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第逢人慟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鬢毛灑盡一枝桂，淚血滴來千里書。（趙嘏）
為什麼「莫道還家便容易」？為什麼「淚血滴來千里書」？因為科舉得失已成為一種牽連家庭、親族、故鄉、姓氏榮辱的宏大社會命題，遠不是個人的事了。李頻說「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說「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當時實情。因此，一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裡上都是千難萬難的。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一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
拔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著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也十分真實。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載，有一個叫公乘億的人一直滯留在京城參加一次次科舉考試，離家十多年沒有回去過。有一次他在城裡生了場大病，家鄉人傳言說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長途來奔喪，正好與他相遇。他看見有一個粗衰的婦人騎在驢背上，有點面熟，而婦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別時間太長，都認不準了，託路人相問，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邊抱頭痛哭。
這對夫妻靠著一次誤傳畢竟團聚了，如果沒有誤傳，又一直考不上，這位讀書人可能就會在京城中長久待著，直到垂垂老去。錢易《南部新書》就記載過這樣一位老人。是一位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吧，在京城中等著春試，除夕之夜，全城歡騰，他卻不能回家過年，正沮喪著，聽說今夜宮中有儺戲表演，就擠在人群裡混了進去。不想進去後就被樂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進表演隊伍，跌跌撞撞地在宮內繞圈，繞了千百轉，摔了好幾跤，又要他執牛尾表演，做各種動作，鬧騰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動路，讓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舉考試也耽誤了。看來老人還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否還有老妻在家鄉等著，他們分別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這些子女是否在掛念孤身在外的老父親？除夕夜他在宮中轉圈時明明體力不支為什麼不早一點拔身而出？難道他在儺戲的扮演中獲得了某種有關人生惡作劇的感悟？
由於屢試不第給讀書人和他們的家人帶來了長久而廣泛的心理壓力，一旦中舉之後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報到處，怪事叢生，但次數一多，怪事也被適應，反被人們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讀到一則記載曾頗覺驚異，但那則記載的語氣卻非常平靜，像是在談一宗日常小事。一位級別很高的地方官員設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將軍攜家人參加。將軍的家屬人數不少，還帶來一位已出嫁的女兒，這女兒嫁給一個叫趙琮的讀書人，趙琮多年科舉不第，窮困潦倒，將軍的女兒抬不起頭來，將軍全家也覺得她沒臉見人，今天既然一起跟來參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掛一塊帷障遮羞。宴會正在進行，突然一匹快馬馳來，報告趙琮得中科舉的訊息，於是將趙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攙出來與大家同席而坐，還為她妝扮，而席間的她，已經容光煥發。使我驚異的是，在趙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將軍的女兒，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憐，而對這種可憐，將軍全家竟也覺得理所當然！
家屬尚且如此，中舉者本人的反應就更復雜了，一般是聽到考中的訊息欣喜若狂，疑是做夢。『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姚合），狂喜到連儒生的斯文也丟得一乾二淨。有的人比較沉著，面對著這個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轉，樂滋滋地品味著昨天和今天。你看那個曹鄴，得了喜訊之後首先注意到的是僮僕神情的變化，然後想到換衣服，而從舊衣服上又似乎還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時留下的淚痕，他把這些都寫在詩裡，心思和筆觸都相當細緻。有的人故作平靜，平靜得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例如韓偓及第後首次騎馬去赴期集，這本是許多進士最為意氣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這樣寫的：
輕寒著背雨悽悽，
九陌無塵未有泥。
還是平日舊滋味，
漫垂鞭袖過街西。
他把得意收斂住了，收斂得十分蕭灑。
不過這種收斂的內在真實性深可懷疑，或許韓偓確實是個例外。對於多數士子來說，考上進士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輕鬆，長久以來的收斂和謙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雖然官職未授，但已經有了一個有恃無恐的資格和身份，可以比較真實地在社會上表現自己了。這中間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記的那位王泠然了。王泠然及第後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官職。我至今只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感恩不盡：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麼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並肩臺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我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後悔，向我道歉，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素材。是變態心理學還是社會心理學？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隱藏在特殊文詞後面的社會普遍性。當年得中計程車子們如果有機會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和唐突，但就他們的內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獨。
四
面對著上述種種悲劇和滑稽，我們不能不說：由一代又一代中國古代政治家們好不容易構想出來的科舉制度，由於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從一開始就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惡果。
這種惡果比其它惡果更關及民族的命運，因為這裡包含著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急劇退化。科舉制度實行之後，中國的任何一個男孩子從發矇識字開始就知道要把科舉考試當作自己的人生目標，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們都將為這種考試度過漫長的年月。一種在唐代就開始流行的說法叫「五十少進士」，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可見很多知識分子對科舉的投入是終身性的。這樣的投入勢必會產生堅硬的人格結果，不僅波及廣遠，而且代代相傳。現代文化史家總習慣從先秦諸子的各種論說中來考索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哲學構成，這固然無可厚非，但據我們的切身經驗，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塑造成的，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這當然會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讀到過的某一種學說更強悍地決定他們的人格構成了。
