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倆在女醫生的引導下，來到醫院太平間，在一個單間裡，看到一排一米見方的鐵格子，格子裡是鐵抽屜。看守太平間的老大爺按照吩咐拉開一個鐵抽屜，於是我們見到了白被單下覆蓋著的一具屍體。丁露貞撩起被單的一角，我們看見了表情舒展、臉色灰白的馮小林。同樣過了約摸五分鐘，我們離開了太平間。丁露貞道：「記住提醒我，讓任味辛到鄰省把馮小林的爸爸媽媽那兩個老警察都請來，我要親自見他們。」我嗯了一聲。
回到機關以後，我們倆都看起報紙。但我只簡單翻了翻就放下了。因為一夜沒閤眼，此時我的睡意上來了，我不知不覺地倚著沙發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我被說話聲驚醒了。睜眼一看，丁露貞沒在裡間，而外間一個低沉渾厚的男聲正在說話：「上半年，我市宣傳思想工作堅持‘三貼近’原則，遵照‘三創新’要求，開拓創新，求真務實，突出抓好理論武裝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設和新聞宣傳工作，為建設文明和諧經濟強市提供了強有力的輿論支援和思想保證。下面我分五個方面向領導彙報：一，加強了理論武裝工作；二，加強了經濟宣傳和社會形勢任務宣傳工作；三，加強了基層思想政治工作；四，加強了精神文明建立工作；五，加強了宣傳幹部隊伍建設工作……」
發出男聲的顯然是宣傳部潘部長。我知道，潘部長四十來歲，也是市委常委，但是最年輕的一位。這時我聽到了丁露貞的聲音：「你不用背材料，實打實地說就行。宣傳工作不能不研究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離不開老百姓的思想動態。你說說現在老百姓在關注什麼？」丁露貞的話音裡明顯透著不滿。
潘部長繼續道：「當前全市人民極為關注的是民生問題，集中在‘十個最’上：促進教育公平最迫切、醫療衛生保健最直接、文化精神生活最渴望、擴大就業最根本、完善社會保障最關鍵、住房問題最難解、人居環境最敏感、脫貧解困最重要、冬季取暖最急需、生活平安最幸福。群眾最關心、最迫切要求解決的利益問題，理所當然地就是政府最重要、最緊迫的民生工作重點。各級宣傳幹部要配合行政領導牢記宗旨抓民生，深懷感情抓民生，凝聚智慧抓民生，集中精力抓民生，堅決完成‘十項民生工程’，讓溫暖燦爛的陽光灑滿平川大地……」
潘部長的記憶力非常好，一大串排比句背得滾瓜爛熟，一字不錯。丁露貞卻突然打斷他的話道：「你說的這些，不就是政府工作報告裡面講的嗎？」潘部長道：「對啊，宣傳部的工作不就是圍繞政府工作做好服務，為經濟工作保駕護航嗎？」丁露貞道：「我不是說你發揮服務職能有什麼不應該。我是說，現在領導們也不知都跟誰學的，大會小會，作報告都喜歡用排比句，字數相同，結構相似，少則三句，多則十句八句，一套一套的，讀起來倒是琅琅上口，好像文采飛揚，可是一仔細推敲，大半是廢話！明明一句話能說明白的，偏要湊足十句，明明能用一個形容詞表達的，非要絞盡腦汁生拼硬湊，整出一大堆來！就說這‘十個最’吧，‘最急需’和‘最迫切’有什麼區別？‘最關鍵’與‘最根本’又有什麼不同？把每一句句末的兩個字剪下來，打亂了，再隨機附到每句的後頭，是不是一個樣？最可笑的是最後一個最，前面九句，好歹各側重了一個方面，第十句這‘生活平安最幸福’可說的是什麼呢？‘最迫切’、‘最直接’、‘最渴望’……都是就某項工作的緊迫性、人們的關心程度及意義而言，字斟句酌綴上的形容詞。