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凌晨，午夜剛過3分鐘，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一家酒館內，地球上最後一個出生的人因鬥毆身亡，享年25歲2個月12天。如果這最初的報道可信的話，那麼約瑟夫·裡卡多的死正如他的出生一樣，可以說是不同凡響。他是人類官方記載中最後出生的一個（這與任何個人美德或天賦無關），這種不同凡響一直都是他難以應對的。現在他死了。在英國，訊息是通過國家無線廣播9點鐘的節目釋出的。我聽到這則訊息純屬機緣巧合。當時我正下定決心開始寫這本後半生的日記，無意中看了一下時間，心想也許正好能趕上收聽9點鐘的新聞簡報。裡卡多的死訊是最後一條新聞，只有簡短的幾句，播音員的聲音拿捏得很到位、很平淡，絲毫沒有感情流露。可是對我而言，這則訊息倒是給寫這本日記增加了第三個小小理由。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同時也是我50歲的生日。新年的第一天離聖誕節太近，以致一個禮物（從來也說不上比我收到的其他禮物好多少）要用作兩種慶祝，會讓人心生不爽。可在小的時候，我對此毫不在意。我一直都很喜歡自己的這種與眾不同。
開始下筆了。新年，我的50歲生日，裡卡多的死，這三件事似乎還沒有足夠的分量去填滿嶄新的散頁日記本的前幾頁。可是我要堅持寫下去，算是抵禦個人倦怠的一個小小防備吧。如果無事可記，我會寫下無事可寫的空虛。假若到了將來，在我年老的時候——我們多數人都有望活到這一天，成為延長生命的專家——開啟一罐自己儲存的火柴錫罐，點燃自己虛榮的小小篝火。我無意把日記留作個人最後歲月的記錄——即便是在自我膨脹到極點的時候，我也不至於那樣自欺欺人。我，西奧多·法隆，哲學博士，牛津墨頓學院教研員，研究維多利亞時期的歷史學家，離異，無子嗣，獨居。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是英格蘭總督兼獨裁者罕·裡皮亞特的表弟。這樣一個人的日記會讓人感興趣嗎？不過話說回來，額外的個人記錄也根本沒用處。世界各地的民族、國家都在準備著為後來者們留下證據（我們偶爾也會相信這些後來者們會理解我們）。這些後來者來自另外的星球，或許會登陸這個綠色的荒蠻之地，追問這裡曾經居住過什麼樣的感性生命。我們儲存書本、手稿、輝煌的繪畫、樂譜、樂器以及人工製品。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至多在40年後將會被封存起來，不再燈火通明。現在依然挺立的座座大樓，會為它們自己代言。牛津不太堅硬的石頭也挺不過幾個世紀，而且這所大學已經在討論重修牆體剝落的謝爾登劇場。不過，我倒是喜歡想象這些神秘的生物會在聖彼得廣場登陸，想象著他們進入雄偉的大教堂，一言不發，腳步聲在沉積了幾個世紀的灰塵中迴響。這裡曾是人類最偉大的教堂，裡面供奉著他們那個族類的一位神靈，他們會發現這點嗎？這位神靈被如此隆重、氣派地供奉著，他們會對他好奇嗎？這位神靈的符號曾經很簡單，就是兩根交叉的小棍，在大自然裡隨處可見，現在上面卻鍍有金層，裝飾著珠寶，金碧輝煌，這會引起他們的興趣嗎？也許他們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與我們截然不同，根本生不出敬畏或好奇？我們發現了一個星球（是在1997年，對吧？），科學家告訴我們那裡可能有生命。儘管如此，卻幾乎沒有人相信那些生命會過來。那些生命一定存在。認為在浩渺的宇宙中只有一個小小的星球能夠有生命存在並發展，這肯定是不切實際的。只不過是我們到不了他們那裡，他們也不會過來。
