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息風一樣傳開，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震動。要知道，公安局拘的可是宏達集團的人，是他們的保衛處長，而且是刑事拘留，這在過去可是從未有過的，何況，這裡邊還含有很多讓人想象的味道。一時之間，我接到好多認識不認識的人打來的電話，核實這個情況，其中就有房啟和，還有好些東風機械廠的原職工，他們紛紛對我表示感謝，給我鼓勵。

賈老大沒有再來找我，這裡邊有兩個可能：一是膽虛了，二是在想招兒對付我，而且兩種可能都有。說實在的，我也有點不安，因為華安的情況太不正常，賈氏兄弟也不能用正常人去衡量，我猜不透他們會怎麼對付我。我想，不外乎找後臺，給我施加壓力，或者暗中使壞吧！

霍世原也很重視這個事，親自來到公安局，問我黃鴻飛都交代了什麼，我刑拘他是否有確鑿證據。我說，黃鴻飛已經承認兩年前組織人恐嚇威脅參加拍賣會競買的商家。他又問我還掌握什麼證據。我說有好多人提供了證據。他又問都有誰提供了證據。因為我必須對三榔頭和黃毛負責，不能讓外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否則不但給辦案帶來麻煩，對他們本人也非常不利，所以我只含糊地說有好幾個人證明，沒再說具體的。霍世原沒有再追問下去，而是又問，此案是否和宏達集團有關？我故意含糊說，目前還沒有證據，但是也不能說沒有。他聽後想了想說一定要慎重，這件事社會影響很大，搞不好，會損害宏達集團的形象。然後就離去了。

漢英也關注這個案子。我向他彙報時，說得就詳細多了，漢英很受鼓舞，他指示我一定要頂住干擾和壓力，堅決把案子查清楚。我把霍世原找過我的情況告訴了他，並說了我們談話的內容。他聽後說我分寸掌握得挺好，一些機密絕不能讓他知道。他要知道了，莊為民就會知道，賈氏兄弟就會知道。然後才告訴我說，霍世原是莊為民當年提拔起來的，肯定跟宏達集團關係非同尋常，而市委只讓我當公安局長，沒兼任政法委書記，就是莊為民在後邊做了工作，目的是讓霍世原當政法委書記來挾制我。之後，漢英對我說，師傅，你還得向市公安局彭局長彙報一下，爭取他的支援，萬一出點兒什麼事，他可以幫你扛一扛。我嘆息說，刑拘一個小小的黃鴻飛，就這樣大動干戈？漢英嘆息說有什麼辦法，黃鴻飛是宏達集團的人，就得想得周全一點兒……

還沒等我彙報，彭局長就把電話打了過來，他已經通過別的渠道知道了這個訊息。我把情況向他詳細地彙報了一遍，請求他的支援。他想了想說，既然華安縣委書記態度這麼鮮明，我還說啥，刑拘就刑拘了吧，不過你們辦案速度快點兒，儘快查到更多的證據，不然大家都有壓力。他的話使我想到，賈氏兄弟一定在背後做了工作，也由此意識到，如果沒有漢英和彭局長的支援，我一個人恐怕很難頂住。

各位讀者看出來了吧，當一個公安局長真不容易呀，想公正執法，難哪！

按照彭局長的指示，我加快了辦案進度。周波親自帶人赴省城，可是卻撲了個空。他打電話告訴我，按照黃鴻飛提供的情況，他們費了好大勁兒才查到尤子輝這個人，可是，他最近卻突然在省城消失了，家也搬走了，誰也不知他去了哪裡。至於他的公司，在工商局也查了，只是個空殼公司，因為一年多沒登記，登出了。而更為可疑的是，據他們調查，尤子輝只是一個做小生意的，根本不可能買得起東風機械廠。我聽了亦驚亦喜，驚的是這個人為什麼忽然失蹤了，是不是知道了什麼訊息在躲我們？喜的是，雖然沒找到這個人，可是，查出問題來了，這樣一個人，怎麼會參與競買東風機械廠並獲得成功呢？

其實，讀者可能早就看明白了，尤子輝是替賈氏兄弟出面的，目的無非是避免賈氏兄弟的嫌疑。可是要把真相查清，拿到鐵證，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告訴周波，和當地的轄區派出所聯絡，請他們幫我們盯著尤子輝的家，一旦發現他的蹤跡，立刻替我們控制住他。周波處理好這些後，從省城返回。

案子陷入僵局，一時查不下去了，而且，我一時也顧不上這案子了，因為我成了被告。

告我的是季仁永。他從拘留所一出來就去了檢察院，告我對他打擊報復、非法拘禁。對，他告的既是我個人，又是華安公安局，所有參與抓捕黃鴻飛和季仁永的人都捲進來。

那天，我突然接到周波電話，他急促地告訴我，檢察院法紀科的檢察官來到刑警大隊，要帶他和兩個弟兄去檢察院。我急忙趕到刑警大隊，兩個檢察官對我說，季仁永把我們告到他們那兒了，他們奉領導之命來調查，所以，周波他們必須去檢察院。我既意外又氣憤，可是，人家是檢察官，我這個公安局長管不著，所以我只能讓他們等一等，然後給檢察長費松濤打了電話。他聽了之後一愣，說讓我等等，一會兒再跟我聯絡。我從他的口氣中感覺到，他好像不知道這事，如果他真不知道，那肯定是哪位副檢察長的指示，我一下想到了是誰。果然，一會兒費松濤把電話打回來，說他問過了，這是屠副檢察長抓的案子。費松濤問我怎麼個情況，我把拘留季仁永的經過說了一遍。費松濤聽完後說，如果是這樣，沒什麼事啊。我說既然沒什麼事，你們為什麼大動干戈？費松濤有些為難地說：「這……既然他們要查，就查查吧，你們既然沒事，怕什麼？」我聽了心裡來氣，向他指出，這事傳出去影響不好，損害公安機關形象，還干擾我們辦案。費松濤聽了苦笑說：「嚴局，你這是自作自受，當初我不要他，你非把他推給我不可，現在嚐到滋味了吧？對不起，我暫時不能過問這事，要不，你親自找他談談？」費松濤幸災樂禍地笑起來，我氣得差點把手機摔了。

