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一個時期我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其原因，可以說是「世紀性」的。
二十世紀已接近末尾，如果沒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們看來要成為跨世紀的一群了。能夠橫跨兩個世紀的人在人類總體上總是少數，而能夠頭腦清醒地跨過去的人當然就更少。稱得上頭腦清醒，至少要對已逝的一個世紀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們不能不在這繁忙的年月間，讓目光穿過街市間擁擠的肩頭，穿過百年來一臺臺已經凝固的悲劇和喜劇，一聲聲已經蒸發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達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的那幾年。在那兒，在群頭懸長辮、身著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號。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時，他們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只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採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頒佈上諭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1903年的一份奏摺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
說這些英氣勃勃的沖決性言詞的是誰？一位科舉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間進士張之洞，而領頭的那一位則是後來讓人不太喜歡的袁世凱。於是大家與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訂一份緊湊的時間表，以後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每次都遞減三分之一，減下來的名額加到新式學校裡去，十年時間就可減完了。用十年時間來徹底消解一種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們還是等不及了。袁世凱、張之洞他們說，人才的培養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現在立即廢止科舉、興辦學校，人才的出來也得等到十幾年之後；要是我們到十年後方停科舉，那麼從新式學校裡培養出人才還得等二十幾年，中國等不得二十幾年了——「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這筆時間帳算得無可辯駁，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諭，廢除科舉。因此不妨說，除了開頭幾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別，整個二十世紀基本上已與科舉制度無關。
二十世紀的許多事情，都由於了結得匆忙而沒能作冷靜的總結。科舉制度被廢止之後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罵的陳年垃圾，很少有人願意再去撥弄它幾下。唾罵當然是有道理的，孩子們的課本上有《范進中舉》和《孔乙己》，各地的戲曲舞臺上有《琵琶記》和《秦香蓮》，把科舉制度的荒唐和兇殘表現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紀的學生和觀眾感覺到一種擺脫這種制度之後的輕鬆。但是，如果讓這些優秀動人的藝術作品來替代現代人對整個科舉制度的理性判斷，顯然是太輕率了。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從隨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緊緊地伴隨著中華文明史。科舉的直接結果，是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曆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著一大批極為出色的、有著高度文化素養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專家。沒有他們，也就沒有了中國歷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種曾經風行一時的說法，認為古代考上狀元的那些人沒有一個是有學問的，情況好像並非如此。考狀元的要求過於特殊，難於讓更多的傑出人物獲得機會是事實，但狀元中畢竟有一大批諸如王維、柳公權、賀知章、張九齡、呂蒙正、張孝祥、陳亮、文天祥、楊慎、康海、翁同〔龠禾〕、張謇這樣的人物，說他們沒有學問是讓人難以置信的。這還只是說狀元，如果把範圍擴大到進士，那就會開出一份極為壯觀的人才名單來。為了選出這些人，幾乎整個中國社會都動員起來了，而這種歷久不衰的動員也就造就了無數中國文人的獨特命運和廣大社會民眾的獨特心態，成為中華民族在群體人格上的一種內在烙印，絕不是我們一揮手就能驅散掉的。科舉制度後來積重難返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覆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文學界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並身體力行。
科舉制度發展到范進、孔乙己的時代確已弊多利少，然而這種歷史的銳變也是非常深刻的。銳變何以發生？有無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補的努力是怎麼失敗的？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二十世紀一開始就廢止了科舉，當然也就隨之廢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從創立之初就想承擔的社會課題，是否已經徹底解決？我怎麼一直有一種預感，這裡埋藏著一些遠非過時的話題？
在我的藏書中，有關這一課題的專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來集中研讀。讀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魯威先生的《科舉奇聞》（遼寧教育出版社）、張晉藩、邱遠猷先生的《科舉制度史話》（中華書局），特別是讀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藍底銀紋的厚實著作《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之後，想的問題就更多了。其中有不少問題，世紀初的有識之士來不及細想，甚至來不及發現。我們現在來彌補，有點晚，但還來得及，而且時間既久，態度也可平靜一些。
二
談論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一個慣常的誤會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文官選拔制度，而不是文學創作才華和經典闡釋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這一點，對它的許多抱怨就可能會有所緩和。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不管何種政權，何種方略，離開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網路，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僅僅可靠、有效還不夠，因為選官吏不比選工匠，任何一個政權只要尚未邪惡到無所顧忌，就必須考慮到官吏們的社會公眾形象，不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氣，而且還要讓其它官吏乃至政敵也沒有太多的話可說，那就需要為官吏們尋求或創造一種資格；這樣做已經是夠麻煩的了，更麻煩的是中國的版圖如此遼闊，政權結構如此複雜，需要的官吏數額也就十分驚人，把那麼多的官吏編織在同一張大一統的網路裡，其間之艱難可以想象；好不容易把一張網路建立起來了，但由於牽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過不久自然會發生種種變更，時間長了還會出現整體性的代謝，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尋線頭，重新綰接……這一連串的難題，如此強烈地擺在歷代帝王和一切意欲問鼎九州島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開。全部難題最終歸結到一點上：毫無疑問需要確立一種能夠廣泛承認、長久有效的官吏選擇規範，這種規範在哪裡？
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國奴隸制社會中基本上採取這種辦法，後來在封建制社會中也區域性實行，稱之為「恩蔭」。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由於領導才幹不能遺傳，繼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輩那樣有效地使用權力越來越成為嚴重的問題；二是這種權力遞交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襲強調做官的先天資格而走進了死衚衕，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而後天資格主要表現於文才和武功這兩個方面。平日見到有文才韜略的，就養起來，家裡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麼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君主在家裡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歷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養和被養的關係其實也成了血緣關係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平正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更何況，君主選養食客，無論是標準還是審查方法都帶有極大的隨意性，所養的遠非全是人才。至於以武功軍功賞給官職，只能看成是一種獎勵方法，不能算作選官的正途，因為眾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兩回事。武士誤國，屢見不鮮。
