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號山谷分東院和西院，走進東院，一看就像個單位，有辦公樓、宿舍房、運動場所和人影聲響等等。這裡曾是老王的天下，即培訓中心。走進西院，卻怎麼看都不像個單位，幾棟零散的小屋，隱沒於蔥鬱的樹林間，人影了無，寂靜無聲。但寂靜中透出的絕不是閒適，而是森嚴。我初次涉足這裡，看它寂靜落寞的樣子，怎麼也想不到它竟是行動局的辦公地，以為是701接待上面首長的地方。
沒有人怎麼行動？我問。
答：如果人都坐在家裡又怎麼叫行動局？
可謂一語道破。
答話的人就是我那位搞諜報工作的鄉黨，人稱「老地瓜」的老呂。
老呂不善言辭，也許是長期搞地下工作的緣故。老呂不抽菸，據說七十年代「抗美援越」期間，他在越南「行動」，搞諜報，有一次，他在某酒店大廳裡接了一支某女士遞給他的煙抽，不久便昏迷過去，差點丟了性命，從此再不沾菸酒。出門在外，老呂總是穿戴整齊，脖子上掛著相機，腕上箍著手錶和手鍊，頭上戴著四季分明的帽子，胸前插著兩支鋼筆，像一個偶爾出門的遊客。這些玩意兒是不是武器或者諜報工具，我不得而知。問過老呂，說是沒有，可我又怎麼能相信他說的？他是個老牌間諜，老地瓜，所有的真實都在眼睛裡，不在嘴巴上。
老呂有本相簿，很有意思，首先是很老派，封皮是手紡的粗布，相頁是黃不拉幾的土紙，裝訂是麻線，整個土得掉渣；其次是很古怪，說是相簿，卻有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樣的紙條和報紙剪貼。其中扉頁就是半張香菸紙，上面有手跡，是這樣寫的：
清晨醒來看自己還活著是多麼幸福。我們採取的每一個行動都可能是最後一個。我們所從事的職業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殘酷的，哪怕一道不合時宜的噴嚏都可能讓我們人頭落地。死亡並不可怕，因為我們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老呂告訴我，這是他剛做地下工作時，他的「上線」（是一位詩人）首次與他接頭時，在人力車上順便寫下的，算是一個老地瓜對小地瓜的「經驗之談」，也是他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個「紀念品」。那是一九四七年秋天，當時他是南京中央大學西語系三年級學生，從那以後，類似的紀念品時常「不約而至」。老呂說，從解放前到解放後，從國內到國外，從大的到小的，從有名的到無名的，幾乎他參與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證據」，相簿裡收藏的就是這類東西。具體有二十八張照片、十一片紙條、七張報紙剪貼和五幅圖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實物，諸如一枚穿孔的鋼幣、一隻異國信封、幾張票據和名片等。多數東西下方都有簡單的文字註解。
在眾多東西中，有一張照片引發了我濃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個死人，一隻看不見人形的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裡，好像在搜刮小夥子的遺物。老呂解釋說，其實不是在「搜刮」，而是在「給予」，是在給他「放一張銀行的催款單」，而那隻「恐怖之手」就是他的—他在向一個死人催款，聽起來真叫人匪夷所思。在照片下方，有老呂的親筆，寫的是：
我的名字叫韋夫，請你們別再叫我胡海洋。
老呂告訴我，這個現在老是被人叫作胡海洋的越南小夥子韋夫，生前與他素不相識，死後兩人卻一起「合作」，幹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倨傲不已的「傑作」。不過他承認，這「傑作」不是他「原創」的，而是模仿二戰時著名的「碎肉行動」的。碎肉行動由兩位英國情報官埃文·蒙塔古和查爾斯·查姆利一手策劃並實施。這次行動的主角是一具叫格林杜爾·邁克爾的屍體，時間是一九四三年四月的最後一天，地點是西班牙韋爾瓦附近的大海深處。這一天，邁克爾的屍體被偽裝成皇家海軍少校威廉·馬丁的屍體，從此屍體「活」了，成了蒙塔古和查姆利「最神奇的部下」，最終出色地完成了一項任何活人都無法完成的任務。老呂說，他和越南小夥韋夫「合作」的故事，完全是「碎肉行動」的翻版，沒有什麼新意，甚至連「驚喜的結局」都令人驚歎的一致。
