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賈斯珀·帕爾默-斯密斯打電話來要我過去。事情很緊急。他沒有解釋，不過他從來都是很少解釋的。我說午餐後馬上到。這種召喚越來越具有強制性，也越來越頻繁。他過去要求我大約每季度去一次；現在大約每個月一次。他教我歷史，是一個很棒的老師，至少在聰明的學生眼裡是這樣。上大學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承認過喜歡他，不過也不無包容地隨意說過，「賈斯珀沒那麼糟糕。我和他相處得還可以」。我跟他相處得確實還可以，原因就算不值得推崇也算可以理解：我是我們那一屆裡他最喜歡的學生。他一直都有最喜歡的學生。這種關係幾乎完全是學術性的。他既不是同性戀也不太喜歡年輕人。事實上，他超出常人地不喜歡孩子，在他偶爾屈尊接受個人晚宴邀請的時候，主人們常常將孩子們安排到他看不見，聽不著的地方。不過他每年都會挑選一名本科生（無一例外是男生）進行稽核，給予贊助。我們猜想他要求的標準是智力第一，長相第二，機靈第三。他選擇的時候很費時間，可是一旦做出決定，就不會更改。對受寵的學生來說，這是一種不用焦慮的關係，因為一旦經過稽核，就不會出什麼岔子。而且，成為他受寵的學生也不會招致同學的憎恨或嫉妒，因為賈帕斯很不受歡迎，沒有人願意追隨他。大家也很公正地承認他寵愛的學生不能左右他的選擇。當然，他要求被選中的學生獲得第一等學位，而所有他最喜歡的學生都做到了這點。在被選中的時候，我很自信甚至自負，沒有把這看成是有偶然性的事情，而是想著未來兩年裡自己不會再有顧慮了。不過我確實為了他而努力學習，想取悅他，以證明他的選擇是正確的。在眾多人中被選中通常讓人的自尊心很滿足；會讓人覺得有必要給以回報。大量的出人意料的婚姻很能說明這種現象。或許他與新學院大他五歲的數學老師的婚姻就屬於這種情況。他們在一起時，表面上看相處得很好。不過通常情況下，女人們非常不喜歡他。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正是性騷擾指控事件猛增的時候，他發起了一場運動（以流產告終）：在個別輔導女生的時候，要求必須有女伴在場，這樣做的理由是避免他和男性同事受到不公正指控的危險。他對待女性考慮周到，講究禮節，謹小慎微到帶有侮辱性，沒有誰比他更善於毀掉一個女人的自信。
他就是大眾心目中牛津老師的漫畫形象：額頭高高的，發跡線退得很高，修長的鼻子微微勾著，嘴巴緊緊地閉著。他走路的時候下巴往前伸，肩膀聳起，褪了色的長袍翻動著，像是迎著強風在走。不難把他想象成《名利場》中的人物：領口高高的，尖尖的整潔的手指握著他自己的一本書。
他偶爾會向我吐露心聲，似乎把我當作他的繼承者。當然，這種看法是無稽之談——他給予我很多，但是有些東西不在給予之列。作為他當前寵愛的，與總督不無關係的學生，讓我不由得想他選學生或許不是為了應對諸如年齡、時間、不可避免的頭腦遲鈍以及對不朽的幻想等問題。
他過去常常提起自己對末日的看法，是一種鼓舞人心的安慰之辭，和他想法相同的同事有很多，尤其是那些儲存有好酒或能出入大學酒窖的人。
「末日之年並不特別讓我擔心。我這樣想並不是說在最初知道希爾達不能生育時不難過；我想的是基因表現出返祖的必然性。總的來說，我很高興，人不能為永遠沒有希望得到的兒孫們而難過。地球註定是要滅亡的。最終太陽會爆炸或者變冷，只需微微一抖，這個宇宙中無足輕重的微粒就會煙消雲散。如果人類註定要滅亡，那麼普遍的不育就和其他的方式一樣是毫無痛苦的。別忘了，還有個人補償。在過去的60年裡，我們對著社會上最無知、最愚蠢、最自私的一代人溜鬚拍馬，曲意逢迎。現在，在我們生命中剩下的這些時日中，我們將不用再忍受這些年輕人的粗野，再也不會聽到他們的吵鬧聲、重擊聲和計算機制作出來的、翻來倒去的所謂音樂聲，再也不用忍受他們的暴力和偽裝成理想主義的自我中心主義。我的上帝，我們甚至終於可以省去聖誕節，那簡直就是一年一度讓父母愧疚、讓小青年貪婪的狂歡節。我堅持認為我的生活將會很舒服，而且當生活再也不能舒服的時候，我將就著一瓶紅葡萄酒吞下我了此一生的藥片。」
