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只是偶然，少年失蹤的懸案也得到了解決。杜邦夫人的上吊屍體和被水泥填埋的失蹤案受害人——過去的黑歷史，似乎想拿這條大新聞給自己當擋箭牌。因此，保羅之死也是眾人喜聞樂見的事情。
案件發生的幾天後，大量棺材被悄悄從戈拉茲德宅搬了出來，被安葬在教堂墓園的角落裡。
除了肅清事件的犧牲者，其中還有保羅的前妻安東尼婭·戈拉茲德。然而，不會有墓碑去記錄他們的名字。所謂家醜不可外揚。躲避責任和愛隱瞞的毛病早已滲入共同體，不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內改過來。他們仍按照以前的方式秘密處理事情。
先不說二十四年前的肅清事件，現在有一個在倫敦被火化的安東尼婭·戈拉茲德，還有一個被水泥埋在戈拉茲德宅地下室的安東尼婭·戈拉茲德。兩具遺體的謎題完全沒有解開。
關於在地下室發現的棺材，墓碑上記載的死亡日期是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好巧不巧，跟奧古斯特·弗魯瓦薩爾的死亡日期一模一樣。一九五一年正好跟一九六八年一樣，一月一日都是從星期一開始的，但和閏年一九六八年不同，這一年的三月二日不是星期六，而是星期五。
另一方面，教堂的戈拉茲德家墓碑顯示：安東尼婭·戈拉茲德死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星期六。倫敦的車禍發生在週末的自駕旅行中，所以這個時間沒有問題。
同一個人，不可能存在兩具死亡日期相差一天的遺體，但不管怎樣，都無法改變受害人、施害人均已死亡的事實。所幸的是，世人都在關注橫跨十七年的少年綁架殺人案。因此，咱們就無須讓事情變得複雜化，這樣也沒什麼好處。保羅·戈拉茲德引發的少年綁架殺人案，震撼程度可謂空前絕後。現在回過頭去看，會發現案件全發生於保羅·戈拉茲德留在拉博裡的短暫時間內。然而，大家一直忽略了這個事實，不僅是因為戈拉茲德家在拉博裡的威望，其實也是因為發生在十七年前的兩起案件，被當成了奧古斯特·弗魯瓦薩爾犯下的罪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迎來終焉的一九四五年，保羅·戈拉茲德才十九歲，正在巴黎大學求學。後來，祖父埃德蒙·戈拉茲德、母親露易絲·戈拉茲德於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八年相繼過世，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底他才回到拉博裡。當時保羅二十五歲，剛和第一任妻子安東尼婭結婚不久。
與戰前不同，地主無法光靠收租來維持生活了。保羅·戈拉茲德也決定在村公所上班，但這裡畢竟是個小村子，哪有正好合適的工作。戈拉茲德的當家不可能在視窗為村民辦理瑣粹的手續。實際上，他的工作好像是陪村長馬蒂厄先生聊天。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保羅·戈拉茲德在倫敦郊外發生車禍，同乘的妻子安東尼婭當場身亡。此外，奧古斯特·弗魯瓦薩爾的溺水事故發生在車禍的前一天，三月二日。而被水泥埋在戈拉茲德地下室的另一位安東尼婭，死亡日期也是這一天。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些巧合意義非凡。
