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這個「訣竅」，安小元這次不但沒有給勞天容送禮，反而還給勞天容添「麻煩」。

這次臨走的時候，安小元對勞天容說：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麻煩大姐。

「什麼事情？」勞天容問。

勞天容這樣問就表明她具備了做領導的素質。如果不是領導，而是一般的「大姐」，肯定還沒有弄清楚對方要麻煩什麼，馬上就先答應「沒問題」。事實上，輕易承諾的人，也往往輕易爽約，當領導的，不能輕易承諾，這樣他們才能一諾千金，才有威信。

「我每次經過北京的時候都感到不方便，」安小元說，「不知道能不能麻煩小彤幫著訂個機票什麼的。」

小彤就是鄭小彤，勞天容的兒子。

「沒有問題。」勞天容說。

當然沒有問題。安小元事先就知道不會有什麼問題。因為這個「麻煩」是與公家利益無關，或者說與勞天容手中的權力無關，只要是與公家利益無關，或者說與她手中的權力無關，那麼勞天容當然就會說「沒有問題」。這是領導同志的共性，至少是比較廉正的領導同志的共性，或者說，是比較謹慎的領導的共性。比較謹慎的領導同志，最怕身邊的人打他手中權力的主意，只要身邊的人不打他手中權力的主意，像安小元這樣給他們找一些無關痛癢的小「麻煩」，他們反而高興，因為這樣，他們就感覺不欠你的了，或者是不用擔心你在其他方面給他添麻煩了。現在勞天容就是這樣。勞天容是個不想佔別人便宜的人，現在安小元幫能源集團跑煤炭，而且價格比市場價低，等於是幫了能源集團的忙，也等於幫了勞天容的忙，所以，如果反過來能夠幫著安小元做點事情，勞天容反而安心一點。另外，既然安小元要去北京「麻煩」兒子，就等於替她看望了兒子，勞天容當然高興。所以，勞天容不但把兒子的電話號碼交給了安小元，而且還專門給兒子寫了一封信，讓他儘可能關照安小元姐姐。寫完了之後，又覺得不妥，安小元喊她大姐，怎麼能讓兒子喊安小元「姐姐」？於是就想改。

「不用了，」安小元說，「他不喊我姐姐喊我什麼呀？稱呼是不能類推的。」

勞天容想想，也是。於是，專門找了一個信封，裝起來，交給安小元。

勞天容在把信封交給安小元的時候，有點莊重，彷彿是交給了安小元的一個託付。

勞天容好長時間沒有寫信了。今天寫起來，突然找到了與打電話不一樣的感覺。她說不出是什麼感覺，但是她知道，那時一種似乎有點遙遠的包含著母愛的溫馨的感覺。

「要不要給小彤帶點東西？」安小元問。

勞天容的眼睛活泛了一下。

「算了，」勞天容說，「北京什麼都有。再說這麼老遠你帶起來也不方便。」

「買吧，」安小元說，「北京雖然什麼都有，但是他一個男孩子，哪裡想起來去買呀。」

安小元這樣說就表明她對勞天容的家庭情況非常瞭解，瞭解到她丈夫是研究美洲歷史的，經常在國外，這時候北京的家事實上只有兒子鄭小彤一個人在留守。

勞天容被說動了，因為安小元沒有說「這是做母親的心意」這類的話，而說男孩子生活馬虎，想不起來買，這樣一說，勞天容的大腦裡馬上就勾勒出了一幅兒子在北京生活一團糟的畫面。

「走，」安小元說，「我陪您一起去。」

倆人來到天虹商場，一頓採購。要不是考慮安小元路上確實不方便，勞天容差不多就打算把整個商場買下來。

在超市出口買單的時候，本來安小元站在更方便買單的位置，要是換在平時，她肯定就會把單搶著買了，但是今天她沒有。不是因為她小氣，而是她覺得為兒子買東西是母親的權力。安小元雖然還沒有結婚，當然就沒有做母親，但是作為女人，她的身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母性，她對於母親還是能充分理解的。她不想剝奪勞天容作為母親為兒子買東西的權力。

到了北京，見到鄭小彤，安小元才發現鄭小彤的生活比她想象的還要糟糕。首先鄭小彤並沒有考上正規的本科大學，只是在社科院內部辦的一個電視大學的教學點上了三年的電視大學。其次是他現在的工作也不理想，只是在社科院系統下屬一個相當於照顧家屬性質的家用電器維修部搞電器維修，所以，一看就是不順心。

但是北京人就是北京人，即使不富貴，不順心，也還有一種皇城根腳下八旗子弟固有的豪氣和大氣。接收了母親千里迢迢從特區代來的一大堆慰問品，又掃了一眼母親寫給他的信，鄭小彤堅持要請安小元出去吃飯。

「可以，」安小元說，「你請客，我付帳。」

「憑什麼？」

「憑我比你大，」安小元說，「憑我比你有錢，憑我是老闆。」

比他大自然不用說了，一看就比他大。比他有錢也能看出來，參加工作比他早，再說特區這邊的工資比北京高，當然比他有錢。但是說到「老闆」，鄭小彤就不明白了。難道是特區那邊的新說法，說「姐姐」是「老闆」？