‘最幸福’和它們也挨不上呀，混在裡頭，不倫不類的，太滑稽。又如‘牢記宗旨抓民生，深懷感情抓民生，凝聚智慧抓民生，集中精力抓民生’，聽著氣勢磅礴鏗鏘悅耳，其實呢？說來說去，不都是車轆轤話、套話、廢話？幹什麼事業不需要‘牢記宗旨，深懷感情，凝聚智慧，集中精力’？恕我直言，象這種用哪兒都合適的詞彙，堆得太多了，只能讓人感覺矯情。要我講，就兩字：‘真抓’就行了，哪來那麼多感情呀智慧呀精力呀什麼的，有這咬文嚼字的工夫，不如干點實事！」
這無疑是旁敲側擊，夾槍帶棒，聲東擊西，指桑罵槐。看上去在說政府工作報告的文字表述問題，實際在說宣傳部。外間屋出現了冷場，長時間的冷場。可能是潘部長感到了市委書記對自己的不滿，還可能有些委屈，只以不再開口製造冷場作為回應。我卻感到此時丁露貞作為發出詰問的人肯定心裡也不舒服，甚至很激憤。而激憤的由來八成是因為我半夜搶白她的結果。我怕他們談話跑題，便急忙走出裡間，來到外間，問：「露貞書記，我可以聽嗎？」丁露貞道：「可以可以，你還可以發表意見！」其實，發表意見才是我出來的真正目的。
我見她們還是冷場，就說：「我能不能提個建議？」丁露貞道：「你講。」我說：「是不是把馮小林作為‘優秀公安幹警’和‘精神文明建設典型’樹起來呀？」潘部長道：「馮小林是誰？是咱們平川人嗎？」丁露貞道：「康賽，你把馮小林的情況跟潘部長說說。」我便把我所瞭解的馮小林詳詳細細地訴說了一遍。潘部長聽了一個勁搖頭，唏噓不已，連說：「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這麼年輕，連物件還沒來得及談啊！」丁露貞道：「對馮小林進行宣傳報道是應該的，但是不是樹為典型還可以研究。另外一個人也值得宣傳報道。」潘部長道：「誰？」丁露貞道：「劉梅。」潘部長又問：「劉梅是誰？怎麼這幾天一下子出了這麼多英雄人物啊？」丁露貞便把劉梅是何許人也說了一遍，最後提到，在座的康賽同志在整個事件當中做了大量工作，是不是也報道一下？只是在角度上怎麼把握一下。不提我還好，一提我就讓我想起周圍的人們對我與露潔的非婚同居的非議。我說：「算了吧，不要報道我了，因為非議太多；而且劉梅也不要報道，一報道劉梅就又牽扯到我，不好。劉梅受到了我的連累，不光受苦受難，連報道一下的機會也被剝奪了。我真對不起她！」
潘部長道：「我談談自己的意見可以嗎？我的意見是與露貞書記相左的。」丁露貞道：「你談你談，今天咱們就是研究工作，不要有什麼顧慮。」潘部長道：「那我就斗膽了——我感覺，馮小林和劉梅都不應該報道。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都是在孫海潮死了以後，武大維被雙規，組織上正調查他們的這個節骨眼上，湧現出來的先進事蹟。這就受到侷限了。什麼侷限呢？就是反面典型的侷限。因為，只要一報道馮小林和劉梅，必然要寫出事實背景，什麼背景呢？就是武大維和孫海潮搞腐敗的背景。這怎麼行呢？咱平川那麼多幹部，天天辛辛苦苦兢兢業業地幹工作都沒人宣傳，而武大維和孫海潮出了問題反倒大張旗鼓宣傳起來了，你們想想，合適嗎？揭露腐敗，弄不好就變成了張揚，讓不會的也學會了。咱們平川的主流、主旋律是什麼？武大維和孫海潮能代表平川市的主流和主旋律嗎？不能！那麼，連帶出現的馮小林和劉梅的事蹟，只要一報道，就讓人感到我們平川光剩問題了，而且一個好人竟然犧牲了，另一個好人也險些犧牲，是不是這個世界太灰了？老百姓看了這種報道會鼓勁嗎？會有多大副作用你們考慮過嗎？」
