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歲的年輕女孩怎麼也沒有想過，自己會這樣死在重慶的防空洞裡。

她不是沒有幻想過死亡，但是在她青春又熱烈的腦海裡，她即便死也應該死得壯烈、有意義、有價值。或許是在遊行示威中被來鎮壓的警察用子彈貫穿胸膛；或許是被政府的鷹犬逮捕，在刑訊中以死明志；或許乾脆走上了前線，用鮮血來澆築抵禦侵略者的圍牆……

總之，不是像現在這樣，和上萬人一起擠在防空隧道里面，從下午到晚上，空氣逐漸稀薄，呼吸不過來，想要出去卻打不開上了鎖的閘門。身體被壓在不斷往前擠的人群中，因為窒息倒下，又被繼續往前湧的人踩踏上來。

她後悔今天來重慶了，她本應該在成都華西壩的校園裡上課，上午是英國文學，老師講到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華茲華斯……她原本是不喜歡這些落伍過時的文學意象的，覺得與此刻的民族危機相比，太無用、太軟弱人心志。

早在唸高中的時候，她就發現，自己所關心、在意的，與周圍的同學們有很大不同。

民國廿五年，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在西安發動事變，逼蔣抗日。在她看來，這當然是義舉。日本人已經侵佔了東北，中央政府卻一再退讓，行政院長甚至為了向日本示好，要在首都南京種日本的國花櫻花樹。

為了聲援西安，她第一次參加了抗日遊行活動，和隊伍中的其他青年抱著一樣樸素卻熾熱的目的，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對抗外敵。

發現女兒熱衷於進步活動的父母表達過擔心，卻被反問在北洋政府在受日本「二十一條」的時候，他們是怎樣的心情。

在這種時候，父母總是要輸給子女的。

不過到了第二年，盧溝橋事件發生，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戰宣告，他們才在另一個層面放下心來，對女兒講：「你看，政府已經決定統一戰線，就用不著你一個女孩子整天搖旗吶喊了。你馬上也要進大學，讀書學習才是你的首要任務，抗日打仗是中央軍人的任務。」

但是，考到金陵女子大學的外語系，並沒有改變她對於更先進思想文化的追求。她對大學自由的環境充滿嚮往，以為一定能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她邀請同班同學一起參加讀書會，可是響應者寥寥，而即便同她去的，在一兩次後也開始找藉口回絕。在她的追問之下，才有同學說了實話，原來也是父母的告誡，叫她們在大學只專心讀書，不要參加有政治色彩的活動。

她先是覺得沮喪，後來便感到憤慨。尤其在學校於當年冬天經過流亡遷到成都後，她更感到沉溺於讀濟慈、雪萊無法拯救現下這個在戰火中的中國。她要走出去，走出宿舍、教室、校園，投入能改變國家命運的鬥爭。

那時候的成都華西壩，不止有一個金陵女大，還有金陵大學、華西大學、齊魯大學。幾個學校的進步團體互相碰面結識，決定團結起來，繼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

進行活動，當然會遭遇憲兵或者特務的干預，但她自有一番掩人耳目的方法。

每次出學校參加集會或是示威遊行，如果遇到突擊檢查逃命，她便從外衣褲裡抽出穿在裡面的連衣裙，又從包裡掏出一雙皮鞋換上，便立刻從揮著拳頭的進步學生變成蓮步輕移的嬌小姐。

這個方法幾乎屢試不爽，她可以大大方方地從憲兵面前走過，對方也只認為她是無意間路過，而且看她非富即貴的打扮，也不會輕易敢去盤查。

唯有一次，實在是來不及了。

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便衣特務衝散了遊行隊伍，有人大喊「警察抓人了」，街上一下就亂了。

她也被人從背後撞倒，手裡寫著標語的傳單飛散出去，踉蹌地跌在街邊的一間店鋪門口。她剛要爬起來，就被拉住了胳膊，她心下一緊，以為是被抓了，剛要甩手掙脫，只聽一個女孩的聲音。

「你躲到店裡來。」

她抬起頭，瞧見一張與自己年齡相仿的臉，白淨秀氣，只是此刻細細的眉毛微蹙起，嚴肅地看著自己。

「快點。」女孩一邊催促，一邊把她拉進了店面裡，還拍掉了她手裡最後捏著的一張傳單。

這是一家藥材鋪，女孩把她推進櫃檯後面，讓她蹲下躲好，自己則站在旁邊。她在一片喧鬧中聽見撥算盤的聲音。

有急促的腳步闖進來，似乎看了一圈，發現沒有可疑的人，便又走了。

直到街上游行的、抓人的都走了，女孩又等了一會兒，才低下頭說：「沒事了，你起來吧。」

她腿蹲麻了，站起來的時候崴了一下，被女孩扶住，二人四目相對時她才想起說一聲：「謝謝。」還不等女孩回應，她看著櫃檯上的算盤和賬簿，又問出剛剛一直好奇的問題，「你一個女孩子竟然做賬房先生？」

「你一個大學生，竟然還覺得女孩不能算賬？」

她一愣，沒有生氣，反而笑起來：「你說得對，賬房小姐。」

大學生出生在南洋，幾歲回國時，南京話都聽不大懂，但父親卻是登上了報紙的「愛國華商」。她是那個時代教會學校的產物，父母雖然不在身邊，卻重視她的教育，還鼓勵她大學畢業以後去美國讀研究所。而賬房小姐的父母來自重慶郊區，雖然也珍愛這麼一個獨女，卻不得不指望她在中學畢業後就承擔起家庭的部分責任，讓她在成都親戚家謀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