看來，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固然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但後天資格畢竟沒有先天資格那樣確證無疑，如何對這種資格進行令人信服的論定，成了問題的關鍵。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考察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比以前的各種方法科學多了。
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一切都會亂套。為了克服這種無序，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這些在選拔官吏上握有無限權力的大人物的內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奪的最終標尺。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高低作為劃分推薦等級的主要標尺，那麼這種看似先進的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沒想到最後拿出來一看，重要的官職全部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裡。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儘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而且一定能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真正和自認的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係，它對社會智慧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在歷代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佔據了很大的數量，也包括不少當時社會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據《北夢所言》記載，唐代一位姓畢的鹽商之子想參加科舉考試，請人為他改一個吉利一點的名字，那人不無嘲謔地把鹹味化進了他的名字，為他取名為畢〔訁鹹〕，畢〔訁鹹〕沒有惱怒，快樂接受。後來他不僅考上了，而且逐級升官一直做到了宰相。這說明科舉制度確實是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貴賤。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這種科舉原則：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揀金於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作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考來考去主要是考文學修養和對諸子經典的熟悉程度，這種考法當然未必合適，越到後來越顯現出很多的負面效應，但至少在唐宋時代，無疑對社會重心和人格重心產生了有趣的引導。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我偏向於前者。此外，由於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
由於科舉考試製度重視文化，考試中要寫作詩賦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無數考生就要長久地投入詩賦文章的訓練，這對文學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認為科舉考試對社會補益不大而對唐宋文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我的觀點正恰相反，認為科舉考試最對不起的恰恰是文學。文學一進入考場已經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韓愈後來讀到自己當初在試卷中所寫的詩文，「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簡直不想承認這些東西出於自己的手筆。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僕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書》）但韓愈並不因此而否定科舉。
進士試卷中有時也會偶爾冒出來一些佳句，以我看，千餘年來科舉考試中寫出來的詩，最好的是唐代天寶年間的錢起在《湘靈鼓瑟詩》的試題下寫出的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朱光潛還為這兩句詩發生過口舌，真不知當年坐在考場中的錢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但也就是這兩句，整首詩並不見佳。可以理解的是，科舉以詩賦文章作試題，並不是測試應試者的特殊文學天才，而是測試他們的一般文化素養。測試的目的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其意義首先不在文學史而在政治史。中國居然有那麼長時間以文化素養來決定官吏，今天想來都不無溫暖。
三
然而，科舉制度實實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論。這些悖論並非人為設定，而是來自於中國文化和政治構架的深層，很難排除，因此終於使科舉制度在一次次左右為難中逐漸疲憊、僵化，直至醜陋。據我所知，清代來華的不少西方傳教士在考察科舉制度之後曾大為讚歎，認為發現了一種連西方也還沒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選拔制度」，便急切地向世界介紹。但他們的考察畢竟是浮淺的，只是粗粗瞭望了一下科舉考試的程式和規則，而未能窺及深潛的隱患，因此他們也就無法理解，有著如此完善的「文官選拔制度」的中國，怎麼會造成國家管理人才的嚴重匱乏、整體文明素質的日益枯窘，陷於越來越混亂和貧困的境地？
外國傳教士褐綠色瞳仁中埋藏著的疑問，直到今天還對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這些疑問，不僅屬於科舉，也不僅屬於古代。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論，產生在包圍著它的社會心態中。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盡可能多的人遞送鼓勵性誘惑，結果九州島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裡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別無其它選擇的家族和個人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不就是考了一點文化知識麼？
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擔任行政官員的資格麼？竟然一下子炒得那麼熱，鬧得那麼火，一千多年都涼不下來，幾乎把長長的一段歷史都烤出火焦味來了。
我們中國從很早開始就太注重表層禮儀，好好的一件事情被極度誇張的方式一鋪陳，也就變了味。早在唐代，科舉制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全國讀書人的心情擾亂得不輕。每次進士考試總有一批人考上，不管對國家對個人，慶賀一下、宣揚一番都是應該的，但不知怎麼一來，沒完沒了的繁複禮儀把這些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謁宰相，然後遊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之極，也得意之極。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裡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據傅璇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牟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照理落榜下第也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馬蹄在身邊竄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鬨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遊蕩，他們不得不低頭嘆息了。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裡，昨天還客氣地拱手相向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僕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有一種傳言，如能夠得一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於是便厚著臉皮，怯生生地向僕役乞討一件。乞討的結果常常討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第者則還不至於去做這種自辱的事，只是關在房間裡寫詩。這些詩寫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場裡寫的詩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獨懷羞，強向東歸懶舉頭。莫道還家便容易，人間多少事堪愁。（羅鄴）
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溫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