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臺灣方面很擔心因「假護照事件」被「冷凍」中的鄧麗君回到大陸，於是開始積極為鄧麗君先前的「假護照風波」平反。曾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和「新聞局長」的現任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年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在得知大陸有意邀鄧麗君演唱時，高層立即派他與鄧麗君聯絡，鄧麗君也立刻允諾，並回請了宋楚瑜夫婦，第二天宋楚瑜和夫人陳萬水即共赴餐宴。但臺灣當局還是不放心，又通過鄧家仍在軍中服務的鄧長富，直接與鄧家家長鄧樞取得聯絡，這才放心了。
1980年，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楚崧秋親自赴美，以盛大的排場邀請鄧麗君回臺演出。
9月，鄧麗君在臺灣當局的邀請之下，結束了收獲豐富的留美生涯，整裝返臺，再度成為臺灣媒體的焦點人物。
臺灣當局有意利用鄧麗君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大陸的熱潮來進行政治宣傳，因此，鄧麗君回到臺灣後積極參加勞軍以及社會福利等各種義演活動。鄧麗君首先到金門義演，金門是位於福建省廈門灣口十公里處的一個小島，臺灣當局曾經在離大陸咫尺的金門上空多次將鄧麗君等人氣歌星的錄音帶空飄至大陸。鄧麗君生前也曾經多次到金門慰勞三軍。這次她在島上與三軍將士合唱《何日君再來》，並用面對大陸的大型擴音器對民眾喊道：「各位大陸同胞：我是鄧麗君，我知道大家在聽我的歌，我感到非常榮幸，如果大家聽到我的聲音，就請跟我一起唱！」10月間，鄧麗君又在「國父（孫中山）紀念館」舉辦盛大義演，門票收入則數捐作自強愛國基金。
在高規格待遇之餘，「假護照案件」在臺灣仍未結案，因為根據臺灣的法律，鄧麗君的護照事件涉及偽造文書的嫌疑，而且在臺灣市民董尚和提出告發後，這個事件已由臺北地檢處偵辦。案件在偵查時，鄧麗君均未到案，從而讓此案拖了兩年多。
一連串義演活動結束後，1981年初，臺灣「新聞局」特別頒發「愛國藝人」獎給鄧麗君；不久又邀請她與臺灣廣播界第一把交椅的廣播電臺主持人李季準共同主持「金鐘獎」頒獎典禮；6月則再安排她到金門及高雄兩地舉辦《何日君再來》等義演晚會。
鄧麗君在第一次主持金鐘獎時，在臺灣紅透半邊天的「月亮歌后」李佩菁脊椎病變開刀失敗，她只能坐在輪椅上演唱，已很難再現「動感歌后」的仙姿，也只能坐著輪椅上臺領獎。見此情景，鄧麗君止不住淚水，頻頻以手拭淚。在鄧麗君的心目中，戰勝病痛的李珮箐永遠像她在《高高的仙人掌》中所唱的那樣，「我願我也像那仙人樹，不怕逆境，不怕吃苦，也要永遠堅定又牢固」，「頂天立地，日日暮暮，能把一切難關都克服」。
種種集榮耀於一身之時，又積極為「假護照事件」「平反」，在兩岸關係緊張的時刻，臺灣極欲拉住鄧麗君的意圖十分明顯。離家年餘，首度返臺，鄧麗君心潮起伏，她在回臺日記裡，以簡短的文字描述了自己當時的複雜心情：
「走在擁擠的人群裡，屬於臺北的那股特有氣氛迎面而來，回頭看著也提著行李的媽媽，一臉愉悅，看來似乎年輕了些。冬暖下的臺北，正張開雙手歡迎我。隨身的幾箱衣服真是麻煩透了，這幾年在國外演唱，什麼苦都吃了，但是出入境得帶著大批行李仍是令人頭疼的老問題。箱子裡有一袋日本五角蘋果，那是爸爸最喜歡的。媽媽陪我經年累月在外頭演唱，留他一個人在家，每次想到他，媽媽和我都牽腸掛肚的。好不容易找到假期，回臺北看看家人，替電視臺錄節目，三天後我又得收拾行囊，到馬來西亞登臺。要保持知名度，人非得付出相當代價，即使是付出青春。（第一天）」
「晚間全家人都聚在這家氣派的餐廳裡，爸媽坐在一塊兒，感覺上我們又壯大了些，不再是飄落國外的藝人。爸爸笑聲不斷，話題連連；哥哥和弟弟追問我在日本的生活。一家人這樣融洽的相聚是多年來少有的。（第二天）」
