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宣傳工作組挨家挨戶進社群開展工作已經好多天，但收效甚微。社群群眾根本聽不進去那一套「為了川南、海川經濟發展的大局，個人服從國家，小家服從大家」的道道，對工作組成員愛理不理，有的索性關了門任憑怎麼敲都不開。一些小孩子遠遠見到工作組成員，吐口水、扔石子、掏出小雞雞撒尿。

「四包兩停」政策驅動川南區大大小小的幹部，硬著頭皮到親戚家裡做工作，也基本上無功而返。

孫金貴又策劃著新一輪上訪。那次在劉全的勸說下，他和阿福等人代表全體社群居民到市信訪局對拆遷工作提出了抗議。信訪局工作人員很熱心，態度也很好，遞椅子沏熱茶，拿著本子認真記，就是沒有正面回答任何一個問題，反反覆覆一句話：「你們說的我全記下，一定轉告有關領導和部門。」孫金貴想想也是，信訪局就這個職能，中轉站，傳傳話而已，他們怎可能給出明確的表態。撂了一句「那就請你們及時向領導報告，認真解決這個問題，不然我們還要上訪，省城，北京，一站一站走」後，孫金貴帶著阿福他們回家了。可是好多天了，信訪局那邊一點訊息都沒有，倒是蒼蠅一般討厭的工作組幹部一撥多過一撥。大大小小各式各樣透著殺氣的標語貼滿了社群每座房子的牆壁。孫金貴向信訪局打過幾次電話，也親自跑了幾趟，人臉還是菩薩那般笑眯眯，聲音還是那般和藹綿軟，繞來繞去依舊是那句話：「別急嘛，不要急，我們已經向有關部門反映啦，等吧，總會有訊息的。」

楊一鳴到孫金貴家裡串門，正碰上孫金貴等人在商量如何再去市委、市政府上訪。他聽了一會兒，對孫金貴說：「姐夫，依我看，市委、市政府沒必要去了。上次上訪那麼大動靜，市領導要是重視，早重視了，什麼叫泥牛入海？我聽說，菊園社群拆遷，本來就是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川南區只不過照辦罷了。你說，到市委能反映個什麼結果出來？張三讓兒子來打你，你跑到張三那說他兒子的不是，有用嗎？按我說，要上訪，就得往上走。往省裡，往中央，或者逮著什麼上級領導來海川，趁機去反映。這樣恐怕才有一點作用。」

「對，告御狀，攔轎告御狀！」阿福將一個菸頭扔到地上，拿腳踩上，重重地碾了碾。

「阿鳴，你是吃公家飯的人，有些話在這說說，可不要到外頭隨便說。」孫金貴的老婆憂心忡忡地說。

「姐，怕什麼，這是共產黨的天下！說幾句話又怎麼了，公民有言論自由，受憲法保護的。」楊一鳴顯得滿不在乎，從口袋中掏出一封信遞給孫金貴，接著說，「姐夫，到省裡跑也不是唯一的辦法，人力、物力跟不上，要多管齊下。該去的地方要去，該寄的信還是要寄。不僅反映拆遷價格過低損害群眾利益，還要舉報那個可笑的‘四包兩停’株連政策。我都準備好了，你拿去多影印幾份。」

孫金貴問：「阿鳴，都往哪裡寄？」

「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紀委、省檢察院、信訪局、建設廳、國土廳、公安廳，都可以寄。還有，別忘了新聞媒體，焦點訪談、南方週末、中國青年報、新華社、省報，等等。總理經常看焦點訪談，要是能引起焦點訪談的關注那才叫好呢！」

阿福感激地說：「還是阿鳴有文化，有見識啊。難怪戲文上元帥身邊總得有個軍師。」

「這些信寄出去，到底有沒有用呢，領導能看得到嗎？不都說領導的信件先由秘書拆開看，過了秘書這一手，才能到領導手裡。秘書專門報喜不報憂，只挑好的給領導，我們這樣的舉報信，秘書會轉給領導嗎？再說了，即便領導看到了，籤個字，又轉回地方處理，搞不好，轉來轉去又轉到區裡。」木材公司退休職工老馬多年待在公司辦公室，對信訪件的運轉比較熟悉，不無憂慮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管他個，寄，全部寄，總比不寄好！我看，明天帶一些人上省城，直接到省委上訪。阿鳴，你也幫我們留意一下，上頭有什麼領導下來，通知我們，我們去攔轎，去告御狀！」孫金貴下了決心。

第二天，孫金貴帶著二十多人上省城了。

孫德燦很快就得到了訊息，急忙派人抄近路攔截，緊趕慢趕還是慢了一步，追趕的人氣喘吁吁到達省委大院門口，孫金貴等人已經在大院門口扯著白旗坐下了，一群保安正在勸阻。追趕組的人衝上前去，武警戰士誤認為是新來的上訪者，不由分說地將他們隔離到一邊。

孫金貴等人鐵定了心，在大門口坐著不走，說見不著省長決不回頭。省信訪局的工作人員天天面對的就是上訪群眾，什麼樣的陣勢沒見過，一邊勸說群眾派幾個人來把事情說清楚，一邊讓武警守緊大門，加強力量把群眾勸到人行道上，並沒收他們的標語。同時打電話給川南區委辦公室，嚴令川南馬上將人帶回去。孫金貴等人看見全副武裝的武警，心底還是有些發怵，在半是勸阻半是推搡之下退到了人行道上。

追趕組個別人終於想起身上帶有工作證，忙掏出給武警看。武警這才解除隔離。追趕組好說歹說，孫金貴等人不理不睬。追趕組的人口水說幹了，人也累了，索性也一屁股坐到地上。眼見著上午下班時間到了，一輛接一輛的高階轎車從大院裡開出來。下班的人群絡繹不絕。轎車一溜煙開走了，走路的人談笑風生，根本不看一眼路邊席地而坐的上訪者。見多啦，見多就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