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踏車公司破產的工作一直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按照企業破產法規定，在q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已召開了債權人會議。最後，破產中爭議最大、矛盾最尖銳、火藥味最濃的問題還是擺在了我的面前。沒有辦法，這種誰都覺得無能為力的事，又是誰也不想沾的事，只有推到政府了。政府在人們心目中，就是萬能的機器，市長則是呼風喚雨的「救世主」。
面前有兩個十分棘手的事，已成為影響q市穩定大局的燃眉之急。其一是債權人的討債。腳踏車公司的債權人已愈百家，大多數債權人還能冷靜對待這種現實。畢竟國家有企業破產法，地方操作企業破產，是有法律依據的，決非隨心所欲的事。明智的人知道，一旦企業進入破產程式，那裁決都是有根有據的。即使有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你也是無改變結果的迴天之術的。胳膊哪裡能別過大腿，遇上這事只能認倒霉了，充其量發發牢騷，道道怨言，罵幾句娘而已。而那些財大氣粗的銀行家們，儘管他們會有數千萬元，乃至上億元債款變黃化為烏有，他們卻面不改色心不跳，更不會為討這鉅額債款去玩命的。因為那錢是國家的，儘管心疼也不至於失去沉穩的風度。可是，就在這些債權人中，有的是民營企業，私人企業，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其中一家家族式公司，曾將他們經營的彩色腳踏車橡膠輪胎賣給q市腳踏車公司，買賣協議書上簽寫首付貨款三分之一，待輪胎全部到公司之後付清三分之二餘款。誰知堂堂的腳踏車公司卻不講信譽，不執行協議，他們只付了貨款的三分之一，如今時間已過去兩年，買方還欠賣方250萬元。這筆債對一對夫婦辦的私家公司，已經是滅頂之災了。債權人在債權人大會之後發現，這筆資金的討要已是凶多吉少。他們就到法院大鬧天宮，但是法院給予他們的只是同情的目光，對實質的還款問題卻愛莫能助。最近，他們又向政府發出警告：倘若破產企業不歸還他們的250萬元貨款，夫婦二人將到q市政府大門口自焚，以示抗議。與此同時，一家承建腳踏車公司服務大樓的工程隊，近些天也是不斷找政府說理，他們要追回腳踏車公司欠的380萬元工程款，如果這筆賬款泡湯，他們揚言要在q市殺人的，到時別怪工程隊人太野，是你們q市太不講理，工程隊的工人已經半年沒發工資了……
一是要自焚！一是要殺人！都夠刺激的。倘若真走到那一步，在q市的民間傳說中又增加一個繪聲繪色的慘烈的悲劇。儘管政府可以控制官辦的媒體不予報道這類事件，但政府卻沒有能力封堵成千上萬個q市人的言論自由，老百姓們會以自個對事物的理解和判斷道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見解，當然大多是同情弱者，把政府抨擊得狗屁不是。他們並不懂，如今市場經濟的概念，既然走市場，買賣雙方的事何以來找政府，既然做買賣，當然有賺又有賠，那麼多賺了大錢的主兒很少有找政府表示感謝的，賠了錢就該找政府說事嗎？賠了錢只能責怪自己的眼光不準，看錯了位。市場上那麼多買方，那麼大的市場，你為啥偏選這個腳踏車公司？你就沒聽聽它在社會上的口碑嗎？我隨意的胡思亂想著，卻還是自己來否定了自己，這畢竟是在q省，在q市，人們還不大適應市場經濟。或者說，人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壓根就存在著極大的誤差，他們往往把一切解決不了的問題統統推向政府，以為這就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必須解決。可是，他們哪裡知曉，世界上根本沒有萬能機器，政府當然不是萬能。倘若我去向眾多的債權人講這些道理，效果肯定適得其反。我知道，這是一個特殊時期，浮燥的、不成熟的又賺錢心切，恨不得一口吃成個胖子的人太多太多了，可是他們只是嚮往著成功的快樂，卻不能承受失敗的壓力和痛楚。唉，這麼多的人，都是隻能富得起，不能窮得起嗎？只能賺得起，不能賠得起嗎？可悲啊！我自言自語，還是提醒自己，不能只照本本理論做事，要因地制宜，我當然不害怕來自各個角落的威脅和恫嚇，這種東西，對做過多年市長的我，也算是家常便飯了。不過，我決不能讓那對夫婦為討賬去自焚，也不會叫工程隊去殺人。做好這兩件事，可以說我胸有成竹。真正使我憂慮並擔心的是腳踏車公司的5000餘名職工的問題。這是一座火山，裡面蘊含的岩漿異常活躍，只要拱出一線裂縫，那熾熱翻騰的岩漿就噴射而出。
