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佈雷茲意料的是，會議室裡還坐著情報部主任，看到佈雷茲，他友好地微笑和點頭示意。佈雷茲的長臉頓時更長了，不客氣地瞪起眼睛，似乎一場惡戰就在眼前。

主管不動聲色地笑了笑，接著不易察覺地皺了皺眉頭，他知道行動者與思考者的鬥爭又拉開帷幕了，這在情報工作中無法避免。然後，他作了個簡短的開場白，說北京站工作卓有成效，但現在出現了一些新的跡象，所以請佈雷茲前來彙報。由於「烈火計劃」過於重大，關係到一個大國的存亡，所以還要請情報部進行評估。簡短的開場白後，他讓佈雷茲發言。

佈雷茲知道，為了「烈火計劃」能夠實施，自己必須講明足夠的理由。他詳盡地講出「烈火計劃」成功的必然性，與上次他在東京向主管陳述的差不多。但他發現，情報部主任似乎不以為然，他意味深長地看了自己一眼。情報部主任臉色被曬得黝黑，根本不像常年坐辦公室的。佈雷茲馬上敏銳察覺到這個重要部門的頭子會發表不同看法，不由在椅子上挪動了一下身子，想讓自己看上去信心十足。之後佈雷茲凝視著眾人，繼續說服他們。

「所有共產黨國家都存在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共產制度的基礎——它的權力體系，即由各級機關構成的單位和部門。北京站詳盡研究了中共各級機關的人員構成，工作人員之間的關係，他們的心理、性格以及能力，才提出的《烈火計劃》。計劃的要點是：為了搞垮中國，必須建立第五縱隊。歷史上，我們不乏這方面的成功先例：僅在中美洲，駐外工作站就通過第五縱隊，推翻了十一個民主選舉出的政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推翻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而且，我們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就對中國採取了類似第五縱隊的行動：訓練西藏叛亂分子，空投到西藏打游擊和搞爆破暗殺，後又幫助達賴出逃成立流亡政府，還幫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至於第五縱隊在蘇聯的成功例證，我想就不用贅述了。」

佈雷茲講完，坐了下來，掃視了一下偌大會議室中的這寥寥幾人。主管低頭不看任何人，可佈雷茲發現他依然微微點了點頭。

發現了主管的態度，佈雷茲不禁透出自豪的神色。

情報部主任開始評估。他先神色凝重地掃視了一下會議室裡的幾人。佈雷茲冷眼觀察著這個主任，見他頭髮花白，淡紅色的鏡片遮蔽著眼神，似乎心中有愧不敢看眾人一般。主任慢慢說道：

「情報部的使命，是分析評估駐外工作站收集到的情報，判定所呈報的計劃是否有可行性，並直言不諱地提供給情報局。我們的評估不受政治風向干擾，不聽從情報局政策。所以，經過情報部反覆研究後，我們認為「烈火計劃」是空中樓閣，十分危險，甚至有可能把我國拖進一場可怕的政治賭博之中。」

佈雷茲馬上想開口，阻止這些不著邊際的專家說三道四。他想：難怪駐外工作站的007們都怨恨情報部，他們不滿是有道理的，因為這些脫離實際的傢伙曾經鬧過情報局歷史上的頭號笑話。

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國務院決定：不以任何方式捲入中共這場內亂，以免引起他們警覺而終止這場「革命」。當然，這是很高明的決策。可一年後北京站覺察「文革」勢頭即將減弱，社會秩序正在恢復，便協調東京站、漢城站、臺北站用氣球從金門、馬祖往廣東、福建乃至中國內地大量散發宣傳材料，惟妙惟肖地模仿中共高層和各大造反組織的口氣，釋出訊息發出號召，在當時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重新煽起遍佈中國的名目繁多的造反組織間的爭鬥。由於當時中共各級組織和公檢法陷於癱瘓，所以沒什麼人懷疑這些材料的真實性，不少逃到香港的中國難民還隨身攜帶它們，作為交給情報機關的覲見禮。結果，情報部專家們便根據這些材料評估「文革」，寫出了一堆南轅北轍的報告，從此成為駐外工作站指證他們紙上談兵的憑據，併成為除情報部外幾乎所有情報官員的笑柄。

不過儘管如此，情報局高層卻並不輕視他們的工作，知道這些專家雖然不是神出鬼沒的間諜，還往往有些怪癖，但都是一些飽學之士，還非常敬業。他們甚至在週末或休假也心神不定，生怕錯過關鍵線索，常跑到辦公室查閱新到的資料，尋找新的情報跡象。「文革」笑話後，這些專家便對到手的每份原始材料都反覆考察、驗證，力爭使每份分析報告都準確無誤。這些年，情報部編撰的情報摘要，不光分發給國內兩百三十多位最高階的政府官員，還傳送給遍佈全球的幾百位高階情報官，特別是那份《總統每日簡報》，還要呈報總統和國務卿、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總統閱讀時，情報部專家還要在一旁解釋，記下總統提出的問題，如有需要便當場答覆。

