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管不到帽。對基層最具有吸引力的無非是撥款和烏紗帽，可帽子牢牢掌握在市委書記和組織部長手上，基層幹部人人心裡都有一杆秤：「想當一把手找書記，想當副職或解決待遇找部長」。儘管市長也兼任著市委副書記，但「書記管帽子，市長管票子」乃鐵定的官場潛規則，不能輕易打破，否則書記市長的矛盾就會不可調和。可想而知，連市長想為某人要頂帽子都要下好久的決心想想怎麼運作，何況「手無寸鐵」的副市長？
然後是拍不了板。這在基層是很現實的，你要人家用眼睛射你，你得為人家解決問題。副市長一天到晚都在表態，一天到晚卻什麼態都沒有表，找你要錢你沒有，要編要不到，想解決個待遇你又說不上話，人家幹嗎理你？只有一種情況才會真心實意地找你，搞出了問題人家要抓救命稻草時才會想到你，倒不是你能為他解決什麼問題，而是瞄上了你這棵大樹好做替罪羊，道理很簡單，天塌下來有長子頂著，大樹不倒大家都不會倒。
有一位包工頭與江南某景區發生經濟糾紛，分歧很大，雙方都不肯讓步，導致一筆工程款無法結算。他的一位熟人給他出歪主意：「只有一個辦法，你寫幾十封告狀信，狀告寧市長違規批專案導致拖欠農民工工資。」那位包工頭雖然沒讀多少書，但腦子還是清醒的，對他出的主意不以為然：「人家和這事八輩子打不到一竿，告他有什麼用？」那個因為受過我處分想報復我的人陰險地一笑：「這你就不懂了，吊頸還要尋大樹，什麼事情只要一牽涉到高層領導，上級部門就會高度重視，你只要把寧市長帶進來，我保證你討薪成功，否則我負責。」
包工頭說：「我沒文化，不會寫。」那人從袋子裡掏出幾十份列印好的材料交給他說：「你放心，我都幫你準備好了，你只要按照我給你的名單和地址分別寄出去就行了。」包工頭討賬心切，二話沒說就照辦了。沒過多久，果然有了動靜，上級諸多領導不明真相，提起筆就批：「請調查核實。」查來查去，違規批專案的事情沒查出來，他討賬的目的倒是達到了。景區不願意因為這件事被人利用而壞了我的前程，只好讓了一大步，把剩餘的款項全部結算給了他。事後那位包工頭找上門來向我道歉，我原諒了他。儘管這種討賬的方式很陰暗，但也透視出普通老百姓討薪的無奈。
最後是靠部門養活。財政不給錢，工資又很低，車輪子還要轉，應酬不可少，怎麼辦？只能找鄉鎮黨委書記、局長化緣。鄉鎮黨委書記和政府工作部門的局長們成了副市長們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在江南，沒有哪一個副市長敢得罪這些書記和局長們，他們手上有「選票」，有「鈔票」，這兩樣對副市長們而言一樣都不能少。為了位置和車輪子，副市長們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和書記局長們打成一片拉關係，在現實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很無奈地接受書記、局長們的「綁架」，心不甘情不願地淪為他們的權力工具和保護傘。這就是為什麼某些副市長明知所分管的部門要求不合理、甚至違規違紀，還要為他們極力爭取、甚至助紂為虐的真實原因，諸如「某縣政府發文推銷菸酒」等許多荒唐的決定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臺的！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書記局長權力那麼大，他們為什麼還要鑽山打洞想當副市長呢？」原因有兩個，一是面子問題，畢竟是縣級領導，紅漆馬桶外面光。二是梯子問題，要想獲得更高的職位，副市長是必不可少的臺階。
這讓我想起明清時期的官僚體制，朝廷對官員實行的是低薪養廉制度，每年發放給官員的俸祿少得可憐。這種制度並不合理。官員也是人，一大家人要吃飯，朝廷的面子要顧，人在官場還得講排場，八抬大轎、書童、家丁哪樣可以少得？少不得得有錢呀，像我們當副市長的都有個面子，誰不想坐好一點的車？要面子可以啊，政府補貼你五萬元，不足部分自籌去吧。我很佩服古人，阿諛奉承的人一頓絞盡腦汁，就發明了「炭貢」和「冰貢」，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取暖費」和「空調降溫費」。貢了「炭」，貢了「冰」，貢點「錢」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種常態，買官賣官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江南，副市長來了客人帶鄉鎮書記、局長或老闆買單早已成為一道見怪不怪的風景。我最怕同學和朋友們到江南來看我，一來一大群，要吃要喝要住要玩。我臉皮子薄，不好意思喊人來買單，只好自己打脫牙齒和血吞。後來實在不堪重負，我只得在同學朋友們中間廣而告之，我沒有接待經費，如果要來，請自帶乾糧。同學、朋友們理解了我，很少再來打攪我，即便到了江南，都是別人買單喊我去作陪。
在江南，副市長的窘境只要是在機關裡混過的人幾乎人盡皆知。這就給某些喜歡賣乖的人留下了空間。經常會碰到不屬於你分管線上的負責人，見了你的面想討好你又找不到其他的話說，一般會很客氣地來一句：「您來了客或者不方便處理的費用和我說一聲。」態度似乎很誠懇，誠懇得足以讓你感動。但可千萬不能太當真。客套話等同於謊言，當不得真，當了真，說明你很天真。在離開江南之前，我就曾經天真了一回。「炮轟高房價」之後，有個記者來採訪我。閒聊中他對我說江南還有個熟人，前些年為江南勞動部門做正面報道時是此人接待的，後來成了朋友。
