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希望沒有愛她，因為他不想愛一個和他一樣不完美，有缺點和失敗的人……但同時，他也無法不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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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燈下，雪像棉絮一般舞動著，漫無目的，彷彿難以決定是躍起還是落下，於是任由黑夜中襲來的刺骨寒風將它裹挾。巨大的黑暗籠罩著奧斯陸峽灣。碼頭周圍，風攜著雪在一間間大門緊閉的倉庫之間的黑暗中旋轉。直到風厭倦了，把舞伴丟落在牆邊。牆邊，被風吹過的乾燥雪花落在剛被我射中胸膛和脖子的男人的鞋邊。
血正從他的襯衫底部滴落到雪上。我對雪所知不多——當然，對其他東西也知之甚少——但我讀到文章說極寒天氣中形成的雪晶跟溼雪、大雪片或脆雪完全不同。文章還說，是雪晶的形狀和雪的溼度使血液中的血紅蛋白能保持深紅色。不管怎樣，他身下的雪都讓我想起國王的長袍，通體深紅，內裡襯著貂，就像母親常常給我讀的挪威民間故事上畫的那樣。她喜歡童話故事和國王。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她才給我起了個國王的名字。
《晚報》上說如果寒冷天氣一直持續到新年，1977年將成為「二戰」後最冷的一年，我們會記得，科學家預言多時的新冰河時代從此開啟。但我又知道些什麼呢？我只知道站在我面前的這個男人很快就會死。他的身體在顫抖，絕對錯不了。他是費舍曼的手下。我跟他無冤無仇。我對他說了很多話，之後他倒了下去，在牆上留下一道血跡。如果我被射殺，我倒希望是出於私人恩怨。我說出這句話並不是為了防止他的鬼魂報復我——我不相信有鬼魂。我只是想不出其他的話了。顯然，我本可以什麼都不說。畢竟這也是我通常的做法。所以，一定是什麼讓我突然變得健談起來。也許是因為再過幾天就是聖誕節了。聽說聖誕節期間人們應該彼此更加親近。但我又知道些什麼呢？
我原以為血會在雪上凝固，然後就留在表面上。但是相反，血滴到雪上後就被雪吸到了表面之下，藏了起來，彷彿有某種用途似的。走回家的路上，我想象著一個雪人從雪堆中站起來，蒼白的冰膚下血管清晰可見。
回公寓的途中，我從公共電話亭打給丹尼爾·霍夫曼，跟他說活幹完了。
霍夫曼說了句「很好」。像往常一樣，他什麼都沒問。要麼是他在我幫他擺平問題的四年裡學會了信任我，要麼就是根本不想知道。活幹完了，他這種身份的人為什麼還要自找麻煩問這種事呢？他花錢就是為了減少麻煩。霍夫曼讓我第二天去他辦公室一趟——說給我找了份新工作。
「新工作？」我問道，心裡一驚。
「沒錯，」霍夫曼說，「就是一個新任務。」
「噢，好的。」
我掛了電話，鬆了一口氣。除了完成任務，我幾乎不做別的事，實際上也不太會做別的事。
有四件事我做不來。駕車逃逸。我能開得很快，這不成問題。但我沒法開得不引人注意，而任何駕車逃逸的人兩者都得做到。他們要開得像路上的普通人一樣。就因為我沒辦法開得不惹眼，我把自己和另外兩個人送進了監獄。我當時瘋了似的開，在主幹道和森林小道間來回切換，老早就把追兵甩在了身後，而且離瑞典邊境只有幾公里了。於是我放慢車速，像週日駕車出遊的老爺爺一樣，以平穩、合法的車速向前行駛。結果我們還是被一輛警車攔下了。後來警察說他們不知道這是搶劫用的車輛，我也沒有超速或者違反什麼交通規則。他們說是因為我的駕駛方式。我不明白他們指的是什麼，他們只說就是令人起疑。
我幹不了搶劫。我讀到過，說經歷過搶劫案的銀行僱員，有半數以上後來都出現了心理問題，有些人終生無法治癒。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進去時站在郵局櫃檯後面的那個老頭那麼快就出現了心理問題。很顯然，他之所以崩潰，是因為我手裡的霰彈槍槍口大致對著他。第二天，我從報紙上得知他正遭受心理問題的折磨。這算不上什麼診斷，但不管怎樣，如果有一樣東西是你不想要的，那就是心理問題。所以，我去醫院看望了他。顯然，他沒有認出我——在郵局時我戴著一個聖誕老人面具。（這是完美的偽裝。在聖誕節擁擠的購物人群中，當三個穿著聖誕老人服裝的年輕人揹著袋子跑出郵局時，沒人會多看他們一眼。）我在病房門口停下，看著那個老頭。他在看《階級鬥爭》，共產黨人的報紙。並不是我個人對共產黨人有什麼芥蒂。好吧，也許確實有。但我不想牴觸他們個人，只是覺得他們錯了。所以，當我意識到自己因為這老傢伙在看《階級鬥爭》而感覺好多了的時候，內心還有一絲歉疚。但很顯然，「有一絲歉疚」和「非常歉疚」大不相同。就像我說的，我當時感覺好多了。但我還是不再搶劫了。畢竟，你沒法保證下一個還是個共產黨人。
販毒我也幹不來，這是第三件事。我就是做不來。不是說我沒辦法從欠我僱主錢的人那裡把錢要回來。癮君子們只能怪他們自己，而且在我看來，人們應該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就是這麼回事。問題在於我太過脆弱、敏感，就像我媽說過的那樣。我猜她是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管怎樣，我不得不遠離毒品。像她一樣，我也是那種得屈從點什麼的人。宗教，大哥，老闆。酒精與毒品。另外，我算術也不行，幾乎沒辦法集中精力從一數到十。這種情況下去販毒或者討債就有點愚蠢了——這點應該顯而易見。
