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
「上次在日本，我的那種將在外，不服皇的動作，差一點叫他們把我彈劾了。要不是你俞市長挺身而出，為我說話，我這孤家寡人就難混下去的。因為有的商機，只能是‘獨見商機，一意孤行’才是商機。如果大家都能發現的商機，那還有什麼高低之分，其實那已不成為商機了。如果大家都去做的事情，實際是欲要做濫的事，這就是企業家與企業工作者的差別，也是專家與技術工作者的差距。當你身邊眾多的人尚未理解，更未悟出發財的機遇已經走到身邊時，你千萬別使你自己獨有的發現受那般芸芸眾生的指手劃腳與批評抨擊而動搖，而懷疑自己的見解。這時候，你要堅定決心，頂住壓力，一意孤行。」
「你是否覺得，好機會又一次地來了，你又要一意孤行？」
「知我者，俞陽兄也。嘿嘿，真是這回事。俞市長，據我所知，眼下兩家q電的同行業企業馬上要倒閉了，這是個機會，我們q電應當把他們兼併過來，現在兼併，廉價得叫人吃驚啊！可謂事半功倍的好事。可是，這話我不敢說。」
「就是你剛才講的，這種商機只能獨見，沒有共識的。所以也只能一意孤行，不可能眾人同步，令他人認可的。」
「就是這回事，俞市長。你若理解我，就想辦法支援我，這事做成了，q電的效益就能連續翻番。」
「好——好，老韓，我先表個態，支援你有這麼大的野心。我們就是要把企業做大做大再做大，把q電做到全世界去。不過，這事回頭再細細磋商，眼下你得放下私心，鼎力支援我，去擺平腳踏車公司的事。」
「好，俞市長，你說吧，叫我怎麼支援你？」
「你剛才不是都說了嗎，我同意你的說法。」
「噢，對，今天這事，是你請客，我買單。」
「好，老韓，有你這句話，我也財大氣粗了，走吧，該上前線（指被工人圍堵的工業大道現場）了。」
我和老韓及趙鑌驅車到工業大道東端。筆直寬敞的路面被黑壓壓的人群堵塞的水洩不通。這時候，已時值正午，政府的人開始向工人發放盒飯，宣傳車上捆綁的大喇叭正播放著勸解工人散去的話語。在厚實的人牆外面，有幾個人像是工人們的領袖，正與政府的人在激烈地爭執著什麼。我們一下車，就圍過來一群工人，有認識的在相互通報著：
韓老闆親自來了，俞市長也大駕光臨了……
這時老白也擠了過來。真不愧是秘書長，什麼時候都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我們剛到這裡，他就在這裡出現。老白手中還掂個攜帶型的擴音喇叭，他看著圍到我身邊的重重疊疊的人群，大概是擔心被困死在這裡，就對著喇叭向工人們說道：
「工人兄弟們，俞市長今天親自來看大家了，想聽聽大家的心裡話。可是，咱們這種形式，圍得裡三層外三層的，怎麼推心置腹地談心啊！還是我剛才說的辦法，咱們選出工人代表，有話慢慢說。其他同志們各忙自己的事，不要都擠到這裡。」
「我們請求俞市長講話。」
「對——俞市長評評這個理。」
有人在我身邊高聲的喊道，這時，一位老工人突然走至我身邊，面帶苦笑地說：
「俞市長，還認識我吧，我叫任長民。」
「噢，任師傅，怎能不認得，我不是去過你家，還專門喝過你的茉莉花茶，抽過你的絲綢之路香菸嘛。」
「好記性，真好記性。俞市長，我們對不起你呀，你剛來做市長，就跟你找麻煩了。」任師傅很誠懇地說。
「哪裡的話，是我不對起你們，工人兄弟們，是我這市長的工作沒有做好。對不起，我是來向你們做檢討的。」
「不是俞市長對不起我們，也不是俞市長的工作沒有做好，是那些貪官對不起我們，對不起腳踏車公司。」幾個工人異口同聲地說道，「罪孽啊！一個多好的企業，他們就是生著法子把它整垮。」
我不能順著工人的話往下說，那樣要激化他們的情緒。我得想法，儘快使雲集起來的工人們撤軍。我捅一下老韓，意思是該他登場了，老韓當然明白，自己該扮演啥角色。他把老白手中的喇叭拿過來，就開門見山地說：
「老夥計們，我早該來看大家了，今天是俞市長特地約我一道來看大家。」四周立即響起熱烈的掌聲，有人帶頭高呼：「我們要韓總回公司，不要合達賁。」隨著這呼聲，是群聲的呼應：
