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牡蠣灣消防站的站長辦公室，傑森·摩爾關緊房門，先給太太打電話報了平安，隨即便聯絡他的好朋友丹·科茨。
科茨是聯邦調查局（fbi）「國家安全處」的助理局長，級別僅次於正、副局長。科茨和傑森·摩爾是紐約市警察學院的同學，他們私下交情非常好，從警察學院畢業後便各奔前程，在各自的領域發揮作用。
當然，在他們這批警察學院的同學中，科茨通往華盛頓的仕途走得最為順暢，簡直是官運亨通步步高昇。
聯邦調查局下屬5個執行系統單位：包括刑事數碼響應及服務處、人力資源處、資訊及科技處、國家安全處和科學及科技處，主管由一位助理局長來擔任。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捍衛美國的利益，保護美國免受恐怖襲擊，避免受到外國情報部門和間諜活動的侵害，在響應公眾需要和忠實美國憲法的前提下履行職責，為聯邦、州、市和國際機構及合作伙伴，提供領導和刑事司法服務，嚴厲打擊各級公共腐敗行為、跨國犯罪組織、外國反間諜活動和白領階層的犯罪，以及重大的暴力犯罪和毒品，在每一次調查獲得情報資料之後，遞交美國司法部官員和檢察官，由他們決定是否批准起訴採取行動。
話說聯邦調查局在全美境內受到普遍的關注，同時還保持著重要的國際影響力，在全球各地的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運營了60個法律事務處（legat）和辦事處，以及15個辦事分處。這些駐外辦事處主要是為了與外國安全部門協調，通常不在東道國進行單方面行動。但有時候出於特殊原因，他們也可以在海外進行秘密活動。
為此，聯邦調查局的專業特工每年都在增長，目前全球有超過11,000名成員，去年的財政年度總預算約為87億美元，大多數專業特工作為大使的法律專員——他們自謔為「legats」（legalattachés），全都派駐海外在美國駐外使館工作。
然而聯邦調查局維護法律的使命，既有值得驕傲的歷史，也有破壞法律的不光彩之處。科茨通往華盛頓升遷的道路，就是因為破獲一起重大的間諜案，而走上了光明的仕途。
科茨從警察學院畢業後，在紐約警界僅工作1年，第2年便跳槽去了聯邦調查局。1980年經過特殊培訓，他作為特工人員投入複雜的反情報工作——針對蘇聯進行間諜活動。
10年後的聖誕夜，科茨晉升為「國家安全處」情報組組長。那晚，他邀請警院的同學去夜總會，傑森·摩爾也應邀前往。他們平時忙於工作，見面的機會有限，但兩人相見甚歡毫無疏遠感，吃喝玩樂好不熱鬧。
老同學舉杯慶賀科茨的升遷之喜，陪酒女郎們在一旁吆喝助興，大家喝酒敘舊好不快樂。他們正玩得興頭上呢，此時兩名身穿黑西服的男人，徑直走向科茨，湊近他的耳邊說道：「頭兒，不好意思，打擾了。老闆聯絡不到你。你必須馬上回局裡。」
科茨聽了之後，眉頭緊蹙，下意識地問道：「給我喂點材料，出什麼大事了？」他清楚，除非發生緊急狀況，否則聖誕夜放假，上頭不會派人找來的。
「情報洩密，‘老鷹’被害身亡。」來人壓低聲音，簡單明瞭地向科茨彙報。
「老鷹」是科茨的老搭檔馬克·尼克爾森的代號，潛伏莫斯科已經5年了。尼克爾森做事向來考慮周全小心謹慎，他倆密切配合殺入敵人內部，獲得過具有殺傷力的情報。尼克爾森突然被害，他馬上判斷是內部出了奸細——叛國者。
「走，我們回去！」
眼見聚會在高潮中被打斷，科茨感到頗為抱歉，好在大家都是幹這行的，突發案情走人不用多解釋。不過他向老同學承諾道：「我知道大家沒有盡興，等我忙完案子，我們再來玩個痛快。」
等他們再次來到夜總會，已經是半年之後了，叛國案宣佈告破，叛國者依法接受法律審判。這起叛國案轟動全美，那陣子電視新聞連篇累牘討論此案，他們老同學見面聚會，免不了向科茨打探詳情。
「啊呀，這個案件不比007遜色，有些細節我現在可以透露了，那小子太狡猾。但我是誰呀？他能騙得過我嗎？」科茨的口吻洋洋得意。
科茨倒是有資格這麼誇耀自己。他確實聰明能幹，活該叛國者倒霉遇上勁敵。
就在馬克·尼克爾森遇害的當晚，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成立了一個聯合破案小組，代號「眼鏡蛇」，以尋找洩漏情報的可疑人。他們列出一份清單，一一排除潛在的嫌疑人，通過莫斯科的一個「線人」，根據支離破碎的線報，拼湊出洩密者的一些基本輪廓，代號「眼鏡蛇」的調查正式啟動。
