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香港」學習成績一般，相當一般，準確地說是不好。不知道是他們那裡普遍不好還是她自己不好，反正學習成績不好。不好，還不用功，不知道是不習慣用功還是不需要用功。考試主要靠「行賄」。「行賄」同學，「行賄」老師。當然，她有有點，主要是大方，把錢不當錢，從來不知道什麼叫節省，與許多同學會算計形成鮮明對比，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凡是集體活動，大家都沾她的光，比如買汽水，她出錢，在場的所有人全部有份。還有大家如果一起乘公交或上地鐵，她一個人把大家的票全部賣了，因此，學習成績不好的「小香港」人緣極好。

「小香港」跟黃大衛的關係也是從「行賄」開始的，因為她居然送給黃大衛一副價值千元的水晶眼鏡，還有幾百塊一條的領帶。在當時，一條這樣的領帶差不多相當於黃大衛兩個月的工資。或許，「小香港」最初「行賄」黃大衛的目的純粹是為了考試過關，但是後來肯定就別有用心了。等到安小元察覺之後，已經晚了，「小香港」已經被黃大衛「迷姦」了，或者是黃大衛被「小香港」「迷姦」了。更為可氣的是，明明是「小香港」充當了第三者，但是同學們居然普遍站在「小香港」一邊，搞的倒像安小元自己是第三者一樣。

從那一刻開始，安小元價值觀陡然發生了變化，她覺得，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錢是真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錢就等於有了一切。都說女人喜歡有錢的男人，其實，男人也一樣，除了錢，自己哪一點比「小香港」差？可北大畢業的黃大衛，還不是把情感的天平傾向了「小香港」嗎？還有那些同學，誰不清楚她安小元跟黃大衛在先？之所以站在「小香港」一邊，還不是因為之前得到過「小香港」的好處，今後還想繼續得到好處，所以放棄公理，昧著良心說話？

安小元暗下決心，將來一定要賺大錢，一定要比「小香港」更有錢，最好還能夠成為真正的香港人，比「小香港」還要「香港」。正是為了實現這兩個目的，大學畢業的時候，安小元義無返顧地選擇了特區。可惜，只能到特區了，要是有直接分配到香港的指標，打破頭她可能都要爭取到香港。

4

實事求是地說，沒能進入班子，樊泰章多少有點失落，不過這種失落很快就被化解了，因為緊隨其後從北京直接來的兩個司局長成了他的部下，立刻就讓樊泰章發覺到自己位置的重要，而且有一種自己實際上是被提拔重用的感覺。

這兩個人就是程萬里和勞天容，都是國家部委的正局級領導，現在調到特區，調到樊泰章的手下，由樊泰章安排工作。

發覺自己其實是被超值重用之後，樊泰章幹勁上來了。

樊泰章突然發覺投資管理公司的工作其實非常適合他做。投資管理公司雖然名稱是「公司」，其實自己並不參與經營，而是管理下面那些國營大中型企業，這跟當初自己在部裡擔任企業司司長的工作和後來準備擔任的「三峽省」經委主任的角色基本一致。樊泰章豁然發覺，市委書記姚中誠是非常有水平的，至少在選用幹部方面很有水平。而做一把手的，只要選用幹部有水平，就等於全面有水平。

為了便於開展工作並體現改革精神，樊泰章馬上就把投資管理公司的職能進行了定位，定位在主要從事國有資本的產權管理和資本運作，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上。定位後，為了方便記憶和彙報宣傳，根據以往在部裡面的工作經驗，參照自己以前分管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慣用做法，樊泰章把投資管理公司主要職能概括為「投資、經營、管理、服務」八個字。

樊泰章的「八字方針」很快得到了姚中誠的認同，當然，得到姚中誠的認同就等於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像這種花架子的事情，肯定是「班長」怎麼說，大家怎麼吆喝，誰也不可能為這種事情影響「班子團結」的大好局面，更不會因為這種小事得罪「班長」。