來自內部的報告已向我說明，破產清算組拿出的結果證明，腳踏車公司現有的全部家當，也達不到5000餘名職工的起碼要求。其中有在職職工安置費、離退休職工安置費、離退休職工醫療費等，這種開支是必須發放的，它不比欠銀行的錢，那類欠款儘管數目驚人，但卻有驚無疼，因為那是公款。公款實際是夯實不到哪一個人的身心的，它也不會造成個人的傾家蕩產，當然也就沒人去為這種鉅額債款的流失據理力爭、呼天喊地、遊說上訪、上躥下跳了。他們甚至會協手債務人一道抹平這種賬目的黑窟窿，以將鉅款核銷的合法結果告終。只要債務人與債權人幕後達成了互惠互利的交易，雙方聯手坑坑國家，騙騙銀行，早已成為當今市場中一大公開秘密了。
眼下真正使我擔心的問題，並非那要死要活的自殺和殺人的事態，因為那只是區域性問題、個人問題，我只要稍加關注，事態必將緩解。若萬一遇上不講理的胡攪蠻纏的對手，我只要動一下政府專政的工具，一個小姆指就可將其按捺得翻不了身，那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說的只限於那類不講理的，胡鬧的對手，想尋覓這類人的破綻是手到擒來的事。而擁有5000多名職工的尚屬國有企業的腳踏車公司則截然不同。這是一個群體，一個部落，一方王國，一方世界。作為市長（包括任何官員）應該明白這方世界的內情，應該說必須明白這裡的內情。這種被稱為國情、省情、市情、廠情的內情，它的內涵不僅是對那種看得見的，可以量化的硬環境，其中更有精神、心態、人文內容的軟環境。我知道，許多事情的處理失敗，解決不善的原因，大多不是因為對硬環境的把握不準，而是不諳知軟環境的「心態個性」。軟環境是指導硬環境的，這是什麼？這就是「政治」。倘若一個不懂政治的官員，應該說，一個連政治還沒弄懂的官員，去處理矛盾漩渦中的難題，去化解麻煩棘手的焦點，結果肯定是很糟糕的。
根據我掌握的腳踏車公司的軟環境的情況，我分析了他們各個層次人物的不同心態，不同期盼。其中人數最多的是工人，這部分人數已超過4000名。工人中40歲以上的佔了一半，這部分稱為中老年的工人，是企業的中堅力量，也是工人隊伍的導航者。他們之中，大多有一種讓不懂政治的人無法理解的概念。他們以為，他們是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執政黨的工人；他們以為，國家和執政黨卻對不起他們。為什麼？他們以為，他們把青春、把最好的年華無私地獻給了國家，獻給了那個充滿激情和理想的時代，獻給了國有企業。國家稱他們為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是國家的主人，是無產階級事業的生力軍，是革命事業的動力。他們在這種至高無上的精神享受中，只講奉獻，不求索取，犧牲個人利益，一切為了國家，安於微薄收入，甘於清貧生活。他們以廠為家，把工廠的興旺看作個人的興旺，視工廠的榮譽高於一切。可是，當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之際，他們突然發現，先前國家對工人階級的定義和誇耀只是一張空投支票，本來的領導階級、國家主人、革命動力，此時得到的是下崗、失業、無業或是效益低下的低工資。失去的卻是青春年華和旺盛的精力。在他們看來，是國家變心了，背叛了早年的宗旨和許諾。今天，當他們失去青春的活力，成了殘兵衰將的時候，國家突然板起面孔，以市場經濟的理論教誨起在計劃經濟汁液裡泡大的他們來。甚至把市場經濟的標準套用在已經在計劃經濟天地裡摸爬滾打得精疲力竭的功臣們身上，他們能理解這種突來的變故嗎？
然而，同樣是這個部落中的成員，同樣在一塊摸爬滾打地走過來的同仁，如今已走上領導崗位，擔任著要職，戴上了官帽，成為舉止輕重的人物，他們與先前的工人兄弟就不一樣，就大不一樣。他們懂得，這是時代前進的步履必須踩出的烙印。他們還會引經據典、旁證博引地用一大套充滿政治的、哲學的、歷史的唯物辯證理論，千方百計地把眼前的態勢證明為社會發展規律的必由歷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變型必然的代價云云。然而，工人兄弟對這套生澀的理論卻難以咀嚼下嚥，為什麼？很簡單，經濟地位決定著思想意識。一群連吃飯的資格都被剝奪的人，哪裡會平心靜氣聽你為他們上課，特別是上這種要他們明白砸碎他們的飯碗是必然的課程……
這顯然不是一般的問題，這是一個集天理、人情與國法於一身的複合型問題。想解決好它似乎不大可能。然而，解決不好它就要出亂子，我竭盡全力絞盡腦汁，企圖尋覓出一條接近公正、公平、公道、公允的大家都能接受，不！應該說都能承受的途徑。這種事，決不能叫那類不負責任的、缺乏思想的、就事論事的、人云亦云的平庸之輩牽著鼻子走。
