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看電影。雖然比不上看書，但一部好電影差不多也有著同樣的功能。它鼓勵你換個角度看待事物。可沒有一部電影能說服我換個角度看待人數更多和裝備更齊全的優勢。在一個人對幾個人的戰鬥中，如果雙方都準備充分、全副武裝，那個獨自戰鬥的人會死。在只有一方擁有自動武器的戰鬥中，誰擁有自動武器誰就將獲勝。這是從艱苦經歷中得出的結論，我不會假裝這不是真的，不然我就不用去見費舍曼了。這話沒錯。所以我要去見他。
就像我說過的那樣，費舍曼和丹尼爾·霍夫曼共享奧斯陸的海洛因市場。市場不大，但因為海洛因是主打產品，價格很高，顧客又付得起錢，所以利潤無比豐厚。這一切都始於俄羅斯路線——或者叫北方通道。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當霍夫曼和俄羅斯人建立這條路線時，大多數海洛因來自金三角，途經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即所謂的巴爾幹路線。派因曾告訴我，他為霍夫曼當過皮條客，還說由於百分之九十的妓女都吸食海洛因，所以對大多數妓女來說，用毒品當報酬和挪威克朗一樣好。所以霍夫曼想到，如果他能弄到廉價的海洛因，就能提高從她們的性服務中抽取的佣金。
獲得廉價毒品的想法並非來自南方，而是來自北方——挪威和蘇聯共有的北極洲小島斯瓦爾巴，兩國各自在本國那一側經營煤礦。那裡的生活艱苦而單調，霍夫曼曾聽過挪威礦工講述俄羅斯人如何用伏特加、海洛因和俄羅斯輪盤賭來淹沒他們的悲傷。於是，霍夫曼去見了俄羅斯人，然後帶著一份協議回了家。未加工的鴉片被從阿富汗運到蘇聯，在那裡提煉成海洛因，然後向北運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摩爾曼斯克。鑑於共產黨人如此嚴密地守衛著與北約國家挪威的邊境——挪威這邊也一樣，本來是不可能把海洛因運到挪威的。但在斯瓦爾巴，邊境的守衛只有北極熊和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嚴寒，所以一點問題都沒有。
霍夫曼在挪威方面的聯絡人通過每天的國內航班把貨運到特羅姆瑟，在那裡，他們從來不會對單個行李箱做過多的檢查，儘管所有人都知道礦工們正把一升又一升的廉價免稅烈酒運進來。就連當局都認為那是他們應得的獎勵。顯然也是他們充滿後事之明地聲稱，那麼多的海洛因能悄無聲息地通過飛機、鐵路和公路運到奧斯陸，這一想法太過天真。肯定還有一些信封最終到了政府官員手上。
但據霍夫曼說，他一克朗都沒付。根本沒有必要。警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直到一輛被遺棄的雪地摩托車在挪威一側的朗伊爾城外被人發現。
北極熊留下的人類遺骸原來是俄羅斯人的，油箱裡盛著用塑膠袋裝的四公斤純海洛因。
當警察和官員像憤怒的蜜蜂一樣蜂擁在該地區時，行動被擱置。奧斯陸爆發了海洛因恐慌。但是貪婪就像融雪水：當一個通道被阻塞時，它就會找到一個新的通道。費舍曼——他有很多身份，但首先是個商人——這樣說：未得到滿足的需求需要得到滿足。他是一個快樂的、留著海象鬍子的胖子，會讓你想起聖誕老人，直到他覺得需要用斯坦利刀砍你為止。他花了幾年時間走私俄羅斯的伏特加酒，這些酒被蘇聯漁船運出，轉移到巴倫支海的挪威漁船上，然後卸在一個廢棄的漁場，這個漁場不僅由費舍曼經營，也為他所有。全是他的。
在那裡，成瓶的酒被裝進魚簍，然後用魚車拉到首都。車裡也有魚。在奧斯陸，這些酒被存放在費舍曼店鋪的地窖裡，這店鋪不是個幌子，而是費舍曼家族經營了三代的魚鋪，魚鋪從未賺過大錢，但也沒有破產。
當俄羅斯人讓他想象一下把伏特加換成海洛因時，費舍曼做了一些計算，看了一下法律處罰條例，考慮了一下被抓的風險，然後就幹了。所以，當丹尼爾·霍夫曼重啟斯瓦爾巴貿易時，他意識到自己有了競爭對手。而他一點也不喜歡競爭。
我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
那時——我想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有過一段不太成功的犯罪生涯。我搶劫過銀行，做過派因的助理皮條客，並被霍夫曼解僱了，當時我一直在找一些稱得上有用的事情做。這時霍夫曼又聯絡了我，因為他從可靠的訊息源處得知，我擺平了一個走私犯，他在哈爾登港口被人發現，頭部只有部分完好無損。霍夫曼宣稱這是一場非常專業的買兇殺人。因為我沒有更好的名聲可用，便沒有否認。