職能搞清楚之後，樊泰章開始落實幹部，其中重點是下屬大中型企業一把手的選拔任用。樊泰章認為，「八字方針」中，核心是「管理」，至於「投資」，在他上任之前，或者說是在投資管理公司正式設立之前，國家早就已經「投資」了，他能把這些已經「投資」的企業管理好就不錯了，暫時還考慮不到新投資的問題。至於「經營」，前面已經說了，主要是靠下面被管理的企業去經營，而不是管理公司自己去經營。至於最後的一條「服務」，則主要是為了好聽，就像各級領導都謙虛地自稱自己是「公僕」一樣，理論上當然也能這麼說，好比牧羊人當然也可以說自己是為羊群「服務」的，不過實際操作過程中，羊還是要聽牧羊人的，不可能讓牧羊人聽從羊群的指揮。如此，剩下的就只有「管理」了，而管理不就是「管人」嘛。

投資管理公司本身的班子暫時不需要樊泰章操心，事實上他也沒有辦法操心，因為班子早定好了，包括他自己都是被別人「定」的。樊泰章被「定」的職務是特區投資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黨委書記，與他同時定的還有楊崑崙，總裁兼黨委副書記，另有副書記一人，副總裁若干和紀委書記一名，幾乎沒有給樊泰章留下任何「管人」的空間。如此，樊泰章所謂的「管人」，其實只能是管下屬企業的「人」，而不是管投資管理公司本身的「人」。

樊泰章見怪不怪，覺得這很正常，如果樊泰章是剛剛從國外回來的，那麼他可能就覺得不正常，既然讓我負責投資管理公司，而班子成員卻不是我自己挑選的，責和權不是不對稱嗎？好在樊泰章不是從國外回來的，而是從北京來的，或者說是從中途夭折的「三峽省」來的，所以對「中國特色」非常瞭解。不僅非常瞭解，而且非常理解，理解到他認為這種現狀其實是非常合理的，或者說這種狀況真正體現了責和權的高度對稱。如果不對稱，那麼姚中誠在跟他談話的時候，為什麼會說「萬一有什麼閃失，責任由市委承擔」呢？正因為整個班子都是市委定的，所以將來萬一有什麼閃失，責任當然要由市委承擔。儘管「讓市委承擔」就等於是沒人承擔，但至少是不要他承擔了。只要不要他承擔了，那麼他的權力和責任就對稱了。

這麼一想，樊泰章又覺得有點不對勁，如果責任不落實到人，而集中到一個集體，比如集中到市委，或者集中到投資管理公司黨委，那麼就等於誰都沒有責任了。樊泰章發現，這種責任不到人的「中國特色」可能才是國有企業搞不好的真正根源，但是他同時又不得不承認這就是我們現行管理體制的妙處，這種妙處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或者說是充分體現了官本位的思想，換句好聽的話說，就是體現了黨對領導幹部的一種特殊保護的思想。試想一下，一句「黨委承擔」，等於是把個人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倒也確實能挽救許多幹部，但是正因為個人都沒有責任，比如企業的一把手對企業的經營好壞沒有責任，所以企業當然搞不好，而如果企業都搞不好，企業都垮了，誰挽救工人呢？誰挽救國有資產呢？誰挽救我們國家呢？這麼想著，樊泰章自己就感覺到了一種責任。他覺得既然是試點，而且是全國性的試點，就一定不能走老路子，一定要嘗試新的管理模式。

雖然這麼想了，並且也打算這麼做了，但是樊泰章並沒有向姚中誠彙報自己的想法。他擔心自己的想法還不成熟，還是暫時不向上面彙報為好。他還擔心向上面彙報了，上面不是表示反對就是表示支援。樊泰章現在既不要市委反對也不要市委支援。如果市委表示反對了，那麼他的想法就沒有辦法實踐了，而如果市委表示支援了，那麼他就有壓力了。他決定學習當年安徽鳳陽小崗村那十八戶農民的做法，先自己私下裡悄悄地幹，幹失敗了，自己悄悄地收場，幹成功了，再向上面彙報。