賈帕斯的這種舒舒服服頤養天年的計劃在那個時候是很多人都有的。當時罕還沒有掌權，人們正害怕社會秩序會完全崩潰。從城市裡——對他來說，就是從克拉倫登廣場——搬到小小的鄉村房子或農舍裡，有綠樹環繞，有園子種糧食，附近有小溪，水加熱後就可以喝，有可用的壁爐和備用的木柴，有足以維持好幾年的、精心挑選的罐裝食品，有放著藥和注射器的藥櫃，最重要的是要有結實的門和鎖，以防止不太謹慎的人有一天會覬覦他們的勞作成果。可是這幾年，賈斯珀有點入魔了。木製倉庫已經換成了磚建的，還安上了帶遙控器的金屬門。園子周圍高牆壁立，地窖門也上了鎖。
通常我過去的時候鐵大門是為我開著的，我可以推門進去，然後把車停在短短的車道上。今天下午大門緊閉，於是我按響了門鈴。賈斯珀過來給我開門。讓我不由得大吃一驚的是，才一個月，他變化竟然那麼大。他身體依然挺直，腳步依然堅定，可當他走近的時候，我看見他臉上的皮膚緊緊地貼在骨骼上，膚色更加灰白，深陷的眼睛裡焦慮更重，幾乎到了不可遏制的程度。這是我以前沒有見過的。人變老不可避免，但過程不是連續的。有好多年屬於平穩期，朋友和熟人的臉似乎沒有什麼變化。然後時間加速，一週之內人就變了樣。在我看來，賈斯珀在短短六個多星期裡似乎老了十歲。
我跟隨他走進寬敞的客廳。客廳位於房子後部，透過落地窗，外面的陽臺和花園一覽無餘。這裡和他的書房一樣，四壁全是書架。和以往一樣，客廳很整潔，傢俱、書籍以及裝飾物都井然有序。可是平生第一次，我還是注意到了一些疏忽的跡象：窗戶上有汙跡，地毯上有面包屑，壁爐架上落著薄薄的一層灰。壁爐裡放著一個電取暖爐，可是房間裡很冷。賈斯珀遞給我一杯酒。正值下午三點鐘左右，不是我最喜歡喝酒的時候，但是我還是接了過來。我看見邊桌上放的酒瓶比我上次來要多很多。賈斯珀是我所認識的為數不多的無論什麼時候什麼事都要喝點酒的人。
希爾達坐在電暖爐旁，開襟衫耷拉在肩膀上。她盯著前方，沒有招呼我，甚至連看都沒有看一眼。我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微微點點頭，沒有其他表示。她的變化比賈斯珀還大。多年來，她在我眼裡一直都是一個樣子：身體瘦削挺直，中間有三個對褶的花呢裙子裁剪考究，高領的襯衫是絲綢的，外面是一件羊絨開襟衫，濃密的灰白頭髮紋絲不亂，梳成一個精緻的大大的圓髮髻。現在，她的開襟衫的前片從肩膀上耷拉下來，上面還有殘留的飯粒；貼身襯衣鬆垮地垂著，很邋遢的樣子；下面的鞋子也不乾淨；頭髮一縷一縷地散著；臉板著，滿臉的不歡喜。因為和先前來時太過不同，我心裡不由得想她到底是怎麼了。她不可能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因為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病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得到了控制。不過還有其他型別的老年病，即便我們的科學在年老問題上費盡神思也無能為力。或許她只是老了、累了，只是受夠了自己的死亡。我覺得人老了退隱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裡是有好處的，不過如果覺得這個世界是地獄的話就另當別論了。
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被叫過來，不過我也沒有直接問。還是賈斯珀先開腔：「我想和你商量點事。我正考慮搬回牛津。最近總督的一次電視講話讓我下了決心。看得出來，最終所有人都要搬進城裡，這樣可以集中提供設施和服務。總督說想待在邊遠地區的人也可以留下，但是他不能保證供應電和開車用的汽油。我們這裡已經被孤立了。」