發現了佈雷茲的反感神情，情報部主任耐心解釋道：

「中國與中美洲不同，有著特殊的國情。舉一個例子：中共從建國到現在，很多研究尖端科技的科學家不去領取國外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美元的年薪，卻領著國內微薄的報酬，每天騎腳踏車到實驗室上班。當年，中國原子彈設計負責人鄧稼先，跟著建築工人砍高粱、挖土、推車，一起建造核武器設計研究所；氫彈設計負責人于敏，領著技術人員晝夜奮戰完成任務，最後卻是自己掏腰包請大家到小飯館每人吃碗肉絲麵。多麼可怕的精神啊，一項震動全世界的發明，慶功宴會卻是一碗兩角錢人民幣的‘大肉面’！中國的志士仁人和他們的精神，能不讓這個國家強大嗎？所以情報部認為：當務之急，不是搞什麼異想天開的計劃，而是堅持不懈地推行和平演變政策，讓中國人民在不知不覺之中消解這種可怕的精神，絕對不能讓志士仁人們成為全體中國人世世代代感恩戴德的民族英雄！」

佈雷茲看見，主管扣緊雙手往前靠了靠，不覺間透出聚精會神的神情。佈雷茲覺得自己不能不說話了，他凝視著情報部主任的眼睛，友好地說道：「北京站不否認和平演變政策。北京站積極配合情報局的電臺電視臺，每日每時從周邊國家向中國傳送著強大電波，宣傳自由民主和人權人道觀，並使中共根本堵不住。從目前中國每年有幾百萬人次寫信給美國之音的情況看，我們的思想已經深深打入一些中國人的頭腦。實施‘烈火計劃’，不過是進一步加快改造中國的步伐。如果中國人一旦甦醒過來，必然會像他們的前輩那樣不惜流血犧牲地阻止我們，使西方文明難以在中國實現。當然，我代表北京站，非常感謝情報部的研究和評估。」

然而，性情溫和的情報部主任反而被激怒了，他一直希望佈雷茲作為北京站的代表和「烈火計劃」的制定者，能夠接受情報部的評估，避免情報局作出錯誤的決定，使國家不再重蹈越戰的悲劇。他認為：如果實施「烈火計劃」，將有可能使國家被拖進一場更大的悲劇之中。於是情報部主任反擊了。

「我們敬佩北京站的精神，不過，我還是要鄭重告訴大家：「烈火計劃」根本行不通，就因為中國擁有志士仁人的傳統。所以，對付中國唯一可行的是：我國長期奉行的和平演變政策，由此最終打碎由志士仁人們帶領的十三億人的眾志成城。拿破崙早就叮囑，讓中國人睡吧，這條龍一旦甦醒，西方就麻煩了。現在，情報部欣喜地發現，和平演變政策已經取得一定成功。不少中國人尤其是一些專家學者，已經接受我們西方的價值觀念，在知覺或者不知不覺之中為西方終極利益服務。只要我們這樣堅持做下去，中國擁有的最可怕的力量——志士仁人，就必然成為孤臣逆子，成為悲劇式的人物，不再對這個民族發生任何作用。否則的話，除非山崩地裂，中國一定會走向復興之路！」

主管陷入沉思，沉默不語。

情報部主任倚靠在厚重的皮椅裡，面帶微笑繼續道：

「當然，我們深刻理解‘烈火計劃’的制定者們的良苦用心。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認為：冒險計劃不能實施，和平演變才是最奏效的辦法。比如：1989年春夏之交，我國記者採訪天安門廣場大學生，明明白白告訴他們，你們這樣做，勢必把國家搞亂。那些大學生回答：我們就是要把國家搞亂，好讓美國出兵！那時候，全世界都讚歎我們情報局工作的成功，為中國培育出了一批多麼可貴的接班人。所以，在西方強勢文化年復一年的進攻下，一些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國青年自然會將志士仁人變成他們心中的異類。這是情報局最大的成功！總之，我們只能採取和平演變的成功方法，從而使全體中國人懂得：中國的福祉，只能由中國的精神貴族們加以引導，而這些貴族又是由我們情報局來培育的。這樣，中國固有的意識形態就會成為大眾的取笑物件，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等。這樣，在億萬中國人沒有任何察覺的情況下，不知不覺就會喪失抵抗能力，最終在短得驚人的時間內融入西方。同時，我們還能得到美名：把極權統治下的人民從萬惡的社會制度和罪惡的生活方式中無私拯救出來。如果我們忽視了和平演變政策，任由中國志士仁人們的精神傳播四方，不光我國，整個西方世界都會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