「今天好愉快，見了好多老朋友，一家人走在路上都有許多人品頭論足的。有個小女孩告訴我，她從小聽我唱歌；臺北的男孩越來越時髦了，高跟鞋、中分發、皮夾克，好像越來越向日本年輕人看齊。
歐陽菲菲在日本找到心愛物件，許多人猜我也可能嫁個日本男孩，但我始終覺得日本男孩外在漂亮，但談吐膚淺，不過婚姻的確是很微妙，我也不敢說。（第三天）」
「回到‘臺視’老攝影棚感慨很深，想到十年前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在這裡唱歌，‘臺視’像我的老家，當時腦中只希望臺灣的觀眾能接受我，但長大了之後野心更大，想學更多更好的歌唱表演，想要離開溫暖的窩嚐嚐外頭風雨的滋味，想要征服更多掌聲。在日本的四年我確實長大了……我深知要做一位令人回味的歌手，不能只具有一張美
麗的臉。回‘臺視’，從上到下對我的熱情，讓我想到群星會時代的小女孩。‘華視’曾給我極好的條件，但在和‘臺視’合約未滿之前，我是絕對不會變動的，我深信影劇圈裡應該是有道義的。(第四天）」
1981年12月，臺灣當局的檢察官林天麟根據臺灣「航警局」提供的資料，認為鄧麗筠的犯行「堪予認定」，但因「犯罪情節輕微」，且鄧麗君在美求學期間，仍多次返臺演唱，只是「偶觸法網」，情有可原，因此依職權予以「不起訴處分」。臺灣當局的最後判決是：「本來應依刑法二百十二條的規定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三百元以下罰金，不過由於是在中華民國以外的地區犯罪，故念其初犯，依刑法第七條規定，決定不起訴。」聽到意料之外的這種判決，據說鄧麗君流下了眼淚。這對於出身軍人家庭、從小接受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教育以及在嚴苛的政治環境中成長、在國民黨政府文化策略的培育之下開始活躍於世界各地舞臺的鄧麗君來說，臺灣當局的舉措具有極大的力量和不同尋常的意義。
在獲得臺灣當局的平反後，鄧麗君「假護照事件」終於宣告落幕。
1981年在臺灣的十大歌星評選活動中，歌迷有權評選的只有郭金髮、陳淑樺等八位，因為另外兩個名額早已預留給了鄧麗君和劉文正。鄧麗君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同樣，鄧麗君和劉文正是最早影響大陸的兩位臺灣歌手。在1981年的時候，臺灣當局也把劉文正置於和鄧麗君一樣的境地，但由於鄧麗君在國際間的影響更大一些，所以，後來劉文正主演的電影《星期六約會》就可以在中央電視臺播出，鄧麗君的錄音帶則無法播出，偶有例外的是電影主題曲或插曲，曾經在電影頻道中播放的一部電影《愛情躲避球》的插曲恰好是鄧麗君的歌曲，這才給了大陸歌迷一個久旱逢春的機會。
在1981年之前的鄧麗君也許還僅僅是一個普通歌手，可是，重返臺灣後的鄧麗君已身不由己地捲入了臺海兩岸鐵幕紛爭的政治旋渦之中。臺灣方面利用鄧麗君在大陸及海外華人中的影響，開始打起「鄧麗君牌」，鄧麗君被作為對大陸的一種「統戰」工具隆重推出。當大陸的一些媒體披露有關方面邀請鄧麗君回大陸演唱的訊息時，海峽那邊的鄧麗君卻被一次次勞軍演出所包圍。在那些明顯帶有政治傾向的演出中，當主持人問到她關於大陸的邀請時，鄧麗君只得十分無奈地表示：「我回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那一天。」
鄧麗君雖然在兩岸的緊張關係中為一方搖旗吶喊，但在她的內心深處卻沒有任何國家、意識形態的概念，她認為所有的中國人的發源地就是「中國」，他們的根在「中國」。大陸眾多歌迷支援她的事業也給了她無比大的勇氣，促使她樹立成就一番大事業的堅定信念。因此，在臺灣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鄧麗君常常將「大家都是中國人」這句話掛在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