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日本發展時，寶麗多唱片公司的目標就是要鄧麗君與另一位頂尖級的歌手陳美齡比肩，於是他們不遺餘力地要把鄧麗君塑造成陳美齡第二。因此，在個人形象上，唱片公司將鄧麗君打扮成偶像型的歌手，要求她時時與陳美齡看齊，穿一些有領子、有袖子的衣服，還要她留著一頭長長的秀髮。剛開始的時候，鄧麗君乖乖的，尤其是把秀髮留得長長的。但沒過一陣子，她就煩了，怎麼看長髮怎麼不順眼，於是，她偷偷地把頭髮剪短了。不幸的是，在上節目時被公司發現了。幸好，美人總是美麗的，她短短的頭髮還挺俏皮的，而且，觀眾對她的短髮反應還不錯。唱片公司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作沒看見，什麼話也沒有說。
就當公司和鄧麗君在為頭髮大傷腦筋的時候，有一些報紙雜誌卻在對鄧麗君的一雙秀直的美腿大書特書，特別稱讚她的「腳線美」，要是穿上四寸的高跟鞋後，更是顛倒眾生。
媒體上的「胡言亂語」並未引起公司的注意。直到三年後的1976年，鄧麗君偶然穿了一件腿部開著高叉的中國旗袍上電視，意外地獲得了觀眾的強烈反響，給眾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時間好評如潮。
很多歌迷來信索取鄧麗君穿旗袍的照片，更有人寫信稱讚鄧麗君旗袍開叉露出的腿部線條很美。對於這些讚譽，鄧麗君受寵若驚。「我從未想過，我的腿部具有如此大的魅力。」鄧麗君說，「我在日本唱歌十分不利，因為和我差不多外形及歌路的女歌星不少，所以公司為我設計穿著旗袍的形象。」她還開玩笑地對媒體說，「日本人讚美我的腿漂亮，我說因為臉蛋不好看嘛，只好穿高叉旗袍轉移大家的注意力啦！」
日本音樂界中有所謂的「五十圈」，即全國各大報刊雜誌上刊登的每週全國唱片銷售統計前五十名，這是歌手是否受歡迎的標誌。1976年到1977年間，鄧麗君的每張唱片都進入了「五十圈」，這正表明鄧麗君在日本的受歡迎程度。而在1975年2月，鄧麗君獲得了「日本第十八屆唱片大賞」與「新宿音樂祭新人獎」，並在日本各地巡迴演唱，廣為人知，廣受歡迎。同年9月又獲《電視日報》主辦的「東京電視日報十大歌星獎」，同年11月以最高成績獲得「銀禧獎」，同時獲「名譽獎」。1976年在日本推出個人大碟，排行全日本總銷售量第十九名。1977年1月日本舉行「何處是故鄉」歌唱大賽，參賽者超過五千人，鄧麗君成為五十名入選者中的一位，並最終獲得東京《何處是故鄉》歌曲大賽冠軍。同年8月在日本以《あなたと生きる》獲「電視放送」獎。至1977年為止，鄧麗君在日本共推出八張大唱片、十二張小唱片，每張唱片都進入排行榜前30名。1978年，鄧麗君在日本又以一曲《東京夜景》獲「正頑張中」獎。
這就是鄧麗君在競爭激烈和非常排外的日本的業績。
在日本奮鬥的這段期間，鄧麗君平均每個月要舉辦一場個人演唱會。「每一次個人演唱會長達一個小時四十五分鐘，每次節目安排三十五首歌曲，包括中英日三種歌曲，每排一次全新的節目，大概要花三個月的時間來準備，光是最後一個月背歌詞，就把我累壞了。」每次個人演唱會都是對鄧麗君的體力與歌唱技巧的一大挑戰。但也正因為這樣的磨練，奠定了鄧麗君舞臺表演的基礎，而且她將全新的表演概念引進了港臺，讓其他的藝人有了模仿物件，無形中也為華人娛樂事業注入進步的泉源。
再苦再累，鄧麗君覺得也是值得的，畢竟付出得到了回報。而且在每次演唱會結束的時候，挑剔的日本觀眾的熱烈掌聲總讓鄧麗君心潮澎湃，有時是感動得熱淚滾滾。