「你不是我媽同事嘛，」鄭小彤說，「什麼時候成老闆了？」

「那是以前，」安小元說，「以前我給你媽當秘書，你媽是老闆，現在我下海了，自己開公司了，所以我就變成‘老闆’了。」

「下海？真的？」

「當然真的，」安小元說，「這還能騙你？」

為了證明自己確實沒有騙這個小弟弟，安小元還掏出一張名片。但是這個名片跟上次在大同的時候給李必恆的那張名片不一樣，但都是為了體現自己的「老闆」身份。上次給李必恆的名片上印的是「特區人民政府能源管理辦公室」，頭銜是秘書，因為政府機關的首長秘書相當於是「老闆」，這次給鄭小彤的名片上面印的是「特區能達貿易有限公司」，頭銜是董事長，因為企業裡面董事長是老闆。

「真是老闆呢，」鄭小彤笑了，「行，你請客。你請客我就要往大的點。」

「可以，」安小元說，「把女朋友也叫上吧。」

鄭小彤難堪了一下，臉都紅了，搖搖頭，說：「我還沒有女朋友呢。」

安小元的心突然緊了一下，有點同情起小彤來。她沒有想到社科院的子弟也有考不上大學的，她沒有想到小彤連女朋友都沒有，她甚至不理解像勞天容這樣風光無限的人，家庭生活這樣的糟糕。說實話，鄭小彤目前這個樣子正是安小元原先所希望的，因為越是這樣，就越便於她的計劃順利實現。但是，當她真的發現鄭小彤的生活如此糟糕的時候，安小元似乎又忘記自己原先的計劃了，又覺得有點不公平了。她突然感覺，自己的下海是對的，要不然還在政府機關，或者還在國營單位，將來做的再好，充其量就是達到勞天容這個水平，那又怎麼樣？

這次來找鄭小彤其實是安小元事先策劃好的，安小元打算把鄭小彤帶到特區去，作為「大禮」送給勞天容，給勞天容一個意外的驚喜，以進一步鞏固自己和勞天容的關係。她知道，勞天容現在什麼都不缺，就缺少親情，具體地說，就希望兒子小彤能在她身邊，但是兒大不由娘，鄭小彤不知道是對特區有偏見，還是不想讓母親在身邊管著自己，反正死活就是不願意跟勞天容來特區，勞天容也不能強迫兒子，因此，兒子的事情一直是勞天容最大的心病。如果安小元能夠幫著勞天容消除這塊心病，那麼她們的關係就更不一般了。

安小元策劃鄭小彤去特區的另外一個打算是讓鄭小彤跟她一起做生意，這樣，她就把自己的利益和鄭小彤的利益綁在了一起，而與鄭小彤綁在一起，也就等於是間接地跟勞天容綁在一起，只有跟勞天容的利益綁在一起，她的生意才能做大，才能做長久，才能做的不費勁。

應該說，在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上安小元還是比較清醒的，她知道，如果不想辦法把自己跟勞天容綁在一起，那麼她們之間的關係就不可能真正牢靠。靠送禮，靠講貼心話，當然也可以建立一定的關係，比如目前這種關係，但是，目前這種關係是脆弱的，是經不起風浪的。如果市場形勢發生逆轉，煤炭市場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安小元還能夠憑她跟勞天容的關係讓能源集團繼續買她的煤嗎？或許可以，但只能照顧一單兩單，絕對不能長久。這種市場發生逆轉的情況也不是不可能發生的，安小元知道，根據市場規律，正因為現在煤炭是緊俏商品，所以各地煤炭工業都在大幹快上，小煤窯如雨後春筍，將來煤炭市場實現供銷平衡甚至煤炭生產過剩也完全有可能的，而一旦煤炭生產過剩，煤炭市場的供求關係倒了過來了。所以，安小元必須趁早跟勞天容建立牢不可破的關係。什麼叫「牢不可破」呢？利益綁在一起的關係就是牢不可破的關係。憑安小元對勞天容的瞭解，她要想直接跟勞天容建立牢不可破的關係是不可能的。安小元太瞭解勞天容了，或者說她太瞭解像勞天容這樣當領導的了。凡是當領導的，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有強烈的事業心，為了事業，他們不惜大義滅親，不要說一般的朋友了，而對於領導來說，所謂的事業，就是他們的政治地位，就是他們手中的權力，他們是絕不會為了朋友而喪失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手中的權力的。所以，安小元必須在她和勞天容之間新增一種強力粘合劑，這個強力粘合劑就是勞天容的兒子鄭小彤。

能夠在賣方市場的形勢下考慮到將來有可能出現的買方市場局面，並且提前做好準備，說明安小元大學沒有白上，說明「小香港」給她的教訓沒有白費，說明她這些年在特區政府機關沒有白乾，說明她在香港商人圈子裡面沒有白混。總之，說明安小元現在已經具備一個成熟商人的必要素質了。

安小元現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說服鄭小彤跟她南下。她知道，在說服鄭小彤去特區的問題上，勞天容那一套不行。勞天容的基本思路是她為鄭小彤安排一個體面的工作，讓鄭小彤衣食無憂，讓勞天容天天能夠看著他茁壯成長。總之，一切由勞天容安排好了，兒子鄭小彤就等著去享福吧。但是，鄭小彤是那種等著靠父母的照顧去享福的人嗎？說到底，這是代溝問題，是勞天容這一代人不瞭解鄭小彤這一代人真正的想法的問題。但是安小元不一樣，安小元跟鄭小彤之間沒有代溝，至少沒有很深的代溝。

雖然還沒有談實質性問題，但安小元已經感看到了勝利的曙光。就比如吃飯，如果是勞天容回來，鄭小彤可能不會跟她出來吃飯，就是跟她出來，也是勉強的，至少不會這麼開心，這麼隨便。而現在，鄭小彤就非常隨便，非常開心。看著鄭小彤開心，安小元也開心，因為她知道，離成功已經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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