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星期三
傍晚，繆書記來電話，叫我去他的辦公室，我正想找他，這兩天，聽小道訊息說，繆書記要進中央黨校學習，我想問問他有沒有這事。走進他的屋子，有個鄉黨委書記正坐在他對面，見我進來，就起身往外走，一邊與我握手，一邊說，他的事已說過了。
繆書記遞我一個信封，抽出信紙一看是告狀信，是山疆鄉刁拐村移民群眾寫的，信中寫道：
村支書刁小七以權謀私，在村裡搞實物普查時給了經辦人好處，把他的兩孔磚窯定成了4孔，把1間小廚房改成2間大瓦房，把個土豬圈變成了磚砌的新牛棚，院裡的2棵棗樹苗成了碗口粗的盛果期棗樹，而且2棵成6棵……就這一折騰，就多得5萬多元的個人財產賠償款，本來只夠3萬元的財產增值到了8萬多。接著又告了村長，村長弄得更露骨，乾脆一個院子弄成了兩個院子，所有的財產都成了兩份，接著是村裡的會計，還有支書的親家，村長的二舅，會計的小姨子等等，都在虛報冒領。更嚴重的是，支書和村長挪用了移民生產安置費及集體補償款數十萬元……
繆書記說，現在農村的情況不大好，農民與幹部有一種對立情緒，在移民村，就更嚴重，因為移民村有移民款，錢越多，問題越大，對立情緒就越大。
我從移民村的人和移民幹部那裡已經獲得了這些情況，我也在想，咋個整治這種局面。
繆書記又說，若沒有百姓告狀，我們漂在上邊，又不下去調查研究，那就很危險。現在有些幹部不僅不向你彙報真實情況，他還不叫別人彙報，甚至採用封鎖手段，把領導與群眾隔絕開，絕緣起來。你說這樣下去，你知道什麼？
「唉，是啊，繆書記，這些告狀的人也不落個姓名，我們咋好下去落實。」我埋怨告狀的人為什麼不能光明正大地站出來。
「現在告狀的有幾個敢簽名，他們能告倒幾個，被告的人不倒，手中繼續掌權，要不報復告狀人，那才怪了，人家告狀人不留條活路能行！」「繆書記，我並不懷疑告狀人寫的情況不真實，根據我現在掌握的情況，這狀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內容是屬實的，我也在想，該咋個下手去處理這棘手的事，不敢叫這種風再蔓延了。」「是啊，我正是想與你研究研究這個課題。要做好移民的工作，首先是做好農村幹部的工作。現在下邊有一種傳說，不知你聽到沒有，說村一級的幹部患了艾滋病，屬不治之症；鄉一級幹部患了性病，有苦難言；市一級幹部患了陽痿，想硬硬不起來。嘿嘿，不要小看這些笑話，這些流傳於民間的口頭文學，雖然不無偏頗和過激的情緒，但它往往是社會上受到不公待遇的群體的一種發洩怨氣的方式。現在一些村一級幹部，素質差，有的甚至無法無天，要教誨他們，談何容易。老百姓感到對他們沒了希望，就說他們患了艾滋病；鄉里的幹部呢，他們中的不少人與村幹部有著這樣和那樣的聯絡，這樣和那樣的共同利害，遇到矛盾時，他們就像患了性病的病人，真是有苦難言了；至於市裡的幹部，關鍵時刻真是想挺起腰板，理直氣壯地處理事端，公平公正地當好裁判。可是，現在的不少幹部，已陷入各類的關係網，能硬起來嗎？」開始，聽到繆書記講這事，我暗暗發笑，聽罷之後，心裡卻湧出一股酸楚，甚至有一種悲哀，給心頭蒙上一層濃重的陰影。
「俞市長，你現在該明白，對咱們的現狀千萬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想一想，咱們的土壤就是那熊樣，長的苗能好嗎？就是你把這苗都拔掉了，它立馬又長出新的孬苗。咱們得治本，從改變土壤著手，你說，是嗎？」……
「至於怎麼治本，怎麼改變土壤，俞市長，你研究研究，就照我說的目標辦。還有，你下去工作的同時，發現群眾真正擁護的、農民從心裡讚揚的村級幹部，不論是支書、是村長、是會計，若發現了，馬上給我彙報。現在有一種說法，說村裡幹部沒好人。我不相信這是事實。之所以造成這種輿論，一是當今農民群眾有強烈的逆反心理，造成了幹部與群眾的對立情緒，老百姓的話語就難免偏激了；二是當今許多做官的人整日漂浮在上，媒體也很少深入下層，這樣，偏激的言辭就釀成為輿論，這種不無失真的輿論又誤導著浮躁的人群的思維，當然就很難發現最底層的好官了。」繆書記的話停住了。我問他，是不是要到中央黨校學習？他笑了笑，說金遠這地方真是無秘密啊，這事的確事出有因的，但還沒最後定下。他又補充說，凡是沒有正式通知的事情，咱們就以為沒有這事。說心裡話，我並不希望繆書記眼下離開金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