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高羅佩先生第三次赴日工作，擔任荷蘭駐日本大使，在日本東京寫成此書。據他本人記述，應讀者要求，在此書中花費了更多的筆墨描述狄公的三個妻子，「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三個人的日常交往中，幾乎從來沒有聽到不和諧的聲音。這是理想的狀況，沒有吵架，沒有鬥嘴，真正的婚姻烏托邦」。1966年，此書的英文本由英國海涅曼出版社（williamheinemannltd.）出版，名為ithephantomofthetemple，/i意為「佛寺幽靈」；1968年，荷文本由荷蘭範胡維出版社（w.vanhoeveltd.）出版，名為ihetspookindetempel/i。
書中的蘭坊全圖，顯然是在1951年《迷宮案》日譯本地圖的基礎上修改而成，新增了幾處本書中人物的住處以及城外的紫雲寺與庵堂。另外，在1965年出版的《黃金案》日譯本中，白雲寺改名為紫雲寺。由於此書的譯者沼野越子女士與高羅佩先生是多年好友，彼此交往密切，因此這些細微的改動格外值得注意。
本書第五回中提到的室韋人，原文為mongolian，直譯為蒙古人。「蒙古」一詞最早見於唐代，《新唐書》《舊唐書》中的「蒙兀室韋」是現代蒙古族的祖先，故此選用「室韋」一名。
本書第十五回中關於皮影戲的描述，猜測或是來自高羅佩先生對於爪哇皮影戲的回憶。由於父親在荷屬東印度軍隊中擔任醫療服務工作，童年的高羅佩曾在印度尼西亞生活過八年，並從管家翁索那裡接觸到歷史悠久的爪哇皮影戲，對此酷愛多年。他不但收集皮影、自行演出，還進行系統研究，年僅十歲便撰文繪圖記錄有關皮影的各種知識，「那些文章討論了皮影戲的流行變種，詳細描述了皮影人物、音樂和背景，描繪了舞臺劇目的內容，介紹了主要人物的角色」。
本書後記中提到的《中國古代房內考》，是高羅佩先生的一部重要學術著作，內容豐富，資料翔實，堪稱一本前無古人的奇書，1961年由荷蘭萊頓博睿（e.j.brill）出版社出版。借用中文本譯者李零先生的一句話，「這是一本非常正經也非常嚴肅，在西方漢學界享有盛譽，用確鑿史料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了西方世界對中國之瞭解的經典之作」。此書中的許多觀點與細節，都可在整個狄公案系列小說中得到印證與反映。在此只略論與本書內容密切相關的兩點，一是關於密教及其房中術，二是多妻制下的中國古代家庭生活。
先說其一，所謂密教，實為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房中秘術，其修煉方法與中國的道術修煉酷似，其中包括佛教金剛乘與印度教性力派。金剛乘是真言乘的一種晚期發展形式，「金剛」即堅不可摧的霹靂，並與「空性」同義，即最終的不可摧毀的空。在佛像畫中，這種神秘武器被表現為一種雙頭杵，兩端各有一股、兩股、三股或更多的刃頭，被信徒們尊奉為金剛乘教義的象徵。本書第七回的插圖「問舊事女巫施法術」中，佛像右手所持的法器看似正是三股「金剛手」。金剛乘的主要哲學觀點是終極真理在於人體，人體內含有「生命的火花」，通過入定，這種火花會燃燒起火，從而達到神人合一的涅槃極樂境界。印度教性力派的出現晚於金剛乘，繼承了金剛乘的房中秘術和對萬能太陽神的崇拜。在溼婆教性力派中，早期經咒中以溼婆神為日，呈紅色，以其配偶雪山神女為月，呈白色。這一點在本書最後一回中也有所暗示。譯者個人認為《紫雲寺》與《朝雲觀》這兩部小說或可稱為姊妹篇，一寫佛教，一寫道教，並且都與各自的秘術有關。這些房中秘術在歷史上存在著二教互相影響以及在中印兩國之間傳播與回傳的過程。西元七世紀時，中國道教的房中秘術曾刺激了金剛乘在印度的出現，不久後便由傳教者於唐代到達中國時傳入。十二世紀時，金剛乘在印度雖已消失，但其教理卻傳入西藏，與西藏當地的宗教信仰融為一體，產生出喇嘛教。喇嘛教又從西藏傳入蒙古，成為忽必烈及其後人的信仰，道教房中秘術隱藏在喇嘛教的外衣之下，以至於中國人並未意識到它本是基於中國的原理，反而以為是外來的教義。以上所有引用觀點，均來自《中國古代房內考》附錄一《印度和中國的房中術》。
再說其二，中國的一夫多妻制向來飽受西方世界的詬病，並令西方人因此產生出種種陰暗的猜測和假想。高羅佩先生旁徵博引，力矯其妄，通過大量的中外歷史文獻，證明多妻制下的中國家庭生活總體來說仍是健康和正常的。「有充分理由可以斷定，中國婦女一般並不比按一夫一妻制生活的西方姐妹們更加不幸。另一方面，也沒有理由認為，中國的一般家長比只有一個妻子的西方家長更加幸福。……在中國，妻妾都有由成文法和習慣法確定的固定地位和法定的個人權利，家長必須尊重這些權利，並履行對女眷的各種責任，不僅要滿足她們的性慾，經濟合理地扶養她們，而且要在更敏感的方面，注意她們的個人感情，考慮每個人的愛好和脾性，並理解這些女人之間的關係。如果家長未能恪盡其責，就會發生爭吵，而家庭失和則會使男人名聲掃地，前程斷送。作為文官他會丟掉官職，因為不能治家者不能委以重任的古訓在上層統治者的頭腦中已經紮了根；而作為商人他會因此失去信用，因為人們都知道一個治理無方的家是資金短缺的根源。」