不論是蒙塔古和查姆利的「碎肉行動」，還是老呂模仿實施的「那個行動」，因為出奇，也因為出色，留下的相關紀實性文字多如牛毛，我現在收集到手的至少有幾十萬字之多。一九八八年，我隨巴金文學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遊，還專門到韋夫生活過的洛山小鎮去走了一趟，聽到看到的資料也有近萬字。總之，要講述這個故事，資料對我來說已經足夠，像時間、地點、背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說「無不在我心中」。我疑慮的是，已經有那麼多人，用那麼多的方式講過這個故事，如果我不能另闢蹊徑，步人後塵地講一個老套的故事，意義實在不大。就是說，我想尋求一種新和奇的方式來講述這個老舊的故事，現在我決定借韋夫的靈魂來講它正是這種尋求的結果。老實說，這還是老呂落在韋夫遺體下方的那句話—我的名字叫韋夫，請你們別再叫我胡海洋—給我提供的靈感。
靈魂之說，就是天外之音。請聽，「天外之音」已經飄飄而來—
01
我的名字叫韋夫。
讓我再說一遍，我的名字叫韋夫。
我所以這麼看重我的名字—叫韋夫，是因為你們總是喊我叫胡海洋。你們不知道，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別名，也不是我的綽號或暱稱，而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以前我聽都沒聽說過(自然不可能有什麼交道)，我從沒想到，我和他之間會有什麼瓜葛。但是三十年前，一個偶然的變故，我被人錯誤地當作了他。更要命的是，三十年來，這個錯誤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們當作「胡海洋」愛著，或者恨著。說真的，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人訴說這個錯誤，但聽見我訴說的人恐怕沒有一個。讓一個聲音從一個世界穿越到另一個世界，看來真是一件困難又困難的事情，比模造一個夢想或用水去點燃火還要困難！上帝給我設定這麼大困難不知是在考驗我的耐心，還是為了向我說明什麼，我不知道。其實，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圖同樣是困難又困難的。上帝有時候似乎讓我們明白了什麼，但更多時候只是讓我們變得更加迷茫。這是沒有辦法的。在我們這裡，上帝同樣常常讓我們拿他「沒辦法」。
沒必要太多地談論上帝，還是來說說我吧。
我於一九四六年生於越南東北部的一個叫洛山的小鎮，父親是個裁縫。一間臨街的小木屋，牆壁上掛滿了各式各樣的衣服，不盡的蒸汽瀰漫著，霧濛濛的，感覺像個浴室的外堂，這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我最初的記憶似乎總是伴隨著哧哧聲，那是熨斗熨帖衣服時發出的聲音。在我十歲那年，我們家從北街兩間小木屋遷到了熱鬧的南大街的一幢閃爍著霓虹燈的兩層樓房裡，長條形的石塊使房子顯得格外結實又莊重。我想這足以說明做裁縫讓父親得到了相當的實惠。但父親還是不希望我們—我和姐姐韋娜—像他一樣，在剪刀和尺子間度過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韋娜和我這樣說：
「我把你們甚至你們子孫的衣服都做完了，你們應該去做點其他的事。」
後來韋娜去了九龍灣工作，我上了河內大學。在我去河內之前，父親送給我一本產自中國的精美筆記本—六十四開本，金絲絨的皮面上有一條四爪龍的針繡，扉頁這樣寫道：
當音樂和傳說都已沉默時，城市的各種建築物還在歌唱。