「要韓總，不要合總，要韓總，不要合總——」
「靜一靜，靜一靜，老夥計們，怎麼不聽我的啦！」隨著韓鑫的喊聲，場面終於靜下來。「夥計們，兄弟們，姊妹們，我知道大家有許多知心話要對俞市長講，要對我講。俞市長也有許多知心話要與大家交流，夥計們要是支援俞市長和我，要是願意說說心裡話，還是得選出咱們工人的代表來談心。要不，咱們這幾百口子人，咋個說啊！大家說，我說的對不對，要是大家認為我說的對，就選咱們自己的代表，選出能真正代表咱們工人的人，與俞市長認認真真地交流溝通。俞市長和我到咱公司的會議室等著你們，不見不散，兄弟姊妹們。」
接下來又是一陣掌聲。顯然，韓鑫雖然早已調離腳踏車公司，但他的威信依舊。
此刻，厚厚的人牆中就裂開一道縫隙，任師傅和幾個工人招呼著我和韓鑫走進工業大道。隨之，那縫隙很快加寬，司機大張開著汽車尾隨進來。這時，我對跟在身邊的老白說，抓緊做好工人的工作，同時讓這裡的工人與大道西口的工人馬上溝通，選出工人代表，儘快使圍堵道路的工人撤離。
韓鑫又將幾個工人召集在一邊，這幾個人像是負些責任，有點小權威的樣子。他不時拉住一個人的手，不時又拍著另一個人的肩，像是久別的戰友，談笑風生，有時又嚴肅得像首長對下級下命令。他與那幾個人的話說過之後，就和我一道鑽進汽車，直驅腳踏車公司，進了辦公大樓裡的會議室。這時，我的心情平靜多了。對完成省委的指示似乎成竹在胸了。還是我一貫的認識，當某項工作決定由什麼樣的人物去做時，它的結果基本已定下了。當那麼多的圍堵大道的工人們親眼目睹他們期盼懷念的救世主，是的，他們是把韓鑫作為了已瀕臨滅頂之災的腳踏車公司的救世主。在工人心中，一個企業的命運就係在一個廠長的身上，廠長是好人，企業就壞不了，廠長壞了，即使下邊的人玩命地幹，也沒用。就好像老百姓期盼清官。他們以為，一方天地，只要有一個包公，這方王國就政通人和，太平盛世，庶民百姓就可安居樂業了。大凡工人百姓的心中，一個他們欽佩崇拜的領導，就是神，就是一切。這樣的人物不僅可率領三軍一往無前，從勝利走向勝利，也應該有在逆境中挽狂瀾於既倒的傳奇功能。在這種時候，把這位被工人神化的人物邀來與我結伴行事，實在是狐假虎威的新版再現。儘管我是一市之長，但是，在當今社會的世風中，工人百姓並不認為當官的都是他們佩服和贊成的人物。特別像我這樣，尚未在q市做出什麼政績的新官，更沒有資本令人家信任。只是有一點，我做到了，也是我眼下僅能做到的，即我出場了，我與工人們面對面地對話了，我沒有耍滑頭，沒有逃避。我很清楚就這一點是許多當官的做不到的。因為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如今的官們，遇到這種麻煩，多是耍滑，推卸責任，就採用迴避的手法。作為市長，想回避這種事也是很容易的。當然，他們的迴避是躲藏在幕後，派手下的人做馬前卒進入扯皮推諉的踢皮球運動之中。我對做好眼前工人的工作，之所以很有信心，因為我相信，人，只要真誠，只要以誠相待，問題終歸是能夠向好的方面轉化的。
果然，事情不出所料，在我們進入會議室之時，圍堵大街要道的工人就開始撤離了，我一直懸著的心終於落下了，今天總算沒有辜負省委、省府的要求。大約是在2點鐘，工人們選出的10名代表在老白幾個人的陪同下，走進了我和老韓所在的會議室。工人們一個個很友好很真誠地與我倆握手，自我介紹，而後落座在會議桌的四側。
這種形式的對話是認真又細緻的。老白招呼著參加對話的人落座，趙鑌已開啟錄音機和筆記本，準備記錄對話實況。
工人們中，除任長民這樣的老師傅外，還有40來歲的中年人與20多歲的青年人。
對話整整進行了三個鐘點，其中印象深刻也是最棘手的麻煩事有兩件。第一，工人們要求清查總經理合大賁的賬目，核實企業資產流向，將合大賁逮捕法辦，綁赴刑場槍決，即使槍決不了，至少要判無期徒刑。工人們就這樣，在並沒有掌握合大賁確鑿的罪證之時，他們就堅信，合大賁的滔天罪惡是千真萬確的，關鍵是政府處理不處理的問題。工人們的這一條要求，我只能說一些套路上的官話，向他們解釋，怎麼懲處合大賁，是需要證據的。執法機關只能根據證據進入法律程式，定奪他的罪刑。作為政府，是不能包辦替代執法機關的職能的。