樊泰章準備改一改「黨委承擔責任」的做法，讓他下屬企業的一把手承擔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否則肯定還是老樣子，搞不好。所以，樊泰章在安排程萬里和勞天容擔任下屬兩個集團公司的董事長的時候，既沒有對他們說「將來萬一有什麼閃失投資公司黨委承擔責任」，也沒有直接指派總裁和副總裁，除了按照上面明確規定的必須派的紀委書記之外，其他一切人員都由程萬里和勞天容自己提名，然後報投資管理公司審批。只要不離譜，樊泰章就打算充分尊重他們自己的意見。

後來的實踐證明，樊泰章的這種把權力和責任同時下放的做法，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起到了相當好的作用。

5

因為長得漂亮，或者是其他什麼緣故，安小元來特區人事局報到後，當場就被人事局留下了，說是暫時留下幫忙。

也確實是暫時幫忙，因為編制的問題，安小元並沒有長期留在人事局，正好趕上成立能源辦，就被安排進了能源辦，做了能源辦主任勞天容的秘書。後來，特區能源辦撤消了，全班人馬歸併能源集團，勞天容宣佈了一個政策，走留自由，願意跟隨她去能源集團的，歡迎，不願意離開政府機關的，自己找接收部門，她這邊保證不為難。結果，除了極少數的幾個人之外，絕大多數同事都跟著勞天容一起來到了能源集團。出乎勞天容意料之外的是，一直跟隨她身邊並且讓她感覺是最不會離開她的安小元，卻選擇了第三條路，既不留在機關，也沒有去能源集團，而是下海。

安小元早就想下海了。

安小元來到特區後，把目標鎖定在賺錢和成為香港人上面，這兩個目標相結合，就是她要結識香港人，嫁給香港人。只要嫁給了香港人，那麼她的目標就實現了一半，假如嫁給一個有錢的香港人，兩個目標全部都實現了。安小元當然希望兩個目標全部實現，於是，她把目標又進一步鎖定在有錢的香港人身上。

因為漂亮，加上又處在政府能源辦這個位置，使她果然就結識了不少有錢的香港人。

安小元發現香港的男人普遍比較尊重婦女，至少表面上比較尊重婦女，因此，安小元在他們中間比較得寵。另外，香港人一方面客氣，另一方面傻，這兩條結合在一起，倒常常讓安小元感到好笑並佔了不少便宜。比如，安小元明明是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但是香港人在相互介紹她的時候，每次都說是北京大學畢業，或許在香港人看來，北京師範大學就是「北京大學」，但是在大陸人看起來，差遠了。還有就是安小元明明是市政府能源辦公室主任的秘書，香港人硬是說不好，常常把她說成「市政府辦公室主任秘書」。剛開始安小元每次還要糾正和解釋，後來發覺完全沒有必要。久而久之，安小元就變成「北京大學畢業的市政府辦公室秘書」了。這種身份加上相貌，使她在特區的地位很快就超過當年上海灘上的露露小姐。

安小元跟那些香港人有沒有上過床，或者有沒有利用自己「政府秘書」的身份為這些香港老闆辦過什麼事情，現在已經無法考證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當她離開勞天容而下海的時候，她手中已經積累了一筆不大不小的錢了。可能是幾十萬，也可能是幾百萬，不管是幾十萬還是幾百萬，在當時的特區足可以支撐起一個門面了。事實上，這些錢正是後來安小元起家的本錢。

從市政府能源辦出來，安小元是真正的下海，不象很多人，聲稱自己「下海」，其實並沒有下到「海里」，而是在岸上換了一個地方繼續打工，比如從政府機關下到企業工作，或者說是從國營單位「下」到外資企業工作，打工的性質並沒有改變，而只是為之打工的老闆換了，所以不能說是真正意義上的「下海」，最多隻是從大陸「下」到「海島」上，或者是「下」到「船上」，只有像安小元這樣，從政府機關出來之後，不為任何人打工，立刻自己做生意，除了依靠自己之外，沒有任何依靠，自己承擔自己的全部風險，腳底下不生根，這才叫真正的「下海」。

