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介紹一下集體上訪這種事。不過，我要解釋的不是這個名詞，而是這種事件的嚴重性。

近些年，集體上訪事件越來越多。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年平均每天都有數萬人在北京上訪，特別是國家信訪局外邊，每天都是黑壓壓的人頭，信訪局不堪壓力。實際上，這麼多的信訪案件，他們確實也接待不起，解決不了，而要解決上訪人的問題，只能是他所在地的當地政府。所以，國家只能嚴令要求各級政府重視信訪案件，並實行問責制，也就是，哪個地方有人進京上訪，就給你劃個道兒，也就是記上一筆賬，超過多少個道兒了，就追究地方領導人的責任，也就成了人們所說的「一票否決」。這一來，一級壓一級，國家壓省，省壓市，市壓縣，縣壓鄉鎮，壓力最大的，是縣這一級，而直接承受壓力的，是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所以，沒有領導不重視集體上訪事件的。

所以，漢英得到這個訊息後，立刻給我打電話，說他此時還在省裡，一時趕不回來，把這件事全權委託給我，求我務必妥善解決，不但不能讓上訪群眾上火車，還不能採取太激烈的手段，以免引發衝突，導致不良後果發生。

聽了漢英的話，我腦袋有點兒大，嘴上雖然答應盡力，但是，對如何操作心裡有點兒沒數。說來好笑，這麼多年，我面臨過多少大案疑難案件，還真沒這麼犯愁過，因為那面對的是刑事犯罪，只要細心偵查，找到蛛絲馬跡，慢慢地總能查到線索，最後破案告捷。即使破不了也不是什麼太嚴重的事，因為誰也不是神仙，保證什麼案件都能破，破案率最高的日本，現案破案率也才百分之五十多一點兒，何況我呢。

可現在我面對的不是刑事案件，是群眾上訪，集體上訪。

換個名詞說，上訪就是告狀，也就是，有冤枉在當地解決不了，找上級領導部門申訴。古今中外任何社會，告狀都是老百姓的權利，古代就有攔轎喊冤之說，也沒聽說哪個被殺頭問斬的。我們國家也有上訪條例，說這是每個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所以，無論是個人上訪也好，集體上訪也好，都是合法的，也和公安機關的職能沒多大關係。可現在不行，我必須執行這項並不是職能範圍的任務，而且不能有一點推託和馬虎。

我來到火車站，還好，火車啟程的時間沒到，上訪群眾還沒上車。由於這些日子抓了紀律作風，接到通知的單位動作都挺快，四十多個警察很快就來到了火車站，縣信訪辦的幾個人也趕來了，在他們的指點下，我們很快辨出了那些上訪人，在火車進站之前把他們控制了，於是，候車室裡亂成一團。我們先是勸他們跟我們回去，可他們根本不聽，沒辦法，我只能一聲令下，四十多警察對十多個上訪者，拖拖拉拉就往候車室外走，上訪者們當然不幹，他們又喊又叫，連打帶罵，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指著我大聲叫著：「嚴局長，我們犯了哪一條，你們憑什麼不讓我們上訪，都說你是清官，你什麼清官？你辜負了老百姓的期望，大家快來看哪，公安局長鎮壓上訪群眾了……」這時候，我只能裝作沒聽見，命令弟兄們抓緊行動，一通混亂，好歹把十幾個人推出候車室，推進警車，推進了公安局會議室。行動中，好幾個警察被打出了血，可上訪人還不解恨，一個勁地罵活該，恨不得要吃了我們。

我把情況報告了漢英，漢英鬆了口氣，說太好了，然後要我和信訪辦主任跟這些訪民對話，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一定讓他們息訪。我叫苦說，這不是我的職能，應該由縣領匯出面才對。漢英說，賀大中帶著分管信訪的常務副縣長出外招商引資去了，縣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霍世原忽然發病，在家中輸液來不了，所以只能由我出面。他授予我一個特別的權力，那就是，可以代表他這個縣委書記，在一些可以表態的事情上表態。

漢英的話說到這份兒上了，我還咋往外推？

可是，對話談何容易？是我指揮警察截住的他們，他們對我抱有強烈的敵對情緒，當我提出對話時，他們根本不跟我說話，直到我再三解釋，表示歉意，並說明，我是代表縣委書記漢英跟他們對話，可以代表縣委書記回答、解釋甚至解決他們訴求的承諾，他們的情緒才緩和了一些，並推舉一個叫房啟和的人代表他們發言。

這個房啟和就是在候車室裡，說我辜負了百姓希望，鎮壓他們的那個人。看上去，他要比我大上幾歲，五十多歲的樣子，頭髮花白，一副倔強模樣，我忽然想起，我剛來華安那天，在信訪大廳的接待室裡，漢英接待的那個人不就是他嗎？