儘管《中國古代房內考》一書在學界享有盛譽，但是影響範圍畢竟有限，要想改變西方大眾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與狹隘偏見，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將學術觀點融入擁有眾多讀者的通俗小說中，從而起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譯者個人認為，在這一系列小說中，高羅佩先生不厭其詳地多次描寫狄公的宅院格局與家庭生活，尤其是三位夫人和睦相處的場景，突出表現多妻制家庭中平和溫馨的一面，用意正在於此。不可否認的是，他在描述和評價多妻制下的家庭生活時，確實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迴護與美化，然而之所以如此，並非基於任何獵奇心理或是惡趣味，而是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由衷欣賞與熱愛，出於一種深刻的「理解之同情」，在東西方彼此隔膜、西方對中國抱有許多偏見與誤解的年代裡，這一點更是難能可貴。1950年，高羅佩先生曾發表《納妾：關於一個多面論題的一面之談》一文，比較集中地表達了他本人對於中國古代多妻制的看法。如今全文譯出，附錄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高羅佩先生對於中國的深入瞭解，除了通讀史料之外，或許也來自某些友人的親身經歷，比如英國漢學家、佛學家蒲樂道（johnblofeld）。1932年，十九歲的蒲樂道遠渡重洋來到東方，在香港、北京、重慶等地遊居了十七年，對於中國各地的山川風物、世態人情，終其一生都懷有深深的眷愛，並用中文著有自傳《老蒲遊記——一個外國人對中國的回憶》。1943年至1945年間，他與高羅佩先生同在重慶，由於志趣相投而交往密切。1951年，蒲樂道移居泰國曼谷，高羅佩先生在1967年因病去世之前，曾數次前往曼谷與他會面晤談。
此書中由於加入不少關於外來宗教的內容，因此平添了許多異域風情與特色。高羅佩先生博學多才、涉獵廣泛，對於印度文化亦是興趣濃厚。早在中學時代，他就曾跟隨荷蘭著名語言學家烏倫貝克（c.c.uhlenbeck）教授學習梵文。1935年完成博士論文《馬頭明王古今諸說源流考》，所謂「馬頭明王」，正是發源於印度的密教八大明王之一。1952年至1953年在印度工作期間，還著有關於中國和日本梵語研究的《悉曇》一書。在此申明一點，這一系列小說裡偶爾表露出的對於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外來宗教信仰的異議或微詞，只是作者在文學創作中進行的合理虛構，是身為正統儒者的主人公狄仁傑在其特定歷史文化背景下理應持有的看法，並不能代表作者本人的立場和態度。
張凌
2020年11月
附：納妾：關於一個多面論題的一面之談
若是一個人勤奮好學而又綽有餘暇，或許可以考慮編纂一部百科全書，專門收錄從西方古今文學中摘出的有關遠東題材的所有錯誤觀點。這部百科全書將會用盡他的一生，不過絕不是白費工夫。在我們這個小小的星球上，人們之間的關係已變得如此錯綜複雜，因此研究錯誤常常比研究陳腐的老生常談更有啟發性。
在這部有關遠東錯誤的百科全書中，「一夫多妻制」這一詞條必將佔據相當多的篇幅。除了遠東政黨之外，很少有其他主題會令讀者遇到如此之多的錯誤論述。
一夫多妻制既出現在中國，也出現在日本。由於日本的許多習俗都可以追溯到中國，因此我們在此只探討中國的一夫多妻制，並將日本的狀況看作是一種後續現象。
有些作家將中國古代的多妻制形容為黑暗邪惡的淵藪，又有些作家將其稱讚為我們所有社會問題的最終解決方式。事實上，這兩種看法都不正確。在中國，多妻制是特定的社會與經濟前提下產生的合理結果，比起我們西方的任何一種社會制度來，既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壞。如今這些前提條件正逐漸消失，於是多妻制也隨之消亡。
關於中國的多妻制為何會存在一些普遍的誤解，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國的家庭生活向來是一個與世隔絕且被嚴密監視的區域，直到不久以前仍是如此。除了自家成員之外，其他人皆不可侵入。對於外國人而言，或許只有早期傳教士的妻子們可以有機會一窺中國家庭中的女眷生活。但是這些外國太太們只能接觸到中國基督徒，在那些家庭中並沒有姨太太或侍妾。
即使是中國人本身，想要了解朋友家的「內宅」也是極其困難的。自古以來，在中國一直存在著嚴格的兩性隔離，以至於在舊式家庭中，將男子和女子的衣物掛在同一根晾衣繩上也被視為不當之舉。中上層家庭中的未婚女子，除了自己的父親與兄弟之外，不得與任何其他男子接觸，已婚女子也基本限於只和夫家與孃家的男子接觸。
這種兩性隔離由於中國住宅的建築特點而變得易於實現。房屋多是在地面上橫向擴充套件，而並非是縱向擴充套件的多層建築，在華北和華中地區尤其如此。一座大宅院實則由眾多獨立的院落組成，各有其房舍與花園，並利用各種過道或簷廊彼此連通。
中國宅院的這種特殊結構，也可以解答許多涉及多妻制的問題。每個妻子都住在各自獨立的院落中，由自己的僕人服侍，通常還有自己的廚房。這種建築結構避免了許多衝突。如果一個男子與數個妻子生活在同一屋簷下，有些衝突則遲早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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