但更為關鍵的事實是，保羅在這場車禍中脊髓嚴重受傷，後遺症是生殖功能障礙。當然，沒人洩露過這條私人資訊，可我們不難想象本人所受的打擊。保羅患上了嚴重的精神疾病，在巴黎的精神病院度過了十七年的漫長歲月。
他能穿過這條漫長的隧道，可以歸功於為他治療的心理醫生彩子。彩子是位美麗的心理醫生，父親是日本人，母親是法國人，現年二十七歲。而把她介紹給保羅的，是保羅的朋友兼律師薩姆森·菲利普。看來他介紹對了。
當走投無路的病人遇上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精神科醫生，而且是年輕的女心理醫生時，病情就會迅速地好轉——人即使失去了生殖功能，也不會失去愛慾。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老年人和其他大眾都用行動驗證了這一真理，而保羅的復活更是重新證實了這個想當然的事實。
深深信賴著彩子的保羅，隨後娶她為妻，再次回到了拉博裡。時間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底。此時，保羅已經是四十二歲的中年人了。他收穫了年輕聰明的伴侶，還重新回到了村公所，可他並沒有滿足於這份安穩的幸福，又一次把魔爪伸向了年輕的少年。
檢查過被水泥填埋的四名少年後，證實棺材裡的遺體確實是墓碑上標註的本人，而且，所有人都是被勒死的。犯罪細節並不清楚，受害人身上沒有任何損傷算是唯一的救贖。
在犯人死亡的情況下，警方已然沒有了繼續搜查的意義。這讓領導們再舒心不過了。受害人的遺體由各自的家屬進行埋葬，再從保羅·戈拉茲德的遺產中撥點兒應得的補償費給他們，這樣就能把事情給壓下去了。
剩下的課題，就是如何為奧古斯特·弗魯瓦薩爾平反了，他不僅被汙衊為少年綁架殺人犯，還有可能遭遇了謀殺，只是被偽裝成了事故而已。馬蒂厄村長似乎在暗中商討此事的對策。他們計劃把他住在美國的姐姐傑奎琳·皮爾斯邀請到拉博裡，與村民重敘舊誼，以作為對她的道歉和補償。
警察局的觀點等於是全村人的意見。由保羅·戈拉茲德引發的一連串殺人案就這樣落下了帷幕，留下了諸多的疑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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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黛芬·杜邦的上吊案本是一切事情的導火索，搜查工作卻始終一籌莫展。
越搜查，反而越混亂。案件的最大問題是：假如這是他殺，根本就沒有可疑的犯人。
從解剖結果來看，死亡時間估計在三月十日的上午七點至八點間。正是彩子·戈拉茲德回家發現屍體的不久前。胃內空空如也，體內沒有檢測到酒精和毒藥，別說施暴，手腳連捆綁的痕跡也沒有。受害人進行了梳妝打扮，由此看來，案件應該發生在當天正常起床後，吃早餐以前。
受害人的身體和衣服上都沒有打鬥的痕跡，犯人很可能是她熟悉的人。房子裡沒有東西失竊，且如果犯人是盜賊，即使被受害人看到了臉，也只要當場解決就可以了，何必大費周章把人吊在天花板上。再者，外人也不知道閣樓裡有沒有繩子。
彩子說自己回家時，大門確實上了鎖。前一天晚上，她就打電話告訴杜邦夫人自己早上回來，所以很納悶怎麼鎖上了。但是也不必特意按鈴叫管家過來，她便用自己的鑰匙開啟了門。
戈拉茲德宅還有一扇與後院相通的便門，可警察已確認這扇門也是鎖著的。如果彩子不是犯人，就意味著犯人是在行兇以後，把門鎖好了再離開的戈拉茲德宅。
