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搖了搖頭。
「露營小屋？出租的房間？」在他身後的電話線杆上，有人貼了一張海報，上面說一支舞蹈樂隊將在阿爾塔演出。所以城市不會太遠。也許我應該待在車上，直到它到達那裡。
「你呢，馬蒂斯？」我說著趕走了一隻咬我額頭的小蟲，「今晚你不會碰巧有張床可以借我用吧？」
「早在五月份我就把床扔到爐子裡燒了。五月很冷。」
「那有沒有沙發？床墊？」
「床墊？」他朝佈滿帚石南的高原攤開雙手。
「謝了，但我喜歡屋頂和牆壁。我得去找個空狗窩。晚安了。」我朝那片房子走去。
「你在考松能找到的唯一的狗窩就是那個。」他哀怨地喊道，聲音逐漸降低。
我轉過身來。他指著那片房子前面的建築。
「教堂？」
他點點頭。
「半夜開門嗎？」
馬蒂斯歪著頭。「你知道為什麼在考松沒有人偷東西嗎？因為除了馴鹿沒什麼值得偷的東西。」
這個胖乎乎的小個子跳過水溝，動作出奇地優雅，開始穿過帚石南向西走去。我的嚮導是北方的太陽以及如下事實——據我外公說，無論你去世界上的哪個地方，教堂的塔樓都在西側。我用手遮住陽光，看著他前面的地勢。他這是要去哪裡？
儘管已經午夜，陽光依然照耀，一切都靜悄悄的。但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村子裡瀰漫著一股奇怪的荒涼感。這些房子看起來像是匆忙建成的，馬馬虎虎，沒用心。不是說它們看起來不堅固，只是給人一種印象：它們只是遮風避雨的屋頂，而不是一個家。以實用為主。一塊塊經得起風吹雨打的免維護板材。一些被撞壞的汽車停在花園裡，其實算不上花園，只是用籬笆圍起的一片片帚石南和樺樹而已。有嬰兒車，但沒有玩具。只有少數房子的窗戶上有窗簾或百葉窗。其他光禿禿的窗玻璃反射著陽光，阻止了任何人往裡看。就像一個不想透露太多內心世界的人戴的太陽鏡。
果然，教堂是開著的，但門有些膨脹，因此不像我去過的其他教堂那麼容易開啟。教堂中殿很小，陳設樸素，簡約而好看。午夜的陽光照亮了彩色玻璃窗，在祭壇上方，耶穌掛在慣常的十字架上，三聯畫的中間是聖母瑪利亞，兩邊分別是大衛與歌利亞和嬰兒耶穌。
我在祭壇後的一側找到了聖器室的門。我在櫥櫃裡找了個遍，找到了衣服、清潔裝置和水桶，但沒有祭壇酒，只有奧爾森麵包店的幾盒華夫餅。我嚼了其中的四五個，就像吃吸墨紙一樣；它們讓我的口變得很乾，最後我不得不把它們吐到桌上的報紙上。報紙上說——如果那是當天的《芬馬克日報》的話——當天是一九七八年八月八日；反對開發阿爾塔河的抗議活動正在增加，還有一張當地的議會領導人阿努爾夫·奧爾森的照片；作為挪威唯一一個與蘇聯接壤的區域，現在間諜貢沃爾·加爾通·哈維克死了，芬馬克感覺更安全了；這裡的天氣終於比奧斯陸好了。
聖器室的石頭地板太硬了，長椅又太窄，我就把聖壇欄杆裡的法衣都拿了進來，把外套掛在欄杆上，頭枕著皮箱躺在地板上。我感覺有溼東西打在了臉上。我用手擦掉，然後看了看指尖。是鏽紅色的。
我抬起頭看著上方那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然後我意識到它一定是從傾斜的屋頂上落下來的。漏水，潮溼，被泥土或鐵染了色。我翻了個身，這樣就不會壓在那個有傷的肩膀上了，然後把法衣拉到頭上擋住陽光。我閉上眼睛。
好了。不要思考。把一切都關在外面。
把自己封閉起來。
我把法衣拽到一邊，大口喘著氣。
×。
我躺在那裡盯著天花板。葬禮過後睡不著的時候，我開始服用安定。我不知道是不是上癮了，但是沒有它就很難入睡了。現在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精疲力竭。
我又把法衣拉到身上，閉上眼睛。已經逃了七十小時。一千八百公里。只在火車和巴士上睡了幾小時。我應該已經筋疲力盡了。
現在——輪到快樂的想法。
我試著回想以前的一切。以前的以前。沒用。其他的一切都冒出來了。那個穿白色衣服的人。魚腥味。黑色的手槍握把。玻璃破碎，墜落。我把它推到一邊，伸出手，低聲念著她的名字。
接著，她終於來了。
我醒了。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裡。
有什麼東西推了我一下。一個人。輕輕地，不是為了叫醒我，而是想確認有人躺在法衣下面。
我集中精力，盡力保持均勻的呼吸。也許還有機會，也許他們還沒發現我醒了。
我把手滑到身邊一側，然後才想起我把裝著手槍的外套掛在了祭壇的欄杆上。
這對專業人士來說非常不專業。
貢沃爾·加爾通·哈維克（gunvorgaltunghaavik，1912—1977），前挪威外交部僱員。於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被捕，被控為在蘇聯從事間諜活動和犯有叛國罪。她供認了這些罪行，並於案件審理前死於心臟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