我說：「那局長我熟，一碰到我就對我說來了客儘管找他買單。乾脆我打電話給他讓他來陪你？」那位記者沒有推辭。我很快撥通了他的電話，他回答說，他在醫院裡打點滴，感冒了，晚上他請那位記者吃飯。到了下午五點半，還不見他來電話，我對那位記者說，靠不住，不等他算了，還是我來安排。那位記者沒說什麼，隨我下樓。巧的是，在政府辦公樓大廳與那位局長碰了個正著。我對他說：「你老朋友來了，怎麼安排？」那位局長心猿意馬，回答：「市長全權安排，到時候把發票給我報就是了！」一句話讓我窘得無處藏身。我火冒三丈，吼道：「你扯淡，我拿發票給你報？」那位局長意識到自己有些過分，灰溜溜地離去了。他逃避了，卻把所有的屈辱全部拋給了我……
還有比這更屈辱的事情。
由於副市長們經費奇缺，所以大多數人把經費卡得很死。例如，油卡由自己掌握、自己找地方定點維修汽車等等。這樣一來，斷了司機的財路。在江南，領導與司機關係緊張是普遍現象，經常發生司機放領導鴿子的事情。有一個常委帶著機關一幫科長們考察，車過高速公路收費卡子時，常委心想，有這麼多科長在車上還用得著我買票？沒想到科長們也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好不容易可以揩機關一回油，讓常委買單。」於是按兵不動。司機則想，常委、科長都在車上，讓他們去買，免得報賬的時候囉哩八嗦，於是也坐著不動。結果，都不說買也不說不買，全坐著不動，把收費站足足堵了十幾分鍾……
看到這裡許多人會問，一個副市長僅僅靠線上的職能部門「敬點貢」不是杯水車薪嗎？他們跑關係和瀟灑的錢從何而來？其實，他們最大的經費來源是專案資金。縣裡財政困難，絕大多數單位經費預算不足，每年不跑專案不得活命。於是，副縣（市）長和分管職能部門的負責人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副縣（市）長「出身份」、職能部門「出錢」跑專案，專案跑成了會按比例提取一部分供副縣（市）長使用。這部分費用全部打進了專案申報成本。專案都是靠跑出來的，本來就是一筆糊塗得不能再糊塗的賬，所以很少有副縣（市）長在這一方面翻船。
苦就苦了那些上級對口部門經費來源沒有口子的部門，比如旅遊局。我就曾分管過旅遊，每年我不僅要自己厚著臉皮去找人「化油」、「化修理費」，還要跑雲夢跑省會幫旅遊部門找生活費。有一年我實在過不了年了，去找孃家雲夢市旅遊局化緣。章局長說：「上半年我批了個五萬元的專案給你們市局，當時我給局長講得清清楚楚，其中兩萬是給你的，他沒告訴你？」我說，沒有啊。趕緊打電話一問，局長答：「局裡實在太困難了，我把它用了。」我很生氣：「用了就用了，可你無論如何也要告訴我一聲啊！」
有什麼辦法呢？生完氣還得面對現實。
現實是財政很窮，官員很富。我剛到江南時簡直嚇了一跳。那個時候雲夢市民普遍抽的香菸是12元一包的和牌，機關招待客人基本上是28元一包的黃蓋芙蓉王。35元一包的藍蓋芙蓉王才剛剛上市，屬於暴發戶才抽的煙。我一到江南，敬過來的全部是清一色的藍蓋芙蓉王。我很是納悶，問我當地的同學：「江南公務員津貼沒錢兌現，工資很低，哪裡來的錢抽這種高價煙？」同學答：「靠那點工資得活命？你睜開眼睛看一下下，有幾個鄉鎮書記、鄉鎮長、局長不開館子做生意？」
我恍然。
我帶著政府辦幾個跟線的人來到房產局，想搞明白造成江南財政如此困難的原因。局長50多歲，矮矮胖胖，對於我的到來不冷不淡。一見面他就給我介紹他資歷如何如何老，先後在幾個鄉鎮當過黨委書記，在房產局當了幾年局長如何如何。我聽得不耐煩，打斷他的話問道：「你們局每年徵了多少契稅和規費？」局長回答：「才200多萬，全域性兩三百人，命都不得活。」我一聽就來了脾氣：「我第一次聽說房產局不得活命的，簡直是奇聞。你這是典型的艱苦不奮鬥！政府給你的權力都幹什麼去了？每年那麼多房屋交易規費都到哪裡去了？」老局長可不吃我這一套，冷笑一聲，道：「還不都是您這樣的領導條子一揮，減的減了，免的免了，我們擋得住？」
我被他的話堵得一時無語。我看到了問題的表象，但無法剖開問題的實質。
看來一切並非我想象的那樣簡單。
事隔三年之後，新來的蕭市長第一件事就是抓房產交易契稅和規費的徵收。至2009年，每年徵收的額度已經突破了2600萬元。
2600萬，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2007年以前，領導們每年僅批條子就批掉了2400多萬元……
如此痛快淋漓地批，財政如何能富？
我批評房產局長的時候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已經超出了我「挑土」的範圍。直到有一天，一個專案涉及徵地和工程發包，我滿以為我可以做主，沒想到開會那天，主管領匯出現在了會場。很顯然，他是請了假趕回來的。我驟然明白了，權力就像風箏，無論領導身在何處，都會死死地拽住線頭。難怪我來江南之前朋友們勸我，你們掛職的就是去做客的，好好做客，好好鍍金，結個好人緣，就有好前程。此時此刻，我還真有了做客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