潘部長似乎打了翻身仗。把丁露貞剛才揶揄他的話，整個來一個大翻盤。他抓住副作用問題將丁露貞和我的意見整個否了。而且似乎說得有理有據，不容置疑。
但丁露貞就是丁露貞。她如果想幹什麼事，就非幹不可。而且，「方向一明幹勁大，經驗不足辦法多」。她說：「報道一定要搞。潘部長，你既然提出副作用問題，那麼，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你用最短的時間想出克服和避免副作用的辦法！為什麼非要報道不可呢？因為，現在咱們是資訊社會，紙裡包不住火，沒有不透風的牆。馮小林和劉梅的事蹟如果不從正面報道，各種小道訊息就會迅速地四處流傳。網上有可能傳出各種版本的帖子。大家都知道，小道訊息一傳起來就必然走樣，那時候，我們的英雄就有可能變成狗熊——人們至少會問：一個堂堂的刑警怎麼會死在一個流氓手裡？是不是太無能了？那劉梅被關在地下室竟然一關就是三天，自己絲毫沒有反抗，只會在牆上寫詩，而且我們的刑警愣是找不著他們？這不也是白吃飽嗎？像這些難聽的話，都會流傳起來。而那些走樣的小道訊息會產生一個更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平川市簡直暗無天日。那還得了嗎？不是把我們所有的工作全掩蓋了，全否掉了？人言可畏這話是一點不錯的。那時候，我們平川市是個什麼形象？我這個市委書記又是什麼形象？老百姓必然會罵：那個丁露貞天天坐在市委機關是不是白吃飽，不作為啊？不是我這個人害怕捱罵，而是我挨不起。我捱罵，意味著整個市委機關捱罵。因為我是一把手，是大家的代表。所以，不論從哪個角度講，矯正平川市老百姓的視聽，還事物一個本來面目，我這個市委書記都當仁不讓！我沒法讓！我沒權力讓！我讓了，就是對黨對國家的瀆職！潘部長，你想想看，我說的是危言聳聽，還是合情合理？」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根本沒有迴旋餘地了。潘部長固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丁露貞是市委書記，是平川市的最高領導，潘部長即使保留意見，該執行還是要執行。潘部長本身就是筆桿子出身，回去以後，就親自起草了一份報道馮小林和劉梅事蹟的工作安排，起草了一份樹立馮小林為「精神文明建設典型」的工作計劃，然後給丁露貞送來過目。丁露貞見此，便立即讓我打電話通知各位常委，撂下手裡的工作，立馬來開常委會。「山雨欲來風滿樓」，常委們除了潘部長都是老同志，都閱歷豐富，見識不凡，感覺到自從孫海潮死了以後，憋了好幾天了，丁露貞都不動聲色，既不表態，也不開會，卻原來在醞釀情緒醞釀方案，一場大教育，大學習，大對照檢查乃至大清理即將開始，豈有不同意開會的？誰敢？
但丁露貞引而不發，對宣傳部的方案並沒有提出更深入的意見。她不提，並不意味著別人不提。她與孫海潮、武大維有著絲絲縷縷的關係，別人未必也有。而且，截止目前，市委常委們還都不知道她與那兩個人有關係，因此，他們沒有投鼠忌器的顧慮。於是，副書記首先將丁露貞本來想說的話捅了出來：「我感覺，在當前形勢下，市委宣傳部要做的工作不光是寫兩篇報道樹一個典型，而是應該開展一場深入持久的思想教育。現在孫海潮和武大維的問題還在調查之中，他們的問題屬於什麼性質還很難說，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能無所作為，只等著省紀委調查組出結果，那就太麻木太被動了！我們應該開展反腐教育，這是任何人都會贊成的！我們要把教育搞得比‘三講’還認真，比‘保先教育’還正規。在各級機關營造出一種反腐倡廉的氣氛來！宣傳部要出檔案出教材，組織輔導報告，組織市公安局宣講馮小林的先進事蹟。反面文章正面做，我們宣揚好的，就是鞭撻壞的。大家說說，是不是這樣？」