20年前，全世界對人類將要永久失去生殖能力這種說法已經將信將疑，尋找最後一個出生的人類成了全球性的熱潮，甚至上升到了民族榮譽的高度，演變為全球性的角逐，競爭激烈、殘酷，卻不得要領。按照條件，這個人的出生必須有官方公告，出生的日期和準確時刻都有記錄。這樣一來，很大一部分只知道出生日期不知道準確出生時刻的人被排除掉。人們普遍認為（不過並沒有刻意強調）結果永遠不是終結性的。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在某個遙遠的叢林中，在某個原始的小屋中，最晚出生的人類已經毫無聲息地降臨這個世界，而我們毫無察覺。但是經過數月的篩選、再篩選，混血兒約瑟夫·裡卡多得到官方認可。歐洲西部夏令時1995年10月19日3點2分，私生子約瑟夫·裡卡多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醫院出生。結果一經公佈，整個世界似乎突然意識到搜尋了無意義，興趣轉向別處，只剩下他一個人面對無人不曉的出名身份。現在他死了，我懷疑是否會有哪個國家迫不及待地從被人遺忘的那些人中拉出其他的符合條件的人。
我們憤怒，銳氣受挫，與其說是因為我們族類瀕臨滅絕（更不要說是因為我們無能力阻止），不如說是因為我們無法找到原因。這種失敗很慘重、很屈辱，擁有西方科學與醫藥的我們無法接受。曾經出現過很多難以診斷和治療的疾病——其中一種在根除之前幾乎讓兩個大洲人口滅絕——但我們在最後總能說明原因。即便是今天，很多病毒和細菌依然掌控著我們，像不斷髮起攻擊的宿敵，一旦勝券在握，就會毫不猶豫把我們擊倒。這似乎是對人類的公開侮辱，令我們氣憤不已，可是我們可以給這些病毒和細菌命名。西方科學一直是我們的神佑，它有著多種能力，可以保護我們，讓我們活得舒適，治癒我們的疾病，提供溫暖、食物和娛樂。我們毫無顧忌地抨擊著這個神佑，偶爾也會拒絕它，就像人總是拒絕自己的神靈一樣。可是我們知道，儘管我們大不敬，作為我們掌中之物和奴隸，它依然不會吝於向我們付出：止痛的麻醉藥、備用心臟、新的肺腔、抗生素、汽車和電影，應有盡有。一按開關就會來電，如果燈不亮，我們可以找到原因。我從來都不擅長科學，上學時，我對它所知甚少，現在我50歲了，卻並沒有更瞭解它。即便是對科學的成就並不理解，我還是奉其為神佑，和那些心中的神佑已死的人一樣有著同樣的幻滅感。我依然清楚地記得，當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懷孕的女性成為無法掩飾的事實的時候，一位生物學家信誓旦旦說過的話：「我們也許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找出全球不育的原因。」現在已經過去25年，我們再也不期望能有什麼進展。就像發情的種馬突然成了性無能一樣，我們被擊中自信的核心，備感屈辱。我們有知識、有智慧、有能力，卻再也不能做動物本能的事情，因此我們對諸神既膜拜又憎恨，也是情理之中。
1995年成了「末日之年」，全球共知。90年代晚期有一場大規模的公眾討論，議題是「發現治療全球性不育方法的國家會不會與世界共享，以及會提出什麼樣的條件」。人們普遍認為不育是全球性的災難，世界必須團結起來，共同應對。到90年代晚期，我們提起「末日」時還是把它當作一種疾病，一種功能障礙，早晚都可以找到病因得到治療，就像人類找到治療肺結核、白喉、骨髓灰質炎以及最終找到了艾滋病（儘管找到得太晚了）的治療方法一樣。一年一年過去了，在聯合國的領導下共同付出的心血卻毫無結果，於是完全的公開不復存在。研究進入地下，各國的奮戰讓人關注又止不住疑惑。歐共體共同行動，在研究裝置和人力上投入頗多。巴黎郊外的歐洲人類生殖中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中心之一。這些機構至少公開地輪番與美國合作。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就是後者更努力。不過還沒有跨種族的合作——成功的回報太過豐厚。如果研究有了成果，在怎樣高昂的條件下，它才會被允許共享？這個問題引發了熱烈的猜測和討論。人們普遍認為，治癒方法一經發現就應該共享；這是科學知識，沒有哪個種族應該，或者說，可以據為己有。可是，在不同的大洲、國家和種族間，人們彼此不信任卻著魔般地關注著對方，從小道訊息和猜測中獲取力量。