鄧麗君前後在日本十年，共為寶麗多唱片公司賺取了至少五十億日元的利潤。但唱片公司為了推出鄧麗君也是絞盡腦汁，費盡了苦心。
1976年夏天，鄧麗君在推出她旅日以來的第七首新歌《夜幕下的渡船》時，寶麗多公司特地為她做了一次中國式的「祭拜」，祈求上天保佑唱片暢銷流行。
這場中國式的「祭拜」在東京的樓外樓中國餐廳舉行。當時「供桌」上擺滿了祭品，都是雞鴨魚肉等中國菜。鄧麗君穿著象徵中國女性的旗袍，寶麗多公司的幾名男職員則都穿著中國式的長袍。他們隨著鄧麗君一起焚香合十祭神，不過，他們的樣子和神情十分滑稽。留著長髮鬍鬚的日本男子穿著中式服裝，而且衣服上面還掛著為《夜幕下的渡船》作宣傳的絲帶，更是顯得不倫不類。更可笑的是，「供桌」上的一對紅蠟燭上面寫的竟然是「百年好合，五世其昌」，這可是洞房花燭時所用的吉利話語。
這幕荒唐鬧劇進行的同時，寶麗多公司的另一批人馬正在積極組織記者招待會，讓新聞記者紛紛把這種宣傳和推銷的新招攝入鏡頭、記錄在紙。寶麗多就這樣時不時地來個出乎意料或者弄個荒誕的奇舉。但不管怎樣，這次宣傳的效果還是達到了，《夜幕下的渡船》這首新歌在當月的全日本唱片總銷售列為第九名。
整整五年的時間，鄧麗君在日本歌壇奮力拼搏，成為第四位唱紅日本的華人歌手。然而，在歷來赴日發展的華人歌手中，鄧麗君締造了眾多空前的紀錄，最終成為了日本最具知名度的華人歌后。
名揚東瀛在日本鄧麗君有許多瘋狂的歌迷，有幾個「永遠坐頭排的聽家」，凡是她的演唱會，無論風吹雨打、陰晴圓缺，他們總會出現在她的面前，而且他們一齣現就是第一排的座位。他們痴迷的眼睛裡，寫滿了留戀和欽佩；他們無怨的行動中，展現著對她的愛戴和溫情。「他們大概20歲到30歲，大部分是男士，最初他們各不相干分別坐在第一排，後來有幾個竟然坐在一起談話了，顯然他們互相認識啦！」鄧麗君說，「對於他們這樣的擁戴，作為一個歌手，我無疑非常感動，這是我個人的榮幸，但無論如何，我決不可能就此而對他們怎麼怎麼樣，當然他們也沒有辦法和我認識交往，我不知道他們這樣著迷是痛苦還是快樂，只好在每次演唱和他們目光相接時，就對他們微笑，點頭打招呼，也算是對這批忠實的歌迷們的感謝吧！」
可是據鄧麗君透露，那些痴迷的歌迷中有些人很有法子，「神通廣大」，居然經過鄧麗君所在的公司或熟人認識她。這些經由公司或熟人介紹的男歌迷們，鄧麗君只是非常禮貌地和他們寒暄一番，因為她從未考慮過要和日本男士交往，所以她認為有必要與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儘管如此，歌迷們還是通過各種渠道想方設法與鄧麗君近距離接觸。
其中有一位男歌迷讓鄧麗君最難忘，那時鄧麗君為此感到特別的困惑和為難，有時還擔心他是否會有什麼瘋狂的舉動，但又無計可施。那位男士文質彬彬，沒有什麼別的要求，只要能為鄧麗君母女服務他就心滿意足了。他自願並且自顧自地做自己想為鄧麗君做的事情，而完全不管鄧麗君的個人反應。這位奇怪的男士在一家航空公司擔任高階職員，他經常義務替鄧麗君攜帶衣服，還經常送鄧麗君一些小禮品。另外，他每天都會打聽臺灣的大新聞和天氣，然後打電話把臺灣當日的新聞和臺北的天氣情況報告到鄧麗君的家裡，鄧麗君因此稱他是「鄉情大使」。後來這位男士在渡邊公司的經理的介紹下，邀請鄧麗君吃飯，要和她正式會面。那天，「鄉情大使」帶著太太及孩子一起和鄧麗君共進晚餐，這才讓原本七上八下的鄧麗君鬆了一口氣，原來他只是單純迷上了她的歌聲，原來他們一家人都很喜歡她的歌。鄧麗君不禁啞然失笑，原來她想得太多了。