我看著辦公桌上放的「腳踏車公司安置職工費用報告」，其中在職職工人數5192人，根據國家規定，這部分職工應得到公司職工平均年收入的3倍的資金。也就是發給他們3個年頭的工資。照腳踏車公司去年的人均收入報表為8900元，5192名職工，總共安置費是1個多億。另外，尚有999名離退休職工，按照規定，企業破產清算時，應該先向社會保險機構清償欠繳的基本養老保險費，還要為他們一次繳納10-15年的這種保險費，還有離退休職工醫療費……我不想再繼續想下去了，更不想再去計算這種驚人的開支。因為我已經知道腳踏車公司成了空殼，肚子裡的油水已被吸乾榨盡。肥了老闆，瘦了工人，當然也瘦了國家。如今卻要政府去堵這個黑洞。合理嗎？我為什麼要為他合達賁做下的孽債負責？可是，我不負責，又讓誰去負責？更使我不安的是，即使我東拼西湊暫時挪來這批職工安置費，如數將錢發下了，工人們並不滿意啊！特別是在職的中老年職工，他們壓根就把自個的命運系在了企業身上，他們本打算與自己的企業共度人生。在他們年輕時，國家就教導他們以廠為家。現在國家怎麼能發給2萬多元就了事呢？他們可是一直視工廠為家的啊！這個家怎麼說散就散夥啦！早先他們可是全民企業的正式職工，一下子竟然成了無家可歸的失業者。他們哪裡想得通這個理。儘管政府官員能想得通，工人圈子外的人也有想得通的。
工人兄弟們並不知道政府的難處，政府也有沒有辦法的時候啊！對這種長期積累的已成為積重難返的難題，政府怎能會短時間治癒它的病症呢。我想，問題的實質是不能叫這麼多年富力強，尚有精力的工人無事可做，一個城市突然增加這麼多失業工人，能安定嗎？能不無事生非嗎？
眼前就要失去「家園」的腳踏車公司的工人如何安置，已成為我的重中之重的頭等大事。這事，在q市，沒有人不認為它是政府份內的事，也沒有人不認為，政府有做好這事的能力，至少是有解決這事的辦法吧。而政府的人們，一雙雙目光都盯住了我，等我的辦法出臺。可是，誰知道我為這事正焦頭爛額了呢，正像熱鍋上的螞蟻——走頭無路了！唉，這時刻，只有我才懂得啥叫有苦難言。
傍晚時分，我走進省委組織部長秦少卿的辦公室。我要向他彙報彙報我的苦衷，倒倒我的苦水，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援。還有一種想法，萬一q市因為工人下崗失業鬧出了什麼亂子，省委總得有人為我俞陽說句公道話吧。畢竟這種問題是潛伏已久的了，它的暴發只是個時間問題，如果沒有針對性的有效措施的話。我必須讓領導知道這種問題的前因後果……
秦部長聽了我的彙報後說，像這種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的事，並不只是q市才有。全省20個地市，100多個縣及縣級市，目前反映到省裡的這種事已上百起了。遇到這事，一是認真對待，拿出因地制宜的切合實際的解決辦法，至少應該穩定住大局；二是要沉著冷靜，不可大驚小怪。這種事，以後還會有的，市場經濟嘛，孰死孰生，孰衰孰興？都是市場說了算，不是政府官員說了算的。這種事，無論是政府，還是工人，都需要增強對這種結果的承受能力，都應該明白，這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飯碗在全世界就沒有鐵過……
秦部長講的這些道理，我並非不知道。只是當我面對面的與那麼多期待、熱切、哀怨、悲傷、憤怒的工人面龐碰撞時，就說不出如此理論的、理智的話了。唉，這種事都是說著容易，做起來難啊。
不過，最後秦部長的幾句話對我是頗有價值的。他是好心地開導我：遇上這事，還是少跟省裡找麻煩為上策。不然，領導聽到這，會煩心的。再說，這種事，省裡有啥辦法？辦法應該都在地市裡呢。這種事就是該你們想方設法解決的事。
想一想，也是。領導任命你做了市長，市裡有了麻煩，就是你份內的事，你去向領導說這種破事，這種敗壞胃口的事，能有啥好果子？
臨別時，秦部長似無意識地透露著，省委吳書記很快就到中央黨校學習，時間1年。
「怎麼這麼長時間？」我問，「家裡的工作呢？」
「當然是暫由省長主持了。吳書記在q省任職時間也確實不短了，調動調動也是幹部的正常交流嘛。」
「你是說，這次吳書記去黨校學習，就不再回咱省做書記了。」
「也是吧，不過，這種事有時變數很大，你心中有數就行了，不要散佈這種訊息。」
秦部長的話說到這地步，新的省委書記已經擬定了。因為他說話總是留有充分餘地的。
離開省委大院，我想，q市的事，我當然是責無旁貸了，無論遇到多大的麻煩，多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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