這句話似乎註定我要做一個建築大師。不幸的是，一九六七年，也就是我在大學最後一個學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場突如其來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遠擱在了鎮上。這個病在當時我們那邊是要害死人的，我雖然沒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一樣，整整三年沒過一天正常生活，每天進出在醫院和家裡，不停地吃藥，不停地擔心，讓我為自己的命運生出了許多悲哀。毫無疑問，在我還沒可能忘掉疾病時，我已把河內大學和建築大師忘得乾乾淨淨了。事實上，當時我只要再去讀一學期書，就可以獲得河內大學建築專業的學位。在後來我病似乎痊癒時，父親曾勸我回去把幾個月的學業修完，但我已毫無興趣。肺部的疾病改變了我，使我對父親「充滿水蒸氣的工作」產生了不小的興趣。再說，父親漸老的年歲和滿腹的經綸，似乎也越來越適合站在一旁，給我指點迷津，而不是親自勞作。我就這樣漸漸變成了父親，在不斷淡忘疾病和水蒸氣不絕的勞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實和快樂。直到天空中不時掠過美國飛機、鎮上的青壯年紛紛被政府的鼓聲和親人的眼淚送去前線時，我才突然感到了另外一種東西的召喚。
02
羅傑走了。
林國賓走了。
有一天，媽媽說三十二號家的老三也走了。
又一天，我們收到了韋娜從南部前線寄來的她一身戎裝的照片。
就這樣，從一九七一年夏天開始，我的朋友和許多熟悉的人都紛紛應徵去了前線。
作為一個被惡病纏繞多年的人，我有理由不去應徵，去應徵了，軍方也有理由不錄用我。一九七二年春天，一支海軍部隊到我們鎮上徵兵，我去應徵的結果就是這樣，一位軍官看我病史一欄中的記載後，友好地拍拍我肩膀說：
「下次吧，小夥子，戰爭才開始呢。」
說真的，當時我身體已恢復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掉了曾經的痛苦經歷。如果因為一場幾年前、好幾年前的病來決定我現在的命運，我覺得這多少有點不對頭，何況這病已經好了。從我內心說，我極不樂意出現這種情況，因為這病已奪走我很多，我不想讓它再奪走我什麼。好在「戰爭才開始」，我似乎有的是機會。同年秋天，有三支部隊一起到我們鎮上來召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應徵的那支海軍部隊，我毫不猶豫又去「老部隊」應徵。吸取上次的教訓，這次我在「病史」一欄中沒有如實登記。我以為這樣他們就會錄用我，但接待我的軍官(不是上次那位)看我只做了七個俯臥撐就累得氣喘吁吁的樣子，還是客氣地拒絕了我。他告訴我說：
「我覺得你去陸軍部隊更合適，他們一定會要你的。」
沒辦法，我只好去找陸軍。確實，他們沒那麼多要求，只跟我談了幾分鐘話，就爽快地發給我一套沒有領章的陸軍軍服。當然，未能穿上藍色海軍軍裝，對我是個不小的遺憾。但這沒辦法，肺病和輕巧的裁剪工作使我的身體很難強壯，而且由於長時間受水蒸氣燻潤，我的臉色看起來又白又嫩，顯得軟弱無力。我知道，要不是戰爭，像我這樣的人也許永遠走不進軍營。我能走進軍營，正如胡志明主席當時在廣播上說的：戰爭讓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經歷。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我和鎮上其他八名青年一起搭乘軍方卡車，離開了洛山鎮。
車子緩緩地行駛在夾道歡送我們的人群中，我一點也沒覺得，我這是去有可能讓我永遠回不來的前線。
03
在部隊的情況我想盡量少說，這是因為一方面它本身就沒什麼好說的，另一方面有些可以說的對我來說又都很沒趣。我是說，我在部隊的經歷很不盡人意，遇到了許多令我不高興、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沒有當上軍官，而只是當了個特等士兵。據我瞭解，當時一個河內大學的畢業生可以當上副連長，甚至正連長，最不行的起碼也是個排長。我雖說沒獲得文憑，但也僅僅沒文憑而已，沒這個形式上的證據，其他或者說學業上並無什麼差異，所以我想起碼應該任命個排長給我。但軍方過分地強調了那張紙文憑的作用，沒能如我的願。一位河內郊區菜農—有人說他是某某軍長的外孫—對我拿腔拿調地說：