古老的間諜活動重返江湖。老特工們一個個放棄舒適的退休生活，從惠橋和切爾滕納姆走出來，傳授他們的技藝。間諜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即便是在1991年冷戰正式結束以後也是如此。間諜活動集青少年的掠奪行為與成年人的背信棄義於一身，令人痴迷，很難完全棄絕。在90年代晚期，間諜機構活躍起來，造就了新的英雄、新的無賴和新的神話。冷戰結束以來從未有過這樣的盛況。我們尤其關注日本，部分原因在於害怕這個擁有先進技術的民族已經快要找到治癒方法了。
10年過去了，我們依然觀望，但再也不這麼急切，也再也不抱希望。間諜活動依然在進行中，可是現在距離最後一個人類出生已經過去25年，在我們心中幾乎不再相信這個星球上能再次聽到新生兒的哭聲。儘管英國總督百般努力，通過開放國家色情商店的方式刺激我們不斷減弱的性慾，但收效甚微。浪漫的和理想的愛戀已經取代了原始的肉體滿足。不過在肢體感受上我們有替代品，在國民醫療保健範圍之內的人都可以享受。我們開始衰老的身體接受著輕輕敲打、拉伸、按撫、撫摸、塗油、增香。我們修指甲、修腳、測量身體、稱體重。瑪格麗特夫人學院成了牛津大學的按摩中心，每個星期二下午我都要躺在那裡的小床上，看著外面依然有人照料的花園，享受著這份國家提供的、時間精打細算的感官放縱。儘管只是幻覺，我們卻不辭辛苦，著魔一樣想留住精力充沛的中年（青春的幻想已不大可能）。高爾夫成了全國性的運動。為了建成更具挑戰性的球場，大片的鄉村土地都被改造，重新整理，其中有些地方的景色在整個國家都排得上號。如果不是「末日」來臨，環保組織者會對此進行抗議。一切都是免費的，這是總督承諾過的娛樂活動。有的場所已經開始排外，不受歡迎的人不能進去，不是通過明令禁止的方式（那是違法的），而是通過不假言傳的暗號。在英國，從小耳濡目染，即便是再不識趣的人都能看懂。我們需要這樣區別對待——平等是一種政治理論，不可能付諸實踐，即便是在罕提倡平等主義的不列顛也不例外。我曾經嘗試著打高爾夫球，可是找不到樂趣，或許是因為我能打飛草皮，卻總是打不中球。現在我跑步，幾乎每天我都會在波特草坪或者是人跡罕至的威薩姆森林的小路上跑步，我統計著公里數，之後還要測心跳、體重變化和耐力。我和其他人一樣想活著，著魔似的關注自己身體的功能。
替代藥品、芳香油、按摩、按撫法、塗油、致幻藥、非插入性性行為的研究，很多都能追溯到90年代早期。電影、電視、書本以及生活中的色情場景和性暴力在增加，越來越不加掩飾，我們西方人卻越來越少做愛和生孩子。可是在當時，地球人滿為患，這種情況似乎備受歡迎。但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知道這是終結的開始。
在90年代早期我們就應該有所警覺。早在1991年，一份歐共體報告表明歐洲兒童出生數量大幅減少——1990年為820萬人，在羅馬天主教國家減少的幅度更大。我們當時認為自己知道原因，這種減少是人為因素造成的，是因為生育控制和對流產的態度更加開明，職業女性為了事業推遲懷孕，以及家庭想進一步提高生活水平。而艾滋病的傳播（尤其是在非洲）使人口減少的情況更為複雜化。有些歐洲國家開始發動聲勢浩大的運動，鼓勵生育。不過多數人都相信這種人口減少是我們所期望的，甚至是必要的。人口過多會造成地球的汙染，因此人口減少乃眾望所歸。多數人認為與其關注人口減少，不如希望國家維持好現有人口，儲存好自己的文化和種族，養育足夠的年輕人來維持經濟發展。可是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一個人提出人類的生育能力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末日」降臨如驚天霹靂，讓人難以置信。似乎一夜之間，人類就失去了生育能力。1994年7月，人們發現甚至連用來做實驗以及人工受精的冷凍精子都不再管用，這尤其讓人驚恐，給「末日」蒙上了巫術、神靈干預的神秘面紗，讓人心生迷信，充滿敬畏。古老的神靈再次顯形，大顯神威。