我問：「希爾達怎麼看？」
賈斯珀甚至都沒有費勁去看她一眼。「希爾達根本不會反對。照顧家的人是我。如果我都能接受的話，我們就應該搬家。我曾想過這樣對我們兩個都有好處——我說的是你和我——如果我搬到聖約翰街和你一起住的話。你真的不需要那麼大的房子。頂層空間很大，可以隔離成一個獨立的住處。當然，這種改裝的錢由我來付。」
這個主意嚇住了我。我很希望當時自己掩飾住了不情不願的情緒。我有一會兒沒有說話，裝作在考慮這個主意，然後說：「我覺得房子並不適合你。你會懷念花園。再說，上下樓梯對希爾達來說是個困難。」
一陣沉默。過了一會兒賈斯珀說：「我想著你聽說過‘寂滅’，也就是老年人大批的自殺，對吧？」
「只是在報紙上或者是在電視上看到過一點。」
我想起一幅畫面，現在想起來應該是電視上唯一播放的一次：全身白色衣服的老人們被用輪椅或被人攙扶著送到低低的駁船一樣的輪船上，高亢悠揚的歌聲響起，船慢慢地駛離，沒入薄暮中。畫面拍攝得很巧妙，整個場景很祥和、很誘人。
我說：「我對結群死亡不感興趣。自殺和性一樣都是很私密的事情。如果人想自殺，隨手都是辦法。所以，為什麼不在自家床上舒舒服服地死呢？我寧願用匕首了結自己。」
賈斯珀說：「哦，我說不清楚。有人就喜歡大張旗鼓地搞這種儀式。世界各地到處都是，方式不同而已。我猜想人多、儀式隆重是一種安慰。這些老人的後人可以因此從政府那裡拿津貼。數量可不小，對吧？是的，我覺得很有吸引力。希爾達有一天說起了這個。」
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我能想象出我所認識的希爾達會怎麼看這種犧牲與情感的公開展示。她曾經輝煌過，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學者。人們都說她比她丈夫更聰明，維護起丈夫來口齒伶俐，很有殺傷力。結婚後她唯愛是從，上課次數變少，發表的作品也減少，才能減退，性情大變。
在走之前，我說：「你也許可以尋求額外的幫助。為什麼不申請要兩個旅居者呢？你肯定夠資格。」
他否定了這種想法：「我不想家裡有陌生人，尤其是旅居者。我不相信他們。要他們來無異於給自家找難受。這些人大多數都不知道一天要幹些什麼。讓他們幹些有人監督的活，如修路、清理下水道、收垃圾，是可以的。」
我說：「家政人員都是經過仔細挑選的。」
「或許是吧，可我就是不想用他們。」
我設法沒做任何承諾就成功脫身。在開車回牛津的路上我還在想著如何阻撓賈斯珀的計劃。他一直都是我行我素的人。30年來我接受過特別輔導，享受過豐盛的晚餐，白得過電影票和歌劇票，從他身上獲益很多。賬單姍姍來遲，但現在已經放到面前。和人共住聖約翰街，獨居狀態被打破，而且還要對一位不太好相處的老人負擔起越來越多的責任，一想起這些，我就非常牴觸。我欠賈斯珀很多，但是我不欠他這個。
開車回城的路上，我看見牛津大學考試學院前排起長隊，有一百碼長，秩序很好。人們穿著考究，都是老人或中年人，而且女人比男人多。他們安靜地等待著，很有耐心，心照不宣的樣子。他們的期盼有所剋制，沒有慣常排隊人的那種焦灼，似乎人人都會有票，都能進去，而且樂觀地相信節目值得等待。有一陣子我怎麼都不明白，過了一會兒才想起來：福音傳教士羅西·麥克盧爾來倫敦了。我本來看一眼就該知道——廣告已經是鋪天蓋地。羅西推銷救贖，這可是一種一直供不應求而且沒有任何成本的商品。她做得很好，是當前最成功的一位電視人。在末日之年到來的最初兩年裡，我們有咆哮的羅傑和他的搭檔蘇比·山姆。羅傑現在在電視節目中還有追隨者。他當年是天生的、具有強大說服力的演講者，現在依然如此。他塊頭很大，長著白鬍子，有意識地把自己塑造成《舊約全書》中的先知形象。羅傑聲音洪亮，一口北愛爾蘭口音倒是增加了他說的話的權威性，警世話語說起來滔滔不絕。