「是的，是的，但問題是你沒有畢業證書，入伍前又沒有在政府部門任過職，按理只能當個一等兵，讓你當特等兵已經是優待的啦。」
這樣的優待自然不可能令我感到榮幸。
不過，我想，士兵就士兵吧，反正我又不是為當官才來部隊的。我也不是因為聽胡志明主席的廣播演講才來部隊的。總的說，我來部隊的想法要比其他許多人顯得更為模糊或者複雜一些，我甚至自己都說不出是為什麼。有時候，我覺得我是因為受不了美國飛機整天在鎮子上空竄來竄去，弄得人驚驚嚇嚇的，才決定到部隊的。但有時候我又覺得不是，起碼不全是，至於其他還有些什麼，我又說不太清楚，也許……或者……我是說，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點我非常明白，就是：從我決定入伍的一刻起，我從沒想過，我會，或者可能會，上不了前線。說實話，有這種願望在當時來說是荒唐的，這可能是我不想的一個原因。此外，我還固執地認為，穿軍裝就是為了去前線，只有上了前線，參加了某次具體的戰鬥，身上的軍裝才能心滿意足，才能顯出完美。所以，當跛腳的阿恩營長把我從新兵集訓地接到距河內只有幾公里遠的陸軍二○三被服倉庫，並莊嚴告訴我今後我的任務就是配合他看守好這倉庫的大門和小門時，我怎麼也高興不起來—簡直沮喪透啦！
除了阿恩，我還有兩位戰友，一位是被炮彈片削掉了半隻下巴的唐老兵；另一位是一條叫聲尖利的雜毛土狗。難道我來當兵就是為了證明我不是個強壯的人，不配上前線，只能跟這些人待在一起？我突然有種被誰出賣或欺騙的羞辱，穿在身上的軍裝彷彿不是配發的，而是我偷來的，騙人的。
坦率說，我這人雖然不強壯，但並不缺乏勇氣，如果說不怕什麼就算勇氣的話。我這麼說，絕不是為了炫耀我的勇氣和不怕死，但我在部隊上的時間裡確實從沒有為什麼膽怯過。在新兵集訓營，教練我們射擊的是一位從戰場上下來的連長，人們都喊他叫「獨眼龍」。因為，他只有一隻眼睛，另一隻在一次戰爭中被大炮震落在湄公河裡，被湄公河裡的刺頭魚—也許是大公公魚—吃了。他從不向我們提起自己可怕的經歷，有一次在我要求下，他終於開口說了，但說著說著突然閉上了他唯一的眼睛，渾身哆嗦起來。看得出，他是被自己的過去嚇壞了。可我卻一點也沒覺得可怕。在我看來，他所經歷的似乎沒有比肺炎折磨我的可怕多少，這場病可以說使我心靈受到了創傷，也可以說使我心靈經受了鍛鍊。如果當時我們這些新兵中確有害怕去前線的，那肯定不是我，我幾乎時刻想念去前線，去參加一場有名有姓的戰爭，以驗證我的勇氣和信念。我曾擔心到了戰場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會使我膽怯，讓人瞧不起，因而使我痛苦，卻從沒有想過會以這種方式—上不了前線—讓我痛苦。
戰爭在一天天擴大，美國飛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河內上空，不時撂下成堆的炸彈，我們很容易就聞到了從城裡飄來的越來越濃的硝煙味。阿恩擔心這樣下去，河內也會淪為前線，而我卻暗暗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由於極度的失落和渴望，我知道自己已變得十分苦悶，甚至邪惡。然而上帝知道，我不是詛咒河內，而是詛咒自己可憐的命運。從軍需官接連不斷到我手上來提取被服的忙碌中，我知道，正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奔赴前線。可以說，我侍候的每一樣東西：一件衣服、一頂帽子、一條腰帶、一雙手套，甚至一根鞋帶，都先後上了前線，暫時沒有的，也隨時可能上前線。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的手氣和汗水已參加了無數次戰鬥，但這又能為我證明什麼？只證明我沒有親自上過前線。阿恩常常炫耀地對我說：
