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9日星期三
從京城傳來了訊息，專家組對金遠市的移民方案重新研究，在充分考慮地方意見的前提下，變更了已定下的1萬人出市安置的方案，改為3500人出市，6500人留在金遠安置。同時還獲悉，關於對孤邊鄉1號礦井的賠償問題，上邊的權威部門基本認可了金遠重新上報的報告，並批准賠償4008萬元。但是，對1萬人出市還是留市安置的變更方案的批示，我卻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有了6500個移民能遂心願留在金遠，憂的是尚有3500人要遠走他鄉。我已估計到，不管叫哪個村的移民出市，他們都不會沒有對抗行為的。我立即通知田局長、柳副局長和秦副局長，讓他們過來，研究下步如何操作。
如何操作3500人出市的事，田局長有點發愁，這3500人，叫誰呢？叫哪個鄉哪個村哪些人呢？
柳錢卻說出叫我吃驚的辦法，他說：「上邊的方案是上邊的方案，咱只管照咱的辦法辦，1萬人全留市。」「可是，資金是上邊掌管的，不照人家的規劃辦，人家不撥付移民安置費，咋行？」秦志是分管移民安置的，他不無擔憂地說。
「你把生米做成熟飯，不怕他們不認賬。」柳錢胸有成竹地說，看來，他早有主意。
田局長心說，這辦法是有點野，不過，真弄好了，倒也真解決問題。他們三個都看著我，就等我下決心了。我想，還是得有兩套辦法，以做到萬無一失。
三位局長談了個大原則，照以往的做法，先前居住條件好的搬遷下來，還得為他們選較好的地方；先前居住條件差的，當然只能安置在差的地方。所以，出市的移民只能是生活在深山區中最貧困的部落了。我送走了三位局長，突然想聽聽鄧大白的看法，還有老同學祝貝運。鄧大白這人看事物很有預見性，祝貝運懂專業，又深諳金遠人文與自然環境。
晚上8點鐘，鄧大白走進我的辦公室，接著，祝貝運也來了。
我把上好的毛尖秋茶沏好，為鄧大白端上，祝貝運忙來幫我，我又把從矛盾市弄來的酥焦花生米擺放在沙發間的茶几上。香菸和水果事先就擺在那裡。鄧大白樂呵呵地說：「俞市長這裡我最愛來，喝綠茶就花生米，比喝茅臺吃龍蝦要神仙多了。」祝貝運附和著鄧大白的話說：「現在的人，在酒場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幹別的都浮躁得要命，叫他們喝茶，他們一點茶文化都沒有，特別是你們當官的。」「關鍵不在喝酒還是喝茶，重要的是得有知己相伴，就有味道，就成了精神加物質的高階享受，哈哈。」「精闢，精闢！」鄧大白很是認同我的說法。
我單刀直入，切入主題：「我眼前有些棘手的事，請發表高見。」接著，我把1萬移民出市安置與留市安置的前因後果，及政府不在承諾函上蓋章的事，及上級最新的批覆等等道了個明白。
大約靜默了三四分鐘，鄧大白開了口：「從理論上講，上級的批覆，可謂你俞市長工作的一大進展。先前1萬人出市，人家給你弄成3500人，壓力少多了嘛！從國家的角度考慮，這個方案已經很照顧地方了，怎麼，人家為你金遠的移民在新安置點投了那麼多錢，你要一點不去說不過去吧。再講，你金遠市先前一直嗷嗷叫著，沒有環境容量啊，實在不好劃地啊，叫上邊支援支援，把移民搬遷出去一部分啊。事情弄到這步田地，你俞市長是很為難的。現在，上面的方案實際是個折中方案。從理論上講，可謂兩全但並不其美。」這時鄧大白連續吃了幾粒花生米，呷了口茶，目光把整個房間掃描一週，不緊不慢地接著說，「從實際上看，這個兩全的方案可謂一全沒有，為什麼？」他又把話停頓下來，他的話叫我有點吃驚。何謂一全沒有?他點燃一支菸，深吸一口，「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一種意識，叫‘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是孔夫子的至理名言，也是適應中國這片土地的真理。1萬人出市也許比3500人出市還好做思想工作，你現在弄這3500人的事，恐怕難啦。」「怎麼，比1萬人的搬遷還難？」我迫不及待地發問。
「當然。這3500人會講，原先1萬人出市的，為啥現在他們都不出了？為啥叫我們出去？
你們當官的，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厚禮啦？你俞市長能解釋清嗎？這方案對金遠市可謂既不全也不美；眼下倒不如用折其一指莫傷十指的辦法了，有所不為而後才能有所為，自古如此，甘蔗哪有兩頭甜的道理。」「鄧市長說的有道理，俞市長，恕我說句心裡話，我總覺得，咱們一些大官，對國情瞭解得不透，特別是對下邊的縣、鄉、村的情況。他們的決策從理論上看，是正確的；從實際上看，卻操作不動，或者很難操作。」祝貝運的話說到這時，停頓了下來，他站起身來，為鄧市長和我的茶杯續水，接著，又拆開一包香菸。
「接著說呀，想否定個東西還不容易，咱們要的是得有個新的東西替代被否定的東西。」我知道，祝貝運這人是很有頭腦的，在大學時，他就是個很能看出問題，又很有辦法的學生。
「我看這事只有一種對策——走自己的路，照自己的主張辦事，1萬人全部留在金遠，不怕他們上邊不同意，你就說農民集體拒絕搬遷，我們又有啥法子？」「武裝押送啊，過去有這種例子嘛。」我接上話茬，「過去q省兩個地方的移民都曾遭此‘待遇’。」「我知道這事，我還去採訪過那個叫什麼白江水庫的移民。不過，那是計劃經濟的時代，又加上意識形態中搞極左、搞階級鬥爭，弄不好就把人民弄成了階級敵人。」鄧大白邊吸菸邊吐著煙霧，「你也得注意一個問題，祝公的主意好是好，但必須與省裡達成默契，明白人不用多講了，只要達成默契，還怕上邊不就範？」鄧大白的話可謂一針見血。可是，我知道，現在市政府連個承諾的章都不蓋，這樣弄下去，豈不把責任都攬在我一個人身上了？我索性把諸多困惑都倒出來，供他們參考。
鄧大白很中肯地說：「眼下金遠的形勢已發生了微妙變化，新來的鄒市長可是一張白紙，誰的影響都沒有受，只要實事求是地做事，他肯定是支援的。這樣照祝公的辦法治事，這叫以毒攻毒，儘管這法子從理論上說並不對，從實際上看卻是可行的。」「對，對，乾脆趁這機會把承諾弄完善，補上政府的章。」祝貝運大概認為，現在去蓋政府的章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