日本的歌迷最喜歡送禮物，鄧麗君收到過從公司轉來的或者直接寄給她的各種各樣的禮物，有些很別緻，有些很普通，更多的則附有歌迷的「迷語」，很是讓鄧麗君體會到「知音滿天下」的溫暖和自豪。對於這麼多的禮物，鄧麗君很捨不得丟棄，但也不可能讓禮物隨著自己飛來飛去，她就把這些娃娃、熊貓等以海運的方式運寄到臺北，送給哥哥家的小孩。至於每場演唱會後的幾十把鮮豔的玫瑰花，她就轉送給鄰居了。
鄧麗君柔美、甜潤的歌聲席捲了東瀛日本，唱得日本人為她痴狂為她醉。在欣賞她的歌曲的同時，許多人爭先恐後地發表評論，指出鄧麗君走紅的原因，為她總結經驗教訓。
香港的一位專欄作者慕容八公經過「研究和分析」，指出鄧麗君走紅與她那張天生的圓圓的臉有關。他在文章中說：「圓臉蛋在日本人眼中是標準美人，因為日本不少美女娃娃都是這個面型的。要命的是鄧麗君不只有這樣標準美的日本娃娃面型，而且歌唱得好，再加上一雙腿纖柔修長，絕對沒有半點‘大根’的蘿蔔腳樣，這樣的小腿也是他們所崇拜的‘腳線美’。所以鄧麗君的合約續了一年又一年，因為對於這樣具有號召力的人，日本公司是不肯輕易放過的。」
鄧麗君在日本的形象的確非常成功。鄧麗君的個人氣質和性格，很像中國傳統的女性，有一種古典的風致，如閉花羞月，似落雁沉魚。日本公司在打造鄧麗君時，首要的就是個人形象。她的服裝和髮型都是經過專家精心設計的，很有個人化的特色。由此也就塑造出溫柔嫻淑、純潔清新的少女形象，這是很符合嚮往古典東方美的日本人的口味的。鄧麗君一貫的溫婉形象很快打進了千千萬萬人的心中。
很多日本人則認為鄧麗君能夠成為日本人所稱的「亞洲歌姬」主要還在於她以正確的日本語打動了日本人的心。一位日本音樂評論家就表示，鄧麗君給日本人最重要的東西是，她是一名外國人，卻能將正確的日本語十分周到有禮貌地唱出來。尤其是在日本人對於「早」和「謝謝」都用日化的英語來說時，鄧麗君卻專注地學習日文，說正確的日本話，令日本人非常感動。另外，鄧麗君優雅的人性和超越國境的愛也使日本人對她十分尊敬。
鄧麗君則表示到日本這幾年，自己的唱腔有了很大的變化。1977年6月，鄧麗君在接受訪問時說，以前自己的音調比較高，還帶有重音，但經過指導訓練和登臺磨練，現今的音調就比較低，而且比較自然，音色也更趨沉穩。
在充滿歐美式「新潮」演唱風格的亞洲，鄧麗君可謂獨樹一格。尤其是日本，受歐風美雨影響很深，不僅僅是在音樂製作等方面的引進上，歐美式的唱腔更是為日本歌手引以為先進。他們模仿歐美音樂大吼大叫的粗獷風格，還搭配著手舞足蹈、全身抖動的身體動作，從而漸漸失去了民族風格，成為不日不洋的東西。
正因為照搬歐美而導致的不成熟使歌壇興起懷舊風，懷念傳統的抒情歌曲，懷念美空雲雀等歌星。
正在這時，鄧麗君唱著傳統風格的日本抒情歌曲出現了，她人是那樣的溫婉典雅，歌聲又是如此的甜蜜憂傷，使得日本人直把鄧麗君當作美空雲雀，陶醉得不知身在何處。
名揚東瀛前前後後五年，鄧麗君連續不斷地趕場，跑遍全日本，每天工作至少12小時，辛苦之後終於給她帶來了很高的知名度，泰麗莎·鄧（teresateng）之名已深入日本人之心。在東京、大阪等大都市的唱片行裡，隨處可見鄧麗君的唱片。有些大唱片公司在打出的廣告牌上除了醒目地標出她的英文名字泰麗莎·鄧（teresateng）之外，還在下方附有她的中國名字「鄧麗君」。同時，在日本的輾轉拼鬥，成了鄧麗君歌唱生涯的轉折點，開啟了鄧麗君演藝事業的新時代。