副書記的話，贏得了大家的一致肯定。於是，常委們紛紛獻計獻策，人人都敞開心扉講廉政。我坐在一邊做記錄，感覺這次常委會為宣傳部的工作定了調子，指明瞭方向。而導演，無疑就是丁露貞。潘部長在整個會議上一言不發，只是記錄。想必心裡仍然打著小算盤。但黨內紀律卻不管你打不打小算盤：你可以保留個人意見，而一旦形成決議，你就必須執行。
可能是潘部長感覺到自己有些被動，本部門的工作被大家指指點點，而自己這個當家人卻拿不出什麼更高明的見解，顯然是失職了。於是，他在大家都談得差不多了的時候，提出了另外的意見，而且同樣讓大家耳目一新，引起共鳴。他是這麼說的：「各位領導，謝謝大家對宣傳部工作的指導！」說著就站起來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後再坐下。因為他最年輕，屬於小輩兒，所以大家對他這個舉動並不反感，都眼巴巴看著他。只聽他說：「我有個不成熟的意見，就是要在日報和晚報兩家開展‘如何擺正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係’的大討論。而且，每天都要把討論情況公之於眾。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在金玫瑰花園專案問題上，兩報開展了兩輪大規模的宣傳，一是宣傳‘萬畝大造林’，忽悠老百姓都去墊資種樹，結果，四個縣的大批善良的農民都掉溝裡了；二是宣傳金玫瑰花園是市重點，忽悠老百姓集資，結果，港川公司的馬李亞娜捲款逃跑，把成千上萬的老百姓都撂旱地兒了！兩報為什麼這麼幹呢？僅僅是因為個別市領導說了話嗎？不，背後還有經濟利益！據說，凡是寫報道的記者，和責編、主編、副主編、社長，都拿到了可觀的報酬！在這方面，港川公司是很捨得投資的！當初我在耳聞他們拿了高報酬以後就在想這個問題——這種報酬該不該拿？那些純屬忽悠老百姓的報道應不應該寫？難道一講商品社會，一講市場經濟，我們的報紙就失去立場失去原則了嗎？報紙是不是發財致富的陣地？報紙靠什麼贏得效益？我感覺，這些問題應該讓他們報社自己去討論去！讓他們自己教育自己去！不知道我這麼說是不是有道理，請各位領導發表意見。」
新聞媒體是在宣傳部的管轄之下進行工作的，潘部長的話無疑是對自己開了一刀。聰明的宣傳部長有可能在背後對報社人員進行批評或處理，不會在市委常委會上向報社開一刀。但潘部長這麼做似乎更聰明，他想以這種方式顯示自己的高風亮節。而宣傳部長這麼做了別人就更要說上兩句。於是，副書記開口道：「潘部長的話有道理，我支援！在目前情況下，兩報應該首先幹好兩件事，一是公開向社會道歉，承擔屬於自己的那部分責任；二是宣傳好馮小林和劉梅，特別是樹立好馮小林這個優秀公安幹警的正面形象。做好這兩件事，是兩報轉變形象的契機！」副書記的話贏得一片叫好聲。政法委書記也藉機提出，兩報要配合政法口的教育活動，大力報道公檢法系統的好人好事。此時，丁露貞感覺夠火候了，便加了一句作為總結：「現在這段時間屬於過渡期，同時也是非常時期，在這個時期裡誰不聽從調遣，玩花活，軟磨硬泡，我們都要堅決採取組織措施，絕不手軟！」