「啊，韋夫，你不知道，這是你的幸運啊。」
也許吧。
不過，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寧願不要這個幸運。這叫什麼幸運，整天跟兩個「廢物」在一起，還有一條並不出色的狗。當然，阿恩說的有道理，前線不是什麼好玩或有利可圖的地方，我如果是為了名利想去前線那是愚蠢的。阿恩曾這樣警告我說：
「戰場上飛來飛去的子彈隨時可能把你什麼都奪走，包括你只有一次的性命。」
這我當然知道。
但他們不知道，我不是因為追求名利才想上前線的。我也不是出於厭世想死才想上前線。不是的。我只是覺得跟我一起來的人都上前線了，獨獨把我撂在這個鬼地方，旁人還以為我是怕死才躲到這裡來的呢。天哪，誰知道我在這裡有多麼孤獨，多麼難受，多麼想離開跛足的阿恩營長和可憐的唐老兵。
04
我知道，你們人類是了不起的，起碼你們為自己做了許多了不起的事，那些還沒做的事，你們相信遲早都會去做，那些尚未知曉的事，你們也相信遲早都會知道。我在人間生活了二十七個春秋，我深知人類的偉大和自信，但也看到了人類由於偉大和過分自信派生的一些毛病，或者說壞習慣，比如在現實生活中，你們總是將一切可以往後推的事往後推。我在人間時也是這樣，甚至我這方面的毛病比一般人都要大。有兩件事足以證明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一是我的婚姻大事；
二是我上前線的事。
你們知道，這都是我想做的事，但就是因為……怎麼說呢，我要知道我的生命並不是那麼無限，也許我就會在有限的生命裡把這兩件事都做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說，我不知道自己生命會那麼短暫，準確地說是那麼脆弱。在我要死之前，阿恩流著淚對我這樣又哭又罵的：
「狗日的，你還整天鬧著要上前線，一身臭汗就把你命弄丟了，你……韋夫，你真他媽的沒用，韋夫！」
說真的，以前我還從來沒見過一個男人會這麼流淚。阿恩啊，你這個傻乎乎的跛腳佬，你為什麼要對我流那麼多淚，你不知道，人死前是不願看到別人流淚的，那樣他會死得很痛苦。阿恩，你現在在哪裡，我很想你。
阿恩不是那種讓人一見就喜歡的人，他有點自以為是，說話的腔調高大又嚴厲，跟他的跛腳一點不相配。但他是時間的朋友。時間從不出賣他。時間總是耐心地把附在他表面上的一些不討人喜歡的東西一點點剝落下來，到那時候你就無法不喜歡他了。我後來真的很喜歡他，現在也沒有不喜歡，雖然他在我臨死前不應該地流了那麼多淚。但這沒辦法，誰叫我死在他身邊的，我想如果讓他死在我身邊，我同樣會流很多淚的。因為我喜歡他。也因為那時我還不知道人死前不願意看到別人流淚的道理。這道理當然是我死了以後才知道的。
阿恩說的一點沒錯，我確實是被一身臭汗害死的。過去了差不多半個世紀，我依然記得那天是個什麼樣的日子，那是冬天—又是冬天！你們應該知道，十年前我就是在冬天裡染上肺病，差點死掉的，想不到過去了十年，這個季節還是殺氣騰騰地向我敲響了死亡的喪鐘。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一樣，抱著收音機鑽進了被窩。孤獨叫我養成了聽收音機的習慣，沒有收音機，我還睡不著覺呢。因為我總是找女播音員的電臺聽，所以阿恩常嘲笑我，說我抱的不是收音機，而是夢想中的女人。也許吧，不過……我不知道，我對女人不瞭解，也不瞭解我對女人的想法。有時候好像想得很，有時候又不太想，就是這樣的。好了，還是別說女人吧，女人後面還要說的，現在趕緊說說我鑽進被窩後怎麼了。我覺得我身體似乎有些不對頭，頭昏昏的，心裡覺得很冷。我跟阿恩這麼說後，阿恩說：
「嘿，這麼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誰覺得暖乎，我也覺得冷啊。」
「可我覺得我好像在發燒。」我說。
阿恩過來摸了摸我額頭，說：「嗯，好像是有點，不過沒事的，你可能是累了。快把收音機關了，睡覺吧，睡一覺就沒事了。」
我也是這樣想的，就關掉收音機睡覺了。
第二天中午，阿恩起床後問我怎麼樣，我覺得我身上在著火，我很想這樣告訴他，但似乎已經開不了口了。不一會兒，我聽到阿恩大聲驚叫起來：