果然。他說：「嚴局長，咱們見過面，那天，我在信訪大廳和夏書記談話，你去找他了！」我說：「對對，看來，咱們有緣分哪，有啥話，就跟我說說吧！」他說：「嚴局長，你先回答我一句話行嗎？」我警惕起來：「行，你說吧！」他說：「我就問一個事兒，我們上訪犯法不犯法，犯了哪一條？」問題很簡單，可我卻回答不上來，我想了想苦笑一聲說：「房大哥，你給我出了個難題呀。行，我回答你，不犯法，行了吧！」房啟和說：「不行，既然我們不犯法，你們憑啥這麼對待我們？你們這麼幹，犯法不犯法？」他這一問，好幾個訪民都逼問起來，我活了五十多年，還從來沒讓誰問得說不出話來，只能再次苦笑，迂迴著說：「房大哥，我只能對你說，我執行上級交辦的任務，而且，我覺得這麼做對你們有好處。」他們就叫起來：「好處？不讓我們上訪還對我們有好處？」我說：「是啊，你們好好想想，你們上北京能不能找到管用的領導不說，就是找到了，這麼多人，人吃馬喂的，得多少錢？你們找這個找那個，最後，肯定還得回華安來解決。我覺得，縣委夏書記不是不關心群眾的人，你們拋開他去北京，不等於去告他嗎？有啥問題，可以跟縣委、縣政府反映嘛，為啥非得去北京呢？你們也不是一次兩次上訪了吧？北京要是能解決，為什麼到現在還沒解決？我看，咱們就別鬥氣了，還是跟我說說，看我能不能幫上你們的忙！」

經過我這一番繞扯，他們的注意力被轉移了，不再質問到底誰犯法的事，而是讓房啟和抓緊說事。

怪不得房啟和被推為代表，原來他表達能力很強，語言流利，條理分明，慷慨激昂。他先告訴我，他們的事情已經發生八年了，當年，縣裡以開發為名，硬把他們這些人從二道街遷到城郊，而在他們原來居住的地方，建起商服大街。可是給他們的補償很少，導致他們生活水準大大降低，現在，有好多家庭陷入困境。因為多年來一直未能解決，所以才決定集體進京上訪。他還告訴我，他們十幾個人是代表當時被強遷的八百多戶居民。

八年前的事了，我能解決嗎？怎麼解決呀？

我感到頭又大了。

但是，我不能表現出來，而且還要表現得特別耐心。我問，補償為什麼太少，太少為什麼他們同意動遷？

沒等房啟和回答，好幾個人嚷起來。

「不同意行嗎？再不遷就給你硬扒了，把你抓起來！」

「砸你玻璃，斷水斷電，不走咋活呀？」

「他們用黑社會來對付我們，誰不怕呀……」

什麼？黑社會……

我急忙打斷吵嚷，讓他們好好說說：一、補償是不是符合規定標準；二、黑社會對付他們是怎麼回事。

很快，我弄清了第一個問題。八年前，國家的補償標準不像現在這麼明確，也不像現在這麼高，當時，也是規定每平方米補償多少錢，這個規定表面上看也可以，但是，房子沒了，建起了大樓，你想在原地用這筆錢買房子根本買不起，不但在這裡買不起，在市區任何地方也買不到和原來條件相當的房子，沒辦法，只好遷到城郊居住。當時他們也算清這筆賬了，所以堅決不搬，可是，不但斷水斷電，生活陷入困境，更可怕的是，天黑了，睡下了，忽然嘩啦嘩啦幾聲，玻璃被砸碎了，幾塊大磚頭撇到了炕上。這還不算，那些骨頭硬的，挑頭兒的，等你落單，跟前沒人的時候，不知從哪兒冒出幾個蒙面人來，一頓毒打，指令你馬上搬家，不然腿大筋給你挑了。這樣一來，誰還能扛得住啊，就一戶一戶搬了，商服大樓也就建了起來……

我又聽到了自己的心跳聲，不由又問了一句：「真的，你們說的都是真的？」

他們七嘴八舌吵起來，顯然是真的。

我問：「你們知道是誰幹的嗎？」

有人說，黑天半夜，根本沒看著人；有人說，看著人也是蒙著臉。我又問他們能不能提供什麼線索。他們就沉默了。好一會兒，房啟和才問我：「嚴局，難道你真要管這事？」

我說：「跟你們說實話，別的事我不敢保證，但是，涉及到刑事犯罪，確實是我的職權範圍。你們說的這些事，都是嚴重犯罪，如果能提供線索，雖然事隔八年了，我仍然可以追查下去，查出是誰，肯定嚴懲不貸！」

幾個代表互相望了望，不說話，最後，還是房啟和嘆息一聲說：「嚴局長，要啥線索呀？這不一眼就能看得出來嗎？和這事沒一點兒關係的人能幹嗎？你就看看誰受益吧！」

對呀！

我說：「那好，誰受益？誰在你們拆遷中受益了？」

他們又沉默了。

我說：「你們放心，我以人格保證，今天你們對我說的話，只限在這個會議室裡，我不會對任何人說的。我換個說法，當年，商服街的開發商是誰？」

上訪代表們又互視了一眼，房啟和做了回答：「宏達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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