可是，鄧麗君覺得「工作充實，卻沒有一點樂趣。」雖然得獎無數，廣受歡迎，日本藝人根本望塵莫及，但她的心總是無法定下來，她不是很喜歡日本這個國家，也不太喜歡日本人。她很少買日本貨，除了業務需要外，也很少交日本朋友，多少傾慕她的日本年輕男子，都被她拒之門外。這或許與她父親曾參與抗日戰爭以及從小接受的教育有關。日本，也許只是事業的需要，她曾因日本人的熱情而感動，也曾因受到的關懷和回報而欣慰，但畢竟是無盡的感激而無法由衷地喜歡。
「我在日本一般不碰日本貨，日本汽車確實是物廉價美，但我買的是一輛德國金龜車，不但沒有冷氣，還是手排擋，同樣的價錢買日本車，不知道能換一輛多新式的呢！好多人都笑我傻，其實他們哪兒知道我心裡的意思。或許是由於某些民族情結吧，老實說，我討厭日本，我惟一做的，就是在日本努力賺他們的錢，然後匯回老家。」這是鄧麗君早期對日本的一種態度。
鄧麗君在日本很以中國女歌手的形象為榮。在日本，她是地地道道的外國人，學說日語、唱日文歌，但她不取日文藝名，而只用英文名泰麗莎·鄧（teresateng），也從不掩飾自己是個中國歌手。鄧麗君每次在日本公開演唱時，一定有一首中文歌曲，這是她與經紀公司的合約中規定的，鄧麗君約定，每次演唱會至少要有一首中文歌。《何日君再來》、《高山青》和《淚的小雨》是鄧麗君在日本開演唱會，或者擔任特別來賓時最常唱的三首中文歌曲。不只自己唱，鄧麗君也常教同臺的日
本歌手或在場的日本歌迷唱中國歌曲，日本歌手山口百惠、澤田研二、梓道代等都跟鄧麗君學過中文歌曲；而這些歌手也成了鄧麗君借鑑的物件和交往的好友。另外，每次演出，她也要準備一件中國旗袍亮相，有時甚至還要花大錢特別從臺灣訂製空運到日本。因此直到現在，「鄧麗君」在日本仍然是深受眾愛的華人歌手。
花開幾多1974年到1978年差不多有整整五年的時間，鄧麗君因為全力衝刺日本市場，在華人圈中很少露面，幾乎與臺、港、東南亞等華人區的歌迷斷絕了聯絡，但是她的歌迷並沒有忘記她，她的歌聲依然在華人地區傳唱，她的作品依舊擁有著廣大的市場，仍然屢屢在華語唱片市場上獲獎。
鄧麗君走出臺灣的時候，也就從臺灣的唱片公司轉到了香港、日本的唱片公司了。她在香港樂風唱片公司期間（1971～1975）的作品主要是以電影歌曲為主。隨著港臺電影的蓬勃發展，尤其是瓊瑤言情電影的風行，樂風唱片公司就以電影主題曲或插曲為主軸，為鄧麗君發行了二十多張唱片。其中有年的電影《愛情1，2，3》、1972年電影《愛魂》、《天下一大笑》、《彩雲飛》、1973年電影《當我已經知道愛》、《海鷗飛處》、1974年電影《海韻》、《浪子與女學生》、1976電影《鬼馬俏醫生》等原聲大碟。歌曲有《有了春天不知道》、《愛你永遠不恨你》、《小花夕陽下》《把愛埋藏在心窩》、《千言萬語》、《我怎能離開你》《你愛那一朵》、《海韻》、《記得你記得我》、《水漣漪》、《有誰知道我》《留不住你的心》、《如果你喜歡這首歌》等。這些歌曲都隨著電影的受歡迎而備受矚目。鄧麗君在此期的代表歌曲是《千言萬語》。
《千言萬語》（作詞-爾英、作曲-古月）：
不知道為了什麼，憂愁它圍繞著我；我每天都在祈禱，快趕走愛的寂寞；那天起你對我說，永遠地愛著我；千言和萬語，隨風雲掠過；不知道為了什麼，憂愁它圍繞著我；我每天都在祈禱，快趕走愛的寂寞。
這首歌曲由於描述了一位年輕女子欲說還羞，卻又糾纏繚繞的情懷，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瓊瑤電影的魅力和鄧麗君的柔情演繹水乳交融在一起，很快便使這首歌曲倍受歡迎，成為了鄧麗君的金字招牌，也成了鄧麗君歌唱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