「操，你狗日怎麼燙得跟火炭似的，韋夫！你醒醒，韋夫！你睜開眼看看我，我是阿恩！」
現實總是喜歡重複，變化的只是一點點時空而已。我睜開眼，看到至少有三個模糊的阿恩在我眼前晃動，這感覺和十年前肺病襲擊我時的感覺如出一轍。
05
人在昏迷中是沒有時間的。我終於醒來，不知過去了多久，也不知來到哪裡。明亮的玻璃窗戶和窗戶外的幾桿樹枝讓我想起，我已經不在原來的地方了。一位戴口罩的小姐對我的醒來表現得很高興，她的口音讓我以為是回到了家鄉。但她告訴我，這裡是河內陸軍總醫院，我已經來這裡快兩天了。她一邊摘下口罩，一邊對我說：
「我看了你的證件，知道你是洛山人，我是維浦人。」
她說的地方離我家還不到十公里，那裡有一家出名的動物園，洛山的孩子沒有一個沒去過那家動物園的。戰爭爆發前，我有位表哥就在那家動物園工作，我告訴她我表哥的名字，她居然哭泣起來。不用說，她認識我表哥，而且我表哥一定在戰爭中犧牲了。事實也是如此，就在兩個月前，我表哥在及埃山地陣亡了，他們曾經坐同一輛卡車到部隊，相識也在那趟卡車上。戰爭讓很多本來不相識的人都成了朋友，我也成了她的朋友，她叫玉。
玉使我有幸得到了醫院鄭重的治療，英國人後裔布切斯大夫幾乎每隔兩天都來探望我，並不斷給我作出新的治療方案。布切斯大夫是這裡的院長，每天都有成堆的生命等著他去救治，他們大多從前線下來，胸前掛著各種各樣的獎章和戰功，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肺病患者，能得到如此優待，無疑是玉努力的結果。
除了關心我的治療外，玉還關心我的寂寞。因為我患的是肺病，沒人敢跟我住在一起，我獨自一個人被關在鍋爐房隔壁的一間臨時病房裡。在寒冷的冬天，這裡顯得特別熱乎，但熱乎並不能驅散寂寞。唯一能驅散我寂寞的是玉，她經常來陪我聊天，一天接著一天，我們把有關洛山和維浦的話題說了又說。
有一天下午，玉帶著阿恩來看我，阿恩還給我帶來了韋娜從塔福寄來的信。信上，韋娜說她已經結婚了，丈夫是個機槍手，正在塔福服役，所以她調到那裡去了。她沒有說起那裡的炮火，只是這麼提了一句：
「和我以前待的地方相比，這裡才是真正的前線。」
我是每天都在聽廣播的，我知道當時塔福吃緊的戰事，但我不可能因此指責韋娜的選擇。戰爭期間人的思想和平常是不一樣的，何況韋娜去那裡還有個個人的理由：和丈夫在一起。
韋娜在信中還夾了一張她和機槍手的照片，兩人站在雄壯的機槍架子上，很像回事地瞄準著照片外的美國飛機—肯定是美國飛機！當我把照片拿給玉看時，她哈哈笑起來，對我說：「我還以為是你妻子的來信。這人是誰？」
我說是我姐姐。
「那你妻子呢？」玉有點迫不及待地問。
阿恩在一旁替我回答了，他裝腔作勢地說：
「他妻子？他有妻子嗎？他應該有妻子，可事實上他連個女朋友都沒有，韋夫，是這樣的吧？」
這是個令我難堪的話題。
但阿恩不會因此閉上嘴巴的，他轉過身去，對玉發出了令我討厭的聲音：
「玉，你信不信，我們韋夫至今還是個處男呢。」
我確實跟他這麼說過，我說的也是實話。可我不知道，他是不相信我說的，還是覺得這很好玩，經常拿它開我心。這個該死的阿恩，你絕對不能指望他守住什麼秘密，他有一張比鸚鵡還煩人的嘴！
玉對這話題顯出了一定羞澀，但只是一會兒，很快她對阿恩這樣沉吟道：「嗯……我知道你說的意思，阿恩，你是說……韋夫還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做，所以更應該好好地活下去。」
後來有一天，玉很在意地問我阿恩說的是不是真的。
我沒有直接回答，只是這樣反問她：
「難道你覺得這不是真的？」
06
說實話，我的性格和身體決定我生活中不會有什麼女人，曾經有一個姑娘對我似乎有那麼一點點意思，但我現在連她名字都忘記了。這不是說我無情寡義，我們之間本來就沒有什麼，如果說有什麼的話，也只是一種可能。我是說，我們之間可能會發生點什麼。但由於我的怯弱，結果什麼也沒發生。我不知道她是怎麼來到洛山的，反正她不是我們洛山人，用我父親的話說，洛山的姑娘他沒有不認得的。當然，他起碼認得她們身上穿的衣服，那都是從他手上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