那麼，犯人哪兒來的門鑰匙呢？受害人的衣服口袋裡，仍裝著她隨身攜帶的鑰匙串。備用鑰匙當然也有，但是在書房的抽屜裡原封未動。如此一來，犯人肯定原本就有門鑰匙。警察做出這樣的判斷也合情合理。
可他們很快就會知道，這其實是死衚衕的入口。因為符合條件的人寥寥無幾，而且每一個都不可能是犯人。
首先是當家保羅·戈拉茲德，案件發生的前一天（星期六），他和妻子彩子一同待在巴黎。而且，九號的晚上到十號的早晨，他還因為急病住進了當地的醫院。當然，期間有多名醫生、護士在照顧他，片刻都不可能溜出病房。這樣還怎麼討論他的動機。他絕不可能犯下此次案件。
其次是第一目擊者彩子·戈拉茲德，先拋開她的動機，從物理角度來講，她不可能犯下這起案件。畢竟她身材嬌小，身高一米五五，體重四十二公斤，難以把身高一米七二、七十多公斤的受害人吊在螺旋樓梯的空洞裡。不，她光是把繩子掛上天花板的鐵鉤，就已經很困難了。
不僅如此，從時間上看，也很難說彩子是犯人。案發當天，她乘坐早班車從巴黎出發，於七點四十七分抵達拉博裡站，且車站人員和多名乘客也有目擊到她。丈夫緊急住院，她只是回來拿錢和換洗的衣服而已，身上就帶了一隻手提包，看起來表情僵硬。
最後看到她的人是一家麵包店的老闆娘，店鋪位置離戈拉茲德宅較近。據說兩人有正面打招呼，時間是七點五十五分。就算快步趕往戈拉茲德宅，也需要七八分鐘，因此彩子稱自己八點後到家的證言沒有可疑之處。
彩子於八點零八分打電話報警，警察在十一分鐘後趕到，也就是八點十九分。不管彩子怎麼努力，也無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受害人吊在螺旋空洞裡。
那麼，最後一個有門鑰匙的人——讓-路易·萊斯庫爾呢？
讓-路易現年四十六歲。和受害人一樣，很早以前就在戈拉茲德家服務。他被前當家埃德蒙·戈拉茲德相中，深受其信賴，即使到了保羅這代，在當家缺席的十七年間，家中的事務管理也都交給了他。雖然想不到有什麼動機，但他確實具備犯罪的身體條件，自然受到了警察的關注。
畢竟讓-路易身材高大，身高一米九五，而且，平日的體力勞動還讓他練出了一身肌肉。抱著受害人的身體，把她推出螺旋樓梯的扶手應當是小菜一碟。
然而，他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他到這把年紀仍然未婚獨居，案發當天，天還沒亮他就帶著三個同伴去河邊釣魚了。戈拉茲德夫婦提前定好了巴黎之行，若非如此，忠心耿耿的傭人似乎也無法盡情放鬆了。據說讓-路易早就制定了此次計劃。
釣友于早上四點半在讓-路易家集合，吃完早餐，眾人開始準備三明治便當和咖啡。五點駕車離開拉博裡，在下午三點返程前一直是集體行動。在犯罪時間上午七點到八點間，他確實跟其他同伴在當地一起釣魚，不在場證明沒有問題。
這下進死衚衕了。
可疑的犯人一個都沒有，搜查根本無從入手。隨著時間流逝，搜查官對他殺產生的懷疑也會逐漸消散。仔細一想，雖然黛芬·杜邦被揶揄為戈拉茲德宅的女王，可她終歸是個管家。真的有人會去殺害這樣一個老女人嗎？
警察的觀點逐漸偏向自殺，也是順理成章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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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虔誠的天主教徒而言，自殺即犯下重罪，黛芬·杜邦不可能違背教堂的教誨。退一萬步講，就算她要自殺，也有許多更穩妥的方法——隨著他殺論陷入僵局，這些常識性的質疑也逐漸消失了。