我第一份工作的物件是一個來自卑爾根的人。他曾是霍夫曼的經銷商，偷了一些貨，卻否認自己偷過，並轉而為費舍曼工作。他很容易追蹤：來自西部的人比挪威其他地方的人說話聲音大，而且他那卑爾根人特有的小舌音能穿透空氣。當時他正在中央車站交易。我讓他看到了我的槍，這讓那小舌音戛然而止。他們說第二次殺人會更容易，我猜這話沒錯。我把那傢伙帶到集裝箱碼頭，朝他頭部開了兩槍，讓它看起來像是哈爾登案的手法。由於警方已經有了哈爾登案的嫌疑犯，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後來也沒有來找我的麻煩。霍夫曼確認了我是一號殺手的想法，並給了我另一份工作。
這是一個年輕的傢伙，他打電話給霍夫曼，說寧願為他工作，也不願為費舍曼工作。他希望能在某個秘密的地方見面，討論一下細節，以免費舍曼知道。他說他再也受不了那個魚販子的臭味了。他應該在編故事方面再努力一點。霍夫曼找到我，說他認為是費舍曼叫那個傢伙來殺他的。
第二天晚上，我在聖漢薩根公園的最高處等他。那裡的視野很不錯。人們說那裡曾被用來祭祀，說有鬼魂出沒。母親告訴我印刷工人過去常在那裡煮墨水。我只知道這裡曾是焚燒城市垃圾的地方。天氣預報說那天晚上氣溫將降至零下十二攝氏度，所以我知道到時只有我們兩個人。九點鐘，一個男人沿著通往塔頂的長長的小路走上來。儘管天氣寒冷，他到塔頂時卻是滿頭大汗。
「你來早了。」我說。
「你是誰？」他用圍巾擦著眉頭問道，「霍夫曼在哪兒？」
我們同時伸手去拿槍，但我動作更快。我射中了他的胸部和手肘上部。他丟掉手裡的槍，向後倒去。他躺在雪裡，朝我眨著眼睛。
我把槍抵在他胸口。「他付了你多少錢？」
「兩……兩萬。」
「你覺得這就夠殺一個人了嗎？」
他張開嘴，又閉上了。
「反正我要殺了你，所以不必再想什麼聰明的答案了。」
「我有四個孩子，我們住在一套兩居室的公寓裡。」他說。
「希望他提前付款了。」我說，然後開了槍。
他呻吟著，但依然躺在那裡眨著眼睛。我盯著他夾克前面的兩個洞。然後我把釦子撕開。
他穿著鎖子甲。不是防彈背心，而是他媽的鎖子甲，維京人以前穿的那種。反正他們在斯諾里·斯蒂德呂松的《挪威王列傳》的插圖中是這麼穿的。那本書我讀了太多遍，以至於圖書館最後拒絕讓我再把它借出來。鐵的。難怪爬上這座小山會讓他汗流浹背了。
「這他媽是什麼玩意？」
「我老婆做的，」他說，「為了那部戲，關於聖奧拉夫的。」
我用手指撫摸著那些互相勾連的金屬環。能有多少個呢？兩萬？四萬？「我不穿上，她就不讓我出門。」他說。
鎖子甲，為一齣謀殺聖王的戲劇而做的鎖子甲。
我把槍抵住他的額頭，開了槍。第三槍。本該更容易。
他的錢包裡有五十克朗，一張老婆孩子的照片，還有一張寫著他的名字和地址的身份證。
這兩次刺殺是我想遠離費舍曼的三個原因中的兩個。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他的商店。
艾勒特森與兒子的魚鋪位於青年廣場上，距離莫勒加塔路十九號的中央警察局僅一步之遙。據說費舍曼還在賣走私的伏特加時，警察也是他的常客。
我蜷縮起身子，頂著刺骨的寒風，穿過鋪滿鵝卵石的路面。
我走進商店時，店鋪剛剛開門，但是已經有很多顧客了。
有時費舍曼會親自在店裡服務，但那天不是。櫃檯後面的女人們繼續為顧客服務，但一個年輕人——從他給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除了切割、稱重和包裝魚肉，他還有其他職責——穿過一扇迴轉門出去了。
不久之後，老闆進來了。費舍曼。從頭到腳一身白色。圍著圍裙，戴著帽子。他甚至穿著白色的木底涼鞋，像個該死的救生員。他繞過櫃檯走到我跟前。他在圍裙上擦了擦手，圍裙就蓋在他的大肚子上，然後朝門的方向點了點頭，門還在鉸鏈處來回擺動。每次出現空隙，我都能看到一個瘦骨嶙峋的熟悉身影。那個他們叫他克萊因的傢伙。我不知道是不是用的德語中表示「小」的單詞。或者挪威語「病了」。除非那真的是他的名字。也許三層意思都有。門每次開啟，我的目光都會碰到他那死氣沉沉、漆黑一片的眼睛。我還瞥見了掛在他腳邊的那把鋸斷了的霰彈槍。
「把手從口袋裡拿出來，」費舍曼面帶聖誕老人式的笑容平靜地說，「那你還可能活著離開這裡。」
我點點頭。
「我們在忙著賣聖誕節的魚，小夥子，所以有話快說，然後快滾。」
「我可以幫你擺脫競爭對手。」
「你？」
「是的。我。」
「我沒想到你是那種奸詐的人，小夥子。」
他叫我小夥子而不是叫我的名字，可能是因為他不知道，或者想表達對我的不尊重，或者是覺得沒必要讓我知道他對我瞭解多少——如果有了解的話。我猜是最後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