工人對我的話並不滿意，他們想聽到的是一步到位的痛快的淋漓盡致的答覆，倘若我不負責任地說：「好吧，合大賁罪惡滔天，罄竹難書，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我回去就指令政法部門立即將其逮捕，執行槍決。」如果工人們聽到這種旗幟鮮明，一針見血的承諾，他們會當即振臂高呼，「領導萬歲」的口號。可是，那是不可能的，當時就有人直率地問我：
「俞市長，聽你的話音，到現在還沒有確定合大賁是否真的犯罪，要不，你怎麼說‘怎樣懲處合大賁，是需要證據的’這樣的話。難道說一個好生生的企業都叫他搗垮了，廠裡的幾千號人都沒了飯吃，他合大賁還是花天酒地天天腐敗著，這還不是證據？不是他犯罪的證據？你們還要什麼樣的證據？還要等他把整個q市都腐敗光了再槍斃嗎？」
我很清楚，為什麼許多領導人物，都不願意面對面地回答上訪者的一些質問。通常在這種場合，來的人或多或少地都帶有一種偏激情緒和沉澱長久的積怨，一旦找到了可以撒氣發洩的物件（像我這樣職位的人），當然就不擇方法地狂轟亂炸，怎麼痛快怎麼說，怎麼刺激怎麼講。作為領導，當然應該理智，也應該理解他們之所以會如此「蠻橫」的由來。通常還是政府的工作沒有做好，至少是對該處理的事端沒有及時解決，甚至是採取了貫用的推諉拖沓，踢皮球的手段，直到把老百姓的忍耐空間和承受時間全部耗幹用淨，到他們天天要罵娘造反的份上，才姍姍出場過問這早就該解決的實際問題。人家還能講方法講政策嗎？還能冷冷靜靜地、理智的、溫和的、不緊不慢地道來個中苦楚嗎？想到這些導致工人們窮急橫生的原因，我的心態平靜多了，對他們看似過分的過急的要求，反倒有一種理解和同情。正是這種情愫，使我在這樣的短兵相接的場合，沒有失去應該保持的理智和一個市長的風度。本來我就是有備而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事情都做了判斷和精神準備的。特別是有韓鑫保駕，我的信心充足多了，即使出現了預料不到的事情，它也壞不到哪裡。也許正是這種因素，儘管開始的對話不大順暢，但是在以下雙方交流磨合中，他們的火氣還是消下不少。
第二件事，工人們要求腳踏車公司不能破產，要求政府改組公司領導班子，現任班子的成員，必須拿掉百分之九十的人物。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不能不是個難題，工人們提出的問題，不是我一個人能立即回答的，儘管我是市長。企業破產與不破產，能破產不能破產？都是有具體規定的。倘若腳踏車公司經過審計已經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誰還敢繼續支援它，哪家銀行還會貸款給它。舊債都還不了的主了，再借錢給他，那錢肯定是扔到爪哇國啦。至於改組公司領導班子，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只要公司還存在，原總經理合達賁他們又確實出了問題。可是，這類問題都是領導班子集體決策的事，並非某一個人可以隨意答覆許諾的事。但是，面對工人代表們張張熱誠、期望、誠實的面孔，我又不能用拒絕回答，無可奉行的冷酷語言去熄滅他們的希望之火。我拼命地在大千漢語辭典的世界裡，尋覓著一種既不毀滅工人希望，又不弄虛說謊的詞語。但是這種東西，雖然善良，卻不乏圓滑；雖不是謊言，卻混濁不清；看似道出了答案，那答案卻有極大的伸縮空間。工人們想要的是開門見山的表白，一針見血的承諾，板上釘釘的結論。這陣子，我卻不能為他們一時的高興，來滿足這種強烈的渴望。這是為什麼？
工人們等待的太久了，當官的出場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