直到1995年出生的這代人性發育成熟的時候，整個世界才徹底放棄了希望。當時的檢查覆蓋所有人，卻沒有一個人能產生有用的精子。於是我們知道智人的末日真的來臨了。正是這一年，2008年，自殺率開始上升。主要不是老年人，而是我這一代人：人屆中年，一天天老去，社會腐朽，檢查讓人備感羞辱，卻是形勢所迫，這一切我們都要承受。罕那個時候已經接任英國總督，試圖阻止正在蔓延的自殺行為，於是對死者在世的近親征收罰款。而現在那些喪失能力、需要照顧的老人自殺，國家議會則會給他們的近親數量可觀的撫卹金。兩者的力度可有一比。罕的政策生效了，和世界其他地方龐大的自殺人數（尤其是在那些尊奉祖先崇拜、注重家族延續的地區）相比，自殺率是降下來了。可是那些活著的人卻完全聽命於幾乎無處不在的消極論（法語裡叫作「普遍的無聊感」）。它像一場隱伏的疾病，在我們身上突然發作——確實這是一種疾病，其症狀很快被人們所熟知：身體疲乏，精神沮喪，原因不明的心神不定，容易感染，讓人痛苦不堪的持續性頭疼。和許多人一樣，我與這種疾病展開搏鬥。有的人——其中就包括罕——從來不會患上這種病，或許是由於缺乏想象力，或許（就罕來說）是因為自我意識太過強大，以致任何外來的災難都不能暢行其道。我現在依然需要與這種病搏鬥，不過對這種病的恐懼已經減少。我用以搏鬥的武器是書籍、音樂、飲食、酒以及自然。這些同時也是我的慰藉。
而這些讓人平息下來的慰藉同時也苦樂參半地提醒著我們，人的幸福時光是短暫的。那麼，快樂時光什麼時候是持久的呢？在牛津燦爛的春日裡，在貝爾布蘭頓大道上一年比一年可人的繽紛花朵裡，在石頭牆壁上挪動的陽光中，在迎風招展、花朵綻放的七葉樹上，在豆花盛開、田野馨香的氣氛中，在第一片飄下來的雪花中，在精巧柔美的鬱金香花中，我依然可以找到快樂，只不過更多的在於心智而不是感官上。享樂不必有所吝嗇，因為在未來幾百年的春天裡，花兒再無人賞看，牆壁會剝落，樹木會死去、腐朽，花園會變成雜草園。因為所有的美麗都比人存在的時間更長久，儘管記錄美麗，為之歡欣鼓舞，大肆慶祝的是我們人類。我這樣告訴自己，可是現在快樂如此之少，即便是有，也與痛苦沒什麼區別。在這種情況下，我會相信嗎？我能理解那些沒有子嗣希望的望族和大地主把產業撂荒是怎樣的心情。我們所能體驗的只有當下，而不可能是別的時刻。理解了這點，我們就幾乎獲得了永生。為了我們人類（姑且不說為了我們自己），我們的思緒越過幾個世紀，回到祖先那裡尋找自信。沒有擁有子嗣的希望，不能確保我們雖然臨近滅絕卻依然活著，所有的思想和感官上的快樂對我來說都不過是防止我們垮下的防護，儘管這種防護很可憐，也不足以依賴。
所有人都沒有了子嗣。懷著與悲傷的父母同樣的心情，我們把讓我們痛苦的所有東西都收了起來。公園裡的兒童遊樂場已經被拆除。在「末日」來臨的最初12年裡，鞦韆被紮緊、挽起來，滑滑梯和攀登架再也不刷漆。現在這一切終於消失，柏油遊樂場地已經是雜草叢生，野花點綴，像是小小的墳場。玩具娃娃對精神有點錯亂的女人來說已經成了孩子的替代品，除此之外，所有的玩具都已經被燒掉。學校不再招收學生，要麼用木板封起來，要麼用作成人教育中心。圖書館裡的兒童書全部被撤掉。只有在磁帶和各種錄音帶上我們才能聽到孩子們的聲音，只有在電影或電視上我們才能看到年輕人陽光活潑的身影。只有少數人不忍心去看，但是大多數則像吸食毒品一樣欲罷不能。
1995年出生的孩子被稱為「末日一代」。人們對他們進行研究、檢查，為他們絞盡腦汁，珍視他們，縱容他們。他們所得的關注遠遠超過其他年代的人。他們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獲救的出路，而且他們過去是，現在依然是無與倫比的漂亮一代。在其殘忍的終結中，大自然似乎想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失去的東西。男孩子們現在已經是25歲的成年人，個個強壯、富有個性、聰明、瀟灑，像活力四射的神。他們中的很多卻很殘忍，傲慢，有暴力傾向，而且人們發現全世界的「末日一代」都是這樣。那些夜晚在鄉村四處開車轉悠，伏擊、恐嚇路上沒有防備的人的駭人的「油彩幫」據說就是「末日一代」。還有謠傳說，在這些人被抓住的時候，如果願意加入國家安全警察就會免受懲罰，否則（即便是不再有不軌行為）也會被遣送到流放地馬恩島。所有的暴力犯罪者、盜竊者，或多次行竊者現在都被遣送到這個島上。但是如果我們想不用設防地在崎嶇的二級公路上開車，想要我們的城市安全的話，重新採用19世紀的驅逐政策就可以有效地打擊犯罪。