費松濤這種態度，我只好找縣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霍世原，他態度更曖昧：「你們沒事怕他們查什麼，要是查不出啥來，不恰好證明你們是正確的嗎？嚴局，我聽說，你過去最反對政法委干預你們獨立辦案，你說，這種事我咋干預？等等再說吧，等他們查不出什麼，我再找他們算賬！」

霍世原指望不上了，我只好找華安的最高領導、縣委書記，也是我的徒弟漢英。他聽完我的話，好像牙痛似的吸了幾口冷氣說：「這……屠龍飛怎麼能這樣……可是，師傅你知道，我是縣委書記不假，可我不能啥事都管。何況，這關係到你和屠龍飛的矛盾，他們又剛剛開始查，還沒個說法，我怎麼過問哪？還是等等再說吧！」我氣憤地大聲說：「那好，就讓他們查吧。對，我也是這個案子的當事人，而且是指揮員，是不是也得被他們傳去調查？」漢英一愣，想了想說：「這可不行，他們調查下邊行，調查你絕對不行，這要傳出去成什麼了。」漢英說完就給費松濤打了電話，費松濤答應了，這才作罷，我也只能無奈地回局。

我避免了被查，周波他們就沒這個待遇了。參與那天晚上行動的弟兄，逐個被傳到檢察院接受詢問，而且，一問就是一天，多咱到十二小時了才放回來。很明顯，查案是假，整人是真。屠龍飛還對周波他們故意放風說：「給嚴局捎個話，看在夏書記的面子，我們就不查他了。不過，他應該接受教訓，今後不要再隨便抓人。」這時我忽然覺得，搞法律的都反對行政干預，可是，像屠龍飛這樣的，要是真沒人干預還真不行，這不無法無天了嗎？通過這個事，我再次感到，在司法機關中，檢察院是權力最大、最不受監督的地方。就說我們公安局吧，屬於行政機關，政府直接領導，上級領導說的話，必須認真對待。在執法上呢，又有檢察院、法院制約監督你，他們可以退卷，可以糾錯；法院比我們好一些，但是也要接受檢察院的監督，獨檢察院高高在上，雖說憲法規定他們受人大的監督和領導，可這種監督實在太有限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真需要黨委和政府幹預他們。

檢察院雖然沒查我，可是，我也沒有完全置身事外。這天，法制科帶著一個男子進了我的辦公室，介紹說，這個人是季仁永聘請的律師，來找我調查當時的情況，原來季仁永還準備提請民事賠償。簡直翻天了。我極為氣憤，對律師說，我沒什麼可提供的，就等著上法庭了。律師離開後，我和梁文斌分析了一下，都覺得，這是賈氏兄弟在後邊操縱的，他們是通過這種手段向我們反撲，並以此打亂、干擾我們對東風機械廠拍賣案的偵破。事實上也確實起到了這個作用，案子本來難度就大，這麼一鬧，更不好查下去了，參與辦案的弟兄情緒都受到很大影響，社會上也什麼傳言都有，對我們公安局的名聲很不利。

事情還在繼續，檢察官們還在一遍遍地找周波等人，有一天，居然還要拘留一個態度不好的刑警，是我找了費松濤才把人要回來的。周波告訴我，他們每次被找去問的都是那些話，有時去了，辦案的檢察官甚至不問話，就讓他們一旁坐著。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們想幹什麼？我再找檢察長費松濤，告訴他，他們這種做法是刁難我們，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們公安局開展工作。費松濤還是一種為難的語氣，跟我商量說：「嚴局，要不，你找屠龍飛談一談，把矛盾化解一下，他也許就……」沒聽他說完，我就氣得摔了電話。

看來，這事情是沒個完了，怎麼辦吧？

在我一時想不出好辦法的時候，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發生了，促進了事情的解決。

霍世原給我打來電話：「嚴局，你有空嗎？能不能來我辦公室一趟？」

「霍書記，有事嗎？」

「有，怎麼，嚴局，你還不知道嗎？」

「霍書記，你說的什麼事啊？」

「嚴局，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裝的呀……那好，你就來一趟吧！」

我帶著心裡的一團疑惑，走進了霍世原辦公室，他把幾張列印材料遞給我：「嚴局，你先看看！」

嗯……

我的眼睛一下睜大了。

是一篇文章，題目是：《公檢較力為哪般》，文章詳細地披露了我們拘留季仁永的經過，然後寫到檢察院如何介入，對周波等人的審查，而且遲遲不予結案，導致公安機關陷入被動，公安民警情緒受到影響等等，義憤和不平躍然於字裡行間，文章的最後還辛辣地發出詢問：這到底是為什麼？作為檢察機關，有權力對公安機關進行監督制約，但是，這種監督制約是正常的嗎？當今，華安政法機關中存在多少腐敗現象，有多少比這嚴重得多，他們為什麼不去監督？在警察隊伍中，有多少與黑惡勢力勾結，他們為什麼不去監督？為什麼偏偏盯住了這起案件？我們還想問一問，為什麼這種事沒人過問，任公檢兩家扯皮，扯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結尾的署名是：群生。顯然，是群眾聲音的意思。

但是，寫這篇文章的人絕不是普通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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