這話顯然是說給潘部長聽的，因為這個會就是關於宣傳部工作的會。別人犯了錯誤，而讓自己挨一刀，是最冤枉最不值得的。於是上午開會，下午潘部長就把工作就佈置下去了，這種速度和效率是空前的。他已經感覺到丁露貞對他是不夠滿意的。他如果連這點眼力見也沒有，那就多年的機關白混了。但誰知兩報接到開展自我教育和自查等一系列工作的安排以後，從檔案中讀出了要「戴罪立功」的意思，於是，他們不幹了。兩個社長一碰心氣兒，便一起來到宣傳部找潘部長。他們振振有辭地說：「我們當初發表那些文章都是孫海潮副市長安排和指示的，怎麼能把責任一股腦推到我們身上？難道我們服從領導是錯的嗎？」
問題是現在孫海潮已經死了，是不是孫海潮安排的又怎麼能說得清呢？於是，潘部長便抓住這一點做文章，說：「你們說這話是不是想逃避責任？你們感覺孫海潮反正死了，沒法對證，所以瞎話兒就可以隨便編嗎？」其實，潘部長也知道，當初孫海潮肯定說了話，不然兩報不會那麼起勁。但報社和記者想賺外快也是事實。既然孫海潮已經死了，那就將計就計，將錯就錯，潘部長板上釘釘地把責任全部推到報社頭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要讓兩報永遠記住這個教訓！於是，潘部長驀然間就來情緒了，他的臉脹得通紅，聲音提得高高的，說：「宣傳部安排的工作，你們一點馬虎也不能有！甚至拿港川公司的好處也都得退回來！否則我就讓露貞書記撤你們的職！別以為只有你們是人才，只有你們能幹報紙，現在會寫訊息報道的小青年有得是！你們趕緊回去貫徹落實，耽誤了最佳工作時機別怪我不客氣！」
潘部長的一番話還真把兩個社長鎮住了。神鬼怕惡人。兩個社長胸有成竹的理由在潘部長面前不堪一擊。日報的社長突然換了一副笑臉，說：「潘部長，別急別急，工作還能不落實？誰敢？誰不落實我就不答應！喏，這是我們給報社工作人員辦的圖書大廈購書卡，嗯！」便將兩個銀行卡塞進潘部長上衣口袋。潘部長隨手掏了出來，說：「你們別拿市場經濟那套來對付我，我是平川市輿論界的瓢把子，現在露貞書記拿著槍頂著我的腰眼，你們報社不落實市委精神，不撤你們的職就得撤我的職，何去何從，你們看著辦！」便將銀行卡塞回社長手裡，社長卻笑嘻嘻地又推回來。潘部長一生氣將銀行卡啪的一聲摔在地上。兩個社長見此哈哈大笑轉身就走。潘部長便愣住了，他們是什麼意思呢？
事後，潘部長拿著兩個銀行卡到自動取款機跟前劃卡，結果一下子出了一頭冷汗，那兩個銀行卡敢情五千一個！他突然就想到了耳熟能詳的圖書大廈，那裡面不光賣書，什麼都賣，連兩萬一臺的液晶寬屏彩電都有。所以，這兩個卡別看上面印著「購書卡」，其實就是改善生活卡。但潘部長敢要嗎？不敢。如果是一個人送的，有可能他會猶豫一下，現在是兩個人送的，他就一點都不敢猶豫，因為人家可以互相作證，證明你收受賄賂。可是人家代表單位送，似乎又情有可原。潘部長一時間思想混亂，不知道對這兩個卡怎麼處置。他一猶豫就把卡擱在抽屜裡了，沒有退回去。
於是，兩家報社對社會遲遲不做道歉。市委常委會上定的事沒有落實，丁露貞果真急了，她給潘部長打來電話說：「你提議的工作怎麼沒有落實？兩報為什麼遲遲不向社會道歉？」潘部長無奈，便揣上兩個銀行卡來到日報，將銀行卡往桌子上一丟，說：「限你們最遲明天就登出道歉廣告，否則就帶著辭職書來找我。」結果，兩家報社勉勉強強登出了道歉信，不過口氣卻並不綿軟，曲裡拐彎地繞圈子，話裡話外是市領導的責任，與他們關係不大。潘部長便給兩位書記寫了告狀信，說：「市委如果不換掉兩個社長，我這個部長也不幹了！」此為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