科舉制度本想對中國知識分子作一番選擇的，沒想到選擇過程變成了塑造過程，而這種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惡性的。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匯聚散逸處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渾又髒。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伺機心理。科舉制度給中國讀書人懸示了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多數人都不情願完全放棄那個顯然是被放大了的機會，但機會究竟何時來到又無法預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機以待。等待期間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終暗藏著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諺語，正是這種心理的通俗描述。歷來有這種心理的人總被社會各方贊為胸有大志，因此這已成為一種被充分肯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伺機心理也可稱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以競爭求發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和競爭並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未曾及第，連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氣焰蔽天。王泠然滿口潑辣，只因為前些天還是一個苦熬者，憋了那麼久，終於報仇雪恨般地突湧出強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麼素淨，心底未必如面容那麼詳和。
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然而，機會只是機會，不是合理的價值選擇，不是人生的終極關懷。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隱潛著自私和虛偽。偶爾，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一切合理的社會競爭都被科舉制度歸攏、提煉成一種官方競爭，而且只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種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佈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為懷才不遇而忿忿不平。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態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他們都缺少透徹的奉獻、響亮的饋贈。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牆態勢。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著實，兩頭都難落地。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儺戲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後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試卷上的詩賦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發的吟詠也常常脫離文學本體，因為他們的人生感觸往往與落第和入仕有關，許多吟詠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佰。一旦攀上政治的臺階，吟詠便從一種手段變更為一種消遣，一種自身文化修養的標誌，官吏間互相唱和，宴集時聊作談資。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只有偶爾閃光，未能一呼百應。結果，圍繞著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都只是用狂熱的假相裝點起來的標幟，兩面標幟又互為表裡：從政治角度看是文化，從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著邊際，都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謔，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在沒有支點的無所作為中。
其三，矯情傾向。科舉既然把讀書當作手段，把做官當作目的，文化學和政治學上的人性核心也就被抽離；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倫理的全部榮譽，於是家族倫理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捨，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別離、期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間，只怕面子不好看，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但在這種無奈中必然也會滋生出矯情和自私。《西廂記》雖然描摹了張生一旦科舉高中、終於與鶯鶯門當戶對地結合的遠景，卻也冷靜地估計到此間希望的渺茫，因此為張生別離愛人去參加科舉考試的那個場景，動用了最為悲涼的詞句：「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然而《西廂記》長久被目為不經的淫書，只有鐵石心腸地痴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讚揚。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並不排斥肉慾，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俗諺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是這個意思。要肉慾而不要矯情。又把不要感情裝扮得堂而皇之，這便是矯情中的矯情，中國書生中的偽君子習氣，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來，科舉制度對社會生活的損害，也是從它離間普通的倫常人情開始的。一種制度，倘若勢必要以損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為代價，那麼它就不會長久是一種良性的社會存在。終有一天，要麼因它而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要麼有健康發展的社會來戰勝它，別無他途。同樣，一批與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萬人矚目的成功者，也無以真正地自立歷史，並面對後代。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在中國書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遺憾。
不知道當年升沈於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書生，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麼多鞭辟入裡的記載了。
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橕的國家行為，怎麼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麼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里的妓院玩樂。平康里的妓女，也樂意結交進士，但交談之下，新科進士常常發覺這些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歷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不比自己差，當然，她們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面對這些妓女，新科進士們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內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優越只不過自己是個男人。男人以知識求官職，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點知識，她們卻在談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無聊？
男人有家眷而拋舍親情，妓女有感情而無以實現，兩相對視，誰的眼睛會更坦然一點？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由於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於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號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作家編劇的題材，而我感興趣的只是，終於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分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並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種正常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嘲笑。
科舉制度在人格構建上的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當時的決策者徹底洞悉。他們中有不少人也是從科舉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無法看透自己和同道們身上的根本性隱疾，但是他們卻感到了科舉制度所遇到的麻煩。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傾斜、杯盤的搖晃。他們開始整治科舉制度，只在具體操作規程上著眼，出了很多新點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礙，消消停停千餘年，終於沒有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