當調查範圍縮小至兩名嫌疑人的時候，他們仍然無法確認誰是洩密者。與此同時，大量的機密情報依舊不斷地洩露出去，5個隱藏在蘇聯的「asset」——情報人員，接二連三地遇害。
科茨日夜顛倒兩眼熬得通紅，猶如一頭猛獸驟然伸出利爪，蓄勢待發。他鬍子拉碴的，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樣，逼迫「眼鏡蛇」的每一位成員不敢怠慢，加班加點撲在案子上。
眼看同僚的生命危在旦夕，科茨採取了極端的行動，承諾向一名克格勃代理人支付800萬美元，以獲取一名匿名「黃鼠狼」的檔案。「眼鏡蛇」成員經過指紋和語音分析，一個名字從重重迷霧中顯現出來——艾姆斯·費曼，聯邦調查局的特工。
初戰告捷，「眼鏡蛇」的成員異常興奮。但是想要抓住費曼，需要確鑿的犯罪證據，美國外國情報監視法庭授權聯邦調查局，對費曼實施電子監聽，從他的信件和個人生活垃圾中循跡拼圖，並在其車輛上安裝追蹤器。
他們在監聽電話的記錄中，發現費曼喜歡女人，頻繁往來於各種族裔的女人之間。他言語猥褻，對她們談不上有任何感情，看上去純粹是肉體交易。這大概是他唯一花錢的地方。不過他很狡猾，把自己偽裝成普通工薪階層，不開豪車，不買奢侈品，總是以快餐果腹，生活毫不招搖。
科茨請來一位行為學家，對費曼做了一個全面的人格分析，得出的結論發現：費曼似乎不能、也不願與人發展親密關係，這是一個優秀間諜所具備的素質。他不受意識形態的約束，所做的一切完全為了錢，完全稱得上是一個完美的間諜。
一天，科茨聽手下的組員彙報說，費曼訂了一張去墨西哥的機票，很可能是去和克格勃的人聯絡，這是獲取鐵證，一招制勝的絕好機會。
科茨急忙去法院申請了一張搜查令，帶領他的部下奔赴機場，瞄準費曼的行李，進行了秘密的搜查。為了避免打草驚蛇，他們小心翼翼地開啟行李箱，每一層的物品都拍照留底，隨後再根據照片，把物品原樣放回去。
他們很失望，行李箱內沒有發現機密檔案。費曼去墨西哥是會見女人！
但是科茨不甘心。這似乎不合乎邏輯。一個對女人只有肉慾、談不上任何感情的人，大老遠地跑去墨西哥找女人？紐約充斥著各色出賣肉體的女人，費曼為什麼捨近求遠，非要去墨西哥會女人呢？
科茨立刻命令「眼鏡蛇」的成員：「給我盯緊墨西哥女人，別讓她跑了。她身上有情報。」
他絕不是憑空想象，而是根據邏輯推理得出的結論。費曼喜歡女人不假。他很有可能利用會見女人作掩護，實際上是遞送和交割機密檔案。
後來對費曼的審訊和他自己的交代證明，科茨的判斷是正確的。
費曼在加入聯邦調查局的第3年，便接近蘇聯「格魯烏」——蘇聯總參謀部情報部，啟動了他的第一次間諜活動，在蘇聯解體期間擔心會被曝光，選擇暫停與「格魯烏」的聯絡，到了1989年重新啟動他的間諜活動，直到被捕。
費曼始終以匿名的身份，21年的時間，向蘇聯情報部的克格勃出售數千份機密檔案，洩密美國在核戰爭中的戰略、軍事武器技術的發展，以及美國反情報的計劃。費曼在進行間諜活動的時候，洩露了為美國秘密工作的克格勃特工的名字，其中很多人因叛國罪被蘇聯情報部處決。
當費曼置於「眼鏡蛇」的監視之下，1990年，很快被發現再次與俄羅斯人接觸。聯邦調查局採取明升暗降的手段，調動費曼回總部，使他遠離敏感的機密資訊，並且便於密切監控。
費曼知道他早晚會暴露，其實在調回聯邦調查局總部的時候，便明白自己被懷疑了。即便已經成為懷疑的目標，也沒能阻止他把情報送出去。
1991年3月11日，費曼最後一次坐飛機前往墨西哥，與選中的女人在賓館會面，兩人你情我願地做完交易。他大方地請她共進晚餐，條件是要這個女人去一趟車站，幫他把一個包裹放進儲物箱。當然，遞送情報的過程全在費曼的監控下完成。
那天晚餐過後，費曼按照慣例，把機密檔案用垃圾袋密封包裝，交到墨西哥女人的手中。他則不緊不慢地跟在她的身後，兩人走進汽車站，女人開啟儲物箱，把包裹放進去鎖上門，然後在門上貼了一個十字架貼紙。
「十字架貼紙」，是費曼與克格勃設定的暗號，蘇聯情報部獲得包裹便會把報酬——美元，存進費曼在瑞士銀行的賬戶裡。費曼從來不告訴克格勃自己的身份，並且拒絕與他們見面，只通過網路完成整個交易，每一次都約見不同的女人，利用她們在不同的地方，幫他投放機密檔案。
眼看費曼轉身即將離開，科茨帶領「眼鏡蛇」成員衝進車站，團團圍住費曼和墨西哥女人。科茨出其不意地掏出手銬，「咔嚓」一聲銬住費曼，向他宣告米蘭達規則，以叛國罪逮捕他。
不料，費曼竟然昂起頭，笑著問道：「你們怎麼才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