話雖然這麼說，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真正下海的，因為真正的下海，除了膽量之外，還必須要有本錢，大多數人沒有本錢。既然沒有這個本錢，那麼就沒有資格「下海」，就只能是換一個地方繼續打工。

安小元當初離開勞天容的時候，沒有直接對勞天容說她下海，而只是說去給私人老闆打工，不是安小元存心欺騙勞天容，當時她只能這麼說，如果說實話，說自己直接「下海」，那麼如果勞天容問她哪裡來的本錢，她該怎麼回答呢？所以只好說是換一個地方繼續打工，但事實上，安小元就是直接「下海」了。

安小元下海之前是經過充分準備的。

安小元一開始的想法是嫁給一個有錢的香港人，但是在香港人堆子裡面混了一圈之後她發現，原來的想法要修正，不能想著魚和熊掌都要得，至少不能在同一時間段裡面既想得到魚，又想得到熊掌。她決定先得熊掌。

經過認真的比較，安小元發現在成為香港人和成為有錢人兩個目標中，有錢是熊掌，香港人是魚。因為她發現，並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有錢，而所有的有錢人都受人尊敬。她甚至回想了一下，當初「小香港」之所以能夠奪走黃大衛，主要原因不是她長的象香港人，而是因為她有錢，所以她才能「行賄」同學，「行賄」老師，「行賄」黃大衛。如果「小香港」沒錢，不要說她是假香港人，就是真香港人，黃大衛也絕不會看上她，同學們也不會吃了她的嘴軟。所以，有錢是關鍵。有了錢之後，成為香港人其實是非常容易的。有了錢之後，是不是香港人都無所謂。

這麼想了，安小元就把全部的精力鎖定在搞錢上。她能夠堅持在能源辦公室幹那麼長時間，一直幹到機構發生變化了，允許大家有多種選擇了，才正式下海，也是為了搞錢，或者是為將來搞錢做準備。

安小元分析了自己的長處，覺得自己的長處關鍵在兩頭，一頭是大同那邊的關係，另一頭是特區能源集團這邊的關係，只要把這兩頭關係都搞順了，賺錢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安小元認為，這才是她長處的實質。至於年輕，至於漂亮，至於學歷，安小元認為都不如這兩頭的人際關係重要。做生意靠什麼？不就是靠人際關係嘛。至於年輕，至於漂亮，至於學歷，也都是為人際關係服務的，如果沒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僅憑這些條件，充其量就是謀的一份好工作，如果那樣，安小元還不如留在政府機關，說不定真能混上一個「政府辦公室主任秘書」的角色，哪裡用得著下海。

安小元在勞天容手下當秘書的時候，就做好了將來利用這個關係的準備，於是非常注意跟勞天容搞好關係，建立感情，把自己打造成勞天容的貼心人。

為了建立相互信任，安小元不惜編造一些自己的「隱私」向勞天容傾訴，並「討教」勞天容的解決辦法，搞的勞天容也不得不向她透露一些自己感情生活上的不如意，比如她丈夫是個書呆子，在夫妻生活上從來都不熱情主動等等。透露完之後，勞天容又有點後悔，後悔自己不該一時衝動對自己的秘書說了自己的私生活，甚至擔心自己跟安小元太親密了之後，反而會影響正常的工作關係。但是勞天容很快就發現她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安小元不僅守口如瓶，而且不久就辭職下海了。既然辭職下海了，那麼就說明她跟自己交心並沒有什麼政治目的，並不打算要勞天容提拔她。都辭職下海了，還怎麼提拔？所以，安小元離開勞天容後，她們的關係不但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更加親密了。

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安小元最後的發跡，在很大程度上仰仗於她和勞天容這種特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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