女性「末日一代」則有著非同尋常的美：古典、縹緲、慵懶，沒有生氣與活力。她們的風格與眾不同，其他的女性絕對無從模仿（也許是懼於模仿）。她們留長髮，披散開來，前額留住髮辮或束著緞帶，留直髮或者是編著辮子。這種髮型只適合具有古典美的臉龐：額頭很高，眼睛很大，很亮堂。和「末日一代」的男孩子一樣，她們似乎也沒有人情味。「末日一代」的男男女女都與眾不同，他們受到縱容，被追捧。人們懼怕他們，對他們充滿迷信般的敬畏。我們聽說，有些國家常常把他們拿來做祈求生育儀式（經歷了許多個世紀膚淺的文明之後再次復活）上的祭品。我偶爾會很好奇：如果我們得到訊息說這些被燒死的年輕人已經被古老的神靈們笑納，已經祈求到孩子的話，我們歐洲人會怎麼做。
或許是我們通過自己的愚蠢造就了「末日一代」，把持續的監控和完全放縱結合起來的社會制度是很難有助於健康成長的。如果從嬰孩時起就把孩子當神一樣供奉，那麼他們長大後很容易變成魔鬼。關於我怎麼看「末日一代」以及他們怎麼看自己，我有著很鮮活、生動的記憶。那是去年6月，一個炎熱的天氣，卻不怎麼悶，天空晴朗，湛藍高遠，微雲像棉絮般輕輕浮動；甜馨、涼爽的風吹在臉上，不是一個印象中的讓人熱得發軟的牛津之夏。我當時去拜訪一位在基督教學堂裡的大學同事，已經進入沃爾西教堂的寬闊的四心拱門，準備穿過湯姆方庭。這個時候我看見了他們，一群「末日一代」，四男四女，很優雅地站在石頭基座上。女孩子們波紋狀的頭髮閃閃發亮，透明的衣服上打著皺褶和環結，像是剛剛從教堂前拉斐爾派畫作的櫥窗裡走出來。四個男孩站在她們後面，雙腿穩穩地分開站著，胳膊交叉，眼光並不在女孩子們身上，而是越過她們的頭頂看過去，似乎在傲慢地確認對整個院子的所有權。我從旁邊經過的時候，女孩子們轉過頭來看我，眼神空洞、冷漠，卻很明白地發散出輕蔑。男孩子們只是微微皺皺眉，然後就收回眼光，好像視線所及不值得關注，又繼續盯著院子看。我當時想，我現在也這樣想，不用再給他們上課我是多麼高興。多數「末日一代」拿到了第一學位，但學業也到此為止，他們對繼續上學不感興趣。我教過的「末日一代」的大學本科生很聰明，但具有破壞性，紀律性差且厭學。他們有一個從未問出口的問題：「這樣有什麼意思？」我很高興這省去了我回答的煩惱。歷史闡釋過去，理解當下，面向未來，對一個末日將至的物種來說是最沒有價值的。
大學同事中，丹尼爾·赫斯特菲爾德以完全冷靜的態度對待「末日」現象。他當時是統計古生物學家，他的思想有著不同的時間維度。和古老讚美詩中的上帝一樣，一千年在他眼裡就像過了一個晚上。在一次學校年度宴會上他坐在我旁邊，我當時負責學院的葡萄酒。他問我：「法隆，你準備拿什麼酒讓我們來配松雞吃？應該拿好酒。有時候我擔心你有點太愛冒險。我希望你已經制訂出合理的喝光計劃。即便是到我臨終的時候，一想到這些沒有禮數的‘末日’人隨意處置學校的酒窖我都會很痛苦。」
我說：「我們正在考慮這個問題。我們依然在儲酒，當然數量在減少。一些我的同事覺得我們太過悲觀。」
「哦，我覺得你們怎麼悲觀都不為過。我弄不明白為什麼你們對‘末日’持這樣驚訝的態度。畢竟，這個星球上曾經存在過40億種生物，39.6億種現在已經滅絕。我們不知道原因。有的滅絕原因不明，有的則是因為自然災害，有的是因為流星和小行星撞擊。考慮到這些大規模的滅絕，似乎真的沒有原因認為人類應該免除在外。我們人類本應該是所有生物中生命最短的，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除了‘末日’，或許還有一個大小足夠毀掉地球的小行星正向地球移動著。」
他開始大聲地嚼著松雞，好像這樣的前景讓他滿意至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