姑且不論是否為原創，他要傳達的意思很簡單：不育是上帝對人的忤逆和罪惡的懲罰，只有悔改才能平復他正當的不滿。悔改最好的表示就是給咆哮的羅傑的活動進行慷慨捐助。他自己從來不提錢，這是蘇比·山姆的事情。最開始時他們非常有影響，他們在金斯敦山校園的大房子是他們成功的有力證明。在末日之年之後的五年裡，咆哮的羅傑的提倡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因為他對很多現象都會進行譴責，如城市暴力，老年婦女受到攻擊和強姦，孩子受到性騷擾，婚姻降為與金錢相關的合約，離婚成為常事，欺詐大行其道，性本能倒錯，等等。他捧著翻舊了的《舊約全書》，讀著裡面的片段。可是他說教的有效期很短。在一個性厭倦的世界裡譴責性放縱，在再也不會有孩子的時候譴責對兒童的性虐待，在城市裡只剩下溫順的老人時抨擊城市暴力，這些都很難吸引人。羅傑從來沒有譴責過「末日一代」的暴力與自私；他有著很好的自我保護意識。
現在羅傑人氣下滑，我們有了羅西·麥克盧爾。甜美的羅西已經盛行起來。她發家於阿拉巴馬州，2019年離開美國，原因可能是她提倡的快樂主義在美國已經供給過度，沒有市場了。在羅西眼裡福音並不複雜：上帝是愛，一切都因愛而合理。她重新翻出披頭士樂隊（20世紀60年代一群利物浦年輕人組成的樂隊）的一首老歌——《你所需要的只是愛》。她在集會前放的是這首節奏輕鬆、引人入勝的歌，而不是聖歌。末日不在未來而在現在，信仰上帝的人天年享盡，正在一個接一個地被收進天國。羅西尤其強調來世的快樂。和所有福音傳道者一樣，她認為，如果一個人不能同時考慮他人身處地獄的恐懼，那麼他在想到自己的天堂時所帶來的滿足感是微乎其微的。不過，在羅西的描述中，地獄與其說是一個折磨人的地方，不如說是一個類似低等旅館的處所：就算裡面不缺熱水，但是管理不善，設施不全，很不舒適，要自己洗餐具，而且裡面的旅客互不相容卻又要永世彼此忍受。她還同樣強調天國的快樂，「上帝那裡有很多公寓」。她向追隨者保證不同的公寓滿足不同的品位，分屬不同的美德等級，無上的幸福只屬於那些被上帝選中的極少數人。但是所有聽從羅西愛的召喚的人都可以有一個舒適的去處兼永久的度假勝地，供應吃喝，陽光充足，有性愉悅。在羅西的哲學中沒有邪惡。最壞的指責源於人們因為不懂愛的規律而犯了錯。解除痛苦要用麻醉藥和阿司匹林，消除孤獨要用上帝的關懷，減輕失親之痛要用再團聚。任何人都不應該過度自我否定，因為充滿愛心的上帝所希望的是他所有的孩子都快樂。
羅西的重點在於對現世身體的放縱與滿足。在傳道時，羅西免不了要給出一些美好的暗示，通常是在場面很壯觀的時候：一百多人的唱詩班，全都一身白色衣服，閃光燈照耀，吹奏樂隊和福音音樂為他們伴奏。集會的人群加入進來，唱著、笑著、喊叫著，像發狂的扯線木偶一般揮動手臂。羅西本人每次聚會都要更換至少三次華麗的服飾。羅西宣稱，愛，你們所需要的只有愛。任何人一定都有愛的物件。愛的物件沒必要是一個人，可以是一個動物——一隻貓、一隻狗，可以是一座花園、一朵花、一棵樹。整個自然界是一個整體，由愛聯結起來，由愛來支撐，由愛來救贖。人們也許會猜想羅西從來沒有見過貓叼老鼠。在集會結束時，幸福的皈依者們通常都會互相擁抱，滿懷熱情地往捐贈箱裡投錢，絲毫不不做他想。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名的教堂，尤其是英國的教堂，都從信奉罪惡與救贖轉而接受不太堅定的信條——共同社會責任與具有情感關懷的人文主義的結合體。羅西更是推進一步，切實取消三位一體神中的聖子和他的十字架，代之以光輝燦爛的金黃太陽（很像維多利亞時期酒館的耀眼標誌）。這種替換標誌很快流行起來。即便在我這種不信奉她的人看來，十字架表明官僚主義的野蠻作風以及人不可避免殘忍性的汙點，從來就不是一個讓人感覺舒服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