好了，最後一件。組織賣淫。同樣的問題。我對女人用自己喜歡的方式掙錢沒有任何意見，一個傢伙——比如我——負責組織安排，好讓她們專注於實際工作，並抽取三分之一的油水，這也沒有問題。一個稱職的皮條客絕對值那麼多錢，我總是這麼想。問題是我太容易墮入情網，然後就不再把它當生意看了。我沒辦法搖晃、毆打或者威脅女人，無論我有沒有愛上她們。也許跟我的母親有關，誰知道呢？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我看不了別人打女人。一看到就受不了。就說瑪麗亞吧。她又聾又啞，還是個瘸子。我不知道這之間有什麼關聯——大概沒什麼關聯——但這有點像一旦你有了壞牌，壞牌就接二連三地來。大概也是因為這個，瑪麗亞最後找了個吸毒的白痴男友。他有個花哨的法國名字——米里哀，但他欠了霍夫曼一萬三千挪威克朗的毒品錢。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因為霍夫曼的首席皮條客派因，他指著一個穿著自己做的外套、頭髮在頭頂盤成圓髻的女孩給我看，她看起來像剛從教堂裡出來。她正坐在裡德音樂廳前面的臺階上哭泣，派因告訴我她不得不靠賣身償還男友的毒債。我想最好讓她從簡單的開始，就是打手槍。但是她上了第一輛汽車還不到十秒鐘就跳了出來。派因對她大喊大叫，她站在那兒，哭成了淚人。也許他覺得只要他聲音夠大，她就能聽到。也許就是因為這個——他的喊叫，還有我媽，不管怎樣，我繃不住了，儘管我明白派因想利用巨大的聲波往她的腦袋裡塞進什麼，我還是把他，我的頂頭上司，揍翻在地。接著，我把瑪麗亞帶到一套空置的公寓，然後去告訴霍夫曼我幹不了拉皮條的活。
但是霍夫曼說——我不得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不能放任人們有債不償，因為這種事很快就會傳到其他更重要的客戶那裡。所以，我很清楚派因和霍夫曼在尋找瑪麗亞，因為她愚蠢地擔起了男友的債務。我四處尋找，最後在法格堡一棟被非法佔用的空房裡找到了那個法國人。他被毒品弄得迷迷糊糊，而且一窮二白，我意識到無論怎麼搖晃他，都不可能從他身上弄到哪怕一分錢。於是我告訴他，如果他膽敢再次接近瑪麗亞，就把他的鼻子打進腦子裡。說實話，我不確定他還剩多少鼻子或腦子。所以，我又去找霍夫曼，說她的男友設法弄到了一些錢，然後給了他一萬三千克朗，並說我猜對女孩的搜捕行動結束了。
我不知道他們在一起時瑪麗亞是否也吸毒，不知道她是不是那種樂意服從的人，但至少她現在看起來挺正派的。她在一間小超市裡工作，我時不時去看她一下，以確保一切安然無恙，還有她那吸食毒品的男友沒有突然冒出來再次毀掉她的生活。當然了，我確保她看不到我，我只是站在外面的黑暗中，看著燈光明亮的商店，看她坐在收銀臺旁，把東西裝進袋子裡，有人跟她講話時，她就指指另一個人。我常常想，我們都需要感覺自己正在努力活成父母的模樣。我不知道父親有什麼我能夠當成榜樣的地方，這可能更多地與母親相關。比起照顧自己，她更擅長照顧別人，我猜我過去把這當成了一種理想。誰知道呢？不管怎樣，從霍夫曼那裡掙來的錢對我真的沒有太多用處。所以，如果我給一個手氣如此差勁的女孩發一張好牌，會怎樣呢？
言歸正傳，總而言之，這麼說吧：我不擅長開慢車，心腸太軟，太容易陷入愛情，一生氣就失去理智，而且數學很差。我讀過一點書，但我知道的並不多，而且人們覺得有用的東西，我一概不知。鐘乳石生長的速度都比我寫字的速度快。
所以，丹尼爾·霍夫曼這樣的人僱我這樣一個人究竟能幹什麼呢？
答案是——你可能也已經猜到了——擺平問題。
我不用開車，而且我殺的人大多罪有應得，數字也不難數。至少目前還不難數。
有兩件事需要計算。
首先，有一種隨著時間的流逝始終在累積的計算：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你對老闆瞭解太多，讓他開始有了顧慮？你什麼時候會意識到他考慮起擺平那個擺平問題的人？就像黑寡婦毒蜘蛛那樣。並非我對蛛形動物學——還是叫其他的什麼名字——有多少了解，而是我想到母蜘蛛讓雄蜘蛛——體形比母蜘蛛小得多——跟它交配。等雄蜘蛛辦完事，對母蜘蛛沒用了，母蜘蛛就把它吃了。戴希曼圖書館裡的《動物王國4：昆蟲和蜘蛛》裡有一張黑寡婦的照片，雄蜘蛛的須肢——看上去有點像蜘蛛的陰莖——還掛在黑寡婦的生殖器上。你可以看到母蜘蛛肚子上沙漏形狀的血紅色印記。因為沙子一直在漏，你這個可憐的、性興奮的雄性小蜘蛛，需要留意分配給你的探訪時間。或者，更準確地說，你需要知道探訪時間什麼時候結束。然後無論如何你都要趕緊離開，不管有沒有播下種子——你必須離開，只有這樣才能保住小命。
這就是我的看法。做該做的事，但不要靠得太近。
所以我才對霍夫曼給我的新任務這麼擔心。
他想讓我擺平他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