天主教徒也有殺人犯，自殺同理。況且自殺的方法也不分什麼穩不穩妥。她個子高，加把勁兒就能夠到天花板的鐵鉤，也能把繩子掛在鐵鉤上，還能在纏好脖子後翻越樓梯的扶手——這實行起來完全沒有問題呀！沒有掙扎的痕跡，手和脖子上也沒有殺人案中常見的防衛性擦傷，這些都是自殺的有力證明。
而彩子·戈拉茲德的描述，更加坐實了自殺論。
根據她的供述，丈夫保羅似乎是個極端的秘密主義者。考慮到他所做過的事，倒也能夠理解，但沒想到的是，他從未向妻子彩子坦白過戈拉茲德家的隱情。包括管家黛芬·杜邦是保羅的親生母親，也是彩子從道恩醫生那兒聽說的。米歇爾·道恩是戈拉茲德家的主治醫生，現年五十二歲。就如道恩承認的那樣，保羅似乎從沒把杜邦夫人當作過母親。
離開巴黎的前一天——三月八日晚上，彩子聽到了丈夫與杜邦夫人的奇妙對話。當時她半夜突然醒來，下樓找熱飲喝，卻聽見廚房裡傳來了說話聲。彩子停下腳步仔細聆聽，其中一人明顯是杜邦夫人的聲音，她在懇求對方收手。而另一人的聲音很是模糊。
但在這個時間點，除了自己，家裡只有丈夫保羅和杜邦夫人了。即使平常裝作互不相識，他們也是親生母子，肯定也有想說知心話的時候。在避人耳目的深夜廚房裡，兩人正在進行親子交流吧。彩子悄悄折回了臥室，可事後回憶起來，杜邦夫人或許想在最後關頭勸兒子改過自新吧？
結果，彩子·戈拉茲德的這段證言成了決定性的證據。黛芬·杜邦肯定知道有新的屍體被接連搬進了戈拉茲德宅的地下室裡。不，她本來就是戈拉茲德宅的主人，怎麼可能不知道。如此想來，便能理解她為何故意選那種方法自殺了。
為了不讓兒子的罪孽繼續加深，母親只得獻出自己的性命。要慰藉犧牲者的靈魂，她只有讓自己的身體懸掛在地下室上方，才能保證警察會進入地下室。可以說，黛芬·杜邦的兒子確實明白了她的意圖吧。
起初，拉博裡村滿是對殺人犯的憤怒和對當局不作為的斥責，可隨著事件的降溫，傷感與感慨卻逐漸擴散開來。女王之死令戈拉茲德家的歷史落下了帷幕。
戈拉茲德家的財產今後會流向何處？這是人們關心的下一個問題。實際上，與彩子再婚後不久，保羅·戈拉茲德就把正式遺書交給了律師薩姆森·菲利普。根據遺書，現金、存款、所有的動產都留給妻子彩子，並賦予她戈拉茲德宅的終身居住權。此外，手下的田地全部無償分給佃農們。而彩子逝後，就用水泥填埋戈拉茲德宅的地下室，然後拆除整座建築。結尾他寫道，希望把空地開發成公園，由村子來管理。
從中我們可隱約窺見這位千古罪人的複雜原貌：他對罪行的隱瞞與贖罪，以及對一無所知的新婚妻子的愛意。
可不知為什麼，這位黑髮黑眼睛的美麗遺孀放棄了一切繼承權。彩子說沒有繼續留在村裡的理由了。她似乎心意已決，等張羅完丈夫與婆婆的葬禮，就永遠地離開拉博裡。
這位繼承了東方血統的年輕少夫人一齣現，村裡就悄悄流傳著「她是為錢而來」的聲音——謠言似乎出自郵政局局長戈達爾夫婦和食品店老闆德爾博斯夫婦。而彩子用行動證明，愛說三道四的小人都是口說無憑。
三月中旬的一天，保羅·戈拉茲德的葬禮在拉博裡教堂悄然舉行。
參加彌撒時，這位戴黑麵紗、穿黑喪服的遺孀神情凝重，始終毅然地昂著頭。其他出席的村民只有主治醫生道恩、常年侍奉戈拉茲德家的讓-路易·萊斯庫爾。村長馬蒂厄夫婦並未到場。
萊斯庫爾像鋼板一樣面無表情。旁邊的道恩則一反常態，表情嚴肅地瞪視著天空，他把戴了多年的名牌無框眼鏡換成了最新流行的銀框眼鏡。值得關注的是，保羅的朋友兼律師薩姆森·菲利普專程從巴黎趕來，對遺孀頻頻表示出關心。
微弱的陽光穿過雲層，唯獨教堂的鐘聲響徹四方。
村民日夜仰望的那座黑暗石館，離拆除的日子也越來越近了。
而這，便是拉博裡村的昔日霸者——戈拉茲德家的終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