

就這樣,由於醇王直接向慈禧太后進言,說盛宣懷目前總辦電報局的差使,極其要緊,且亦無人替代,不宜對他有所處分。而況就算他有過失,能將電報辦好了。亦足以將功折罪。同時李蓮英亦一再說盛宣懷如何有良心,一定會感恩圖報;如何能幹,可資以為耳目,終於使得慈禧太后決定將劉坤一的奏摺「留中不發」,只是由總理衙門給了北洋一道諮文,飭令盛宣懷不得干預招商局局務。

獲知了這些內幕,胡雪巖在內心中激起了很大的波瀾。數年以來,他雖看出盛宣懷機詐百出,不是個好惹的人,但總覺得此人還不成氣候,無需過慮,而此刻他覺得遇到了一個勁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