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臨床決策的制定，貌似是醫學問題，又都不單純是醫學問題。

醫學以外的干擾因素，在不同醫生心中所佔的比例各有不同，大部分醫生經過臨床訓練和不斷的業務精進，依靠天分和與生俱來的決斷力，能夠儘量避開這些干擾，但是，絕非所有醫生都能始終保持客觀和中立思考。而且，現實生活之中，醫生也不可能只看病，不看病人，全部按照醫書和指南，獨立於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風氣之外進行判斷和決策。

作為普通人，我們吃保健品，看養生書，都是想多瞭解一些健康知識，儘量不生病。一旦身體出現問題，我們都希望多懂一些醫學知識，多掌握一些求醫問藥的經驗和技巧，多認識一些醫生朋友，儘快看好病。

但是，我們可曾預想，一旦醫療失誤和併發症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要如何面對？我們是否有所準備？我們是要通過信任、鼓勵與合作，幫助醫生儘量做出對我們身體最有利的準確決斷，將損失降到最低，還是要急於質疑、指責甚至當場討回公道？

現實生活中，沒人願意吃虧。當我們每個人在面對醫療的無心之錯，面對治療結果的不如意時，想到的都是不能吃虧，要討回公道，不能便宜了這些大夫，那麼，整個醫療環境就可能發生某種潛移默化的改變。

最先發生的，也是最不容易被覺察的，就是醫生的心理變化。

醫生的膽子可能越來越小，他們總是前怕狼後怕虎，遇到稍顯困難或者複雜的手術，可能不願意再冒險嘗試，而是將你推到上級醫院。實際上，並不是所有病人都有條件到上級醫院診治，有的是經濟條件不允許，有的是病情條件不允許，這時候，你面前的醫生說他沒有辦法接手，或者說他沒有能力接手，病人又有什麼辦法？

手術過程中，醫生可能越來越趨於保守，面對可能出現併發症，可能引起糾紛的困難手術，適可而止，或者淺嘗輒止，不願再去主動冒風險。例如卵巢癌的腫瘤細胞減滅術，它的手術要點正如已故婦科腫瘤專家吳葆楨教授提出的，「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意在強調徹底切除腫瘤對於治療效果的重要性。但是有些腫瘤偏偏長在膀胱上，長在腸子上，長在重要血管的薄壁上。為了徹底切除腫瘤，醫生就有可能捅漏膀胱，切破腸子，撕裂血管，病人可能要接受膀胱造瘻，或者做假肛，餘生都要在肚皮上接一個糞袋，身體不受控制地隨時流出大便，或者因為術後出血，短時間內經歷「二進宮」，甚至「三進宮」才得以活命。

如果每次出現類似並非皆大歡喜的「壞」結局，醫生面臨的總是哭鬧、埋怨、質疑或者訴訟，以後的手術檯上，他的心理防線和手下的刀就有可能發生某種微妙的偏移。

外科醫生乾的都是良心活，一臺手術下來，只有醫生知道，自己是否對得起手術檯上剛關了肚子還光著身體任由呼吸機鼓動雙肺尚未甦醒的病人。而決定良心的，不只是醫療技術、道德、人品和個人修養，還有社會風氣、法律制度、社會保障，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後者至關重要，醫療，看似是醫生在看病，在開藥，在開刀，而決定這一切是否朝著期待方向發展的，是醫生和病人在面對他們共同的敵人——疾病之時，是否能夠真正做到榮辱與共，風雨同舟，一方勇於託付，一方勇於擔當，真正地相互信任。

重壓之下，醫生的擔當可能越來越少。雖然醫生不能扮演上帝，他只是醫學知情的交代者，不能替病人做最終決定，但是他有義務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結合病人的特定情況，通過充分的交流和溝通，引導病人做出最有利於病體康復的選擇。

然而，有沒有這樣的情況，醫生都說清楚了，也講明白了，病人依然不知道怎麼選。有些病人是真心希望聽從醫生的意見，在極其專業的領域，也只能聽從醫生的意見。如果現實情況是，醫生推薦了某種治療方案，而最終療效不佳，總會遭到病人的哭鬧、埋怨、質疑或者訴訟，那麼醫生就有可能在應該擔當的時候做出後退，後退到只是扮演一個櫃檯上羅列幾樣商品任你自己選擇，後果自負，到時候誰也賴不著的營業員角色，或者總是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病人又有什麼辦法？

實際的醫療過程中，醫生也可能為了減少誤診和漏診，開出更多的化驗和檢查用於佐證和反覆驗證自己的判斷，或者為了免除責任，開出一些不一定非吃不可的萬金油藥物，來證明自己有所作為，沒有對病人坐視不管，雖然有時候這些醫療可能是過度的，但是病人又如何知道，又如何分辨，又有什麼辦法？

醫學，畢竟是來自陌生人的照顧，如果雙方不同在一個信任和託付的平臺上，這一切都不會因為任何一方的努力而易如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