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我在協和工作的第12個年頭，雖然我已名正言順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頒發的副主任醫師資格，但是因為醫院內部長期奉行職稱評聘分開政策，和大多數醫生一樣，我被高職低用，仍然做主治大夫。

星期五是我們病房的手術日，我同往常一樣，從容淡定並且毫無羞愧感地違反院裡最新規定，把手機帶進手術室。但是讓我無法容忍和原諒自己的是，我竟然忘了把手機調到無聲狀態。

很多老百姓看不懂也不理解醫院裡為什麼有「手術日」這個詞。

「大夫，我看了皇曆，明天是黃道吉日，最宜動土，能不能給我安排開刀啊？」

「明天我兒子的公司有重要活動他不敢請假，會被開除的，後天才有同事能替他的班，現在年輕人找一個稱心的工作多不容易啊，大夫您看能不能後天給我安排手術？」

「大夫，週五我可能會來月經，您不是說月經期就不能做手術了嗎？能不能給我提前兩天安排手術？否則我可能要等到下個月才能做上了，哎呀大夫，我的那個月經量多得是一塌糊塗，來一次月經簡直就是一場劫難，血色素要下降好幾克，不來月經的時候我狂吃海喝還要每天吃補血藥才能把它漲上來，要是不趕緊給我做手術的話，再來一次月經就又掉下去了。」

諸如此類的請求，即使是「做手術看皇曆，視手術切瘤子為動土」都不能說是過分的要求，開刀畢竟是大事，病人迷信一些也從側面體現出他對生活的美好願望和要求，並無大礙，都在情理之中。但是我們負責統一安排手術的住院總醫師一定是回答：「對不起，不行，而且是絕對不行，您覺得合適的日子不是我們的手術日。」

協和醫院寸土寸金，醫療資源極度有限不僅是對「全國人民上協和」的病人而言，對醫生來說也是同樣。病房的床位有限，手術室的手術檯有限，麻醉醫生、臺上的器械護士、臺下的巡迴護士有限，不可能誰約了病人都可以進手術室做手術，也不可能誰想什麼時候做手術就什麼時候做手術。原則上，婦產科只有教授和副教授才有資格收自己的病人住院，並且有屬於自己的手術檯，可以名正言順地給病人安排手術。為了分配均勻不打架，每個病房都有固定的手術日，只有固定的日子裡，例如週三和週五，才能安排病人做手術。

其他醫生在手術檯上只能做助手，若想收自己門診看過的病人做手術首先要有病房首席大佬的首肯，其次要有手術檯，但是按照常規和常理來講這幾乎都是不可能的。因為教授們還經常為爭奪一個手術檯的黃金時段和儘量多的使用次數撕破臉皮打得不可開交。只有大佬們的手術超乎想象地提前收攤了，說實話這種情況更是很少發生，大佬們不是普通人，不是教授就是知名專家，在判斷一個具體手術大概需要多長時間的問題上最有發言權，首先他最知道這個病人肚子裡的瘤子好不好切，同時他也是世界上最瞭解自己開刀能力的人，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對於手術時間的判斷和對手術節奏的拿捏，誰也算不過他們，所以別想手術檯上有足球場上的「垃圾時間」，別妄圖分到手術檯這一稀缺資源的一杯羹。此外，只有病人因為特殊原因臨時取消了手術，或者個別大佬出國開會，下面的中層醫生才有可能在最不黃金的、扔了也是扔了、浪費了可惜的邊角餘料時間段裡做上一點半點自己的手術。

醫院最近明令禁止醫生把手機帶入手術室，因為最近手術室有一種非常惡劣的現象，那就是個別醫生的兩隻手在手術檯上做手術，還讓護士伸著胳膊把私人手機架到自己耳朵旁邊接電話。這個確實不像話，或者可以說是成何體統！外科大夫一旦上了手術檯，病人和病情就是天下最大，其他一切都要暫時拋在腦後，就是老婆跟別人跑了也得下了手術檯再去追，家裡著火了也得下了手術檯再去救。

手術檯上，很多病人接受的並不是全身麻醉，雖然肚子割開了感覺不到疼痛，但是其他一切感覺都是存在的，整個手術過程中病人的意識都是無比清醒的。要是聽到主刀大夫給自己做手術的時候還一邊接打電話那是什麼感覺，要是您說的事再和人家手術毫不相干，她不在心裡頭反覆問候您家十八輩祖宗才怪呢。

如果手術順利皆大歡喜，病人也就嚥了這口惡氣，最多成為人家日後酒桌飯局上的談資、鄙夷和笑料。人家會說：「協和的大夫也不過如此，什麼知名專家，就那麼回事兒吧，老孃我躺在手術檯上，肚子都開了膛，大夫那邊還接電話說下了手術幾點幾點的飛機到哪兒講課、開刀、走穴掙錢的事兒呢。」如果手術不順利，出了意料之外或者難以避免的手術併發症，開刀後留了後遺症，即使這幾分鐘的電話和整個手術成敗根本扯不上關係，病人、她的律師和社會公眾傳媒也會拿這一條讓你萬劫不復的。所以，即使不往高尚和理想以及職業精神上談，哪怕是為了大夫自己的命運前途，也是萬萬不能在手術檯上接打私人電話的。

但是，不讓帶手機對於我們這種管理病房的主治大夫和下面的住院總醫師來說是絕對玩不轉的。一分錢話費都不給報銷的私人手機是我們和下面的住院大夫、上面的教授大佬們保持聯絡的重要甚至唯一通訊工具。一個病房少則三四位、多則六七位主管教授，每人給你發兩條簡訊，就是十幾個醫囑或者工作，每人電話裡囑咐你兩件小事，就是十幾件大活。哪一個回覆晚了都不好，或者人家打你手機不是關機就是不在服務區，耽誤病人的處理不說，更耽誤自己的錦繡前程。平常人對自己急切需要找到的物件頻頻出現掉鏈子情況都會覺得，這位大俠夠神的，又哪兒去了，怎麼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呀！教授也難免會覺得這種下級大夫多少有些不靠譜。

帶手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你們以為醫生進手術室都是要上手術檯的嗎？不是，有坐月子的就得有伺候月子的，有做手術的就得有伺候手術的。病房的主治大夫和住院總醫師就常扮演這種伺候手術的角色。很多時候，我們連臺都上不去，只有在臺下轉悠和伺候的份。

我們要麼是觀摩和學習手術，要麼是進手術室親自請示手術檯上教授關於某個具體病人的具體醫療問題的旨意。雖然「請旨」和病房的醫療事件息息相關，但也不能一推開手術間的門理直氣壯張嘴就問，先得察言觀色。

如果主刀教授在臺上表現輕鬆自如，甚至談笑風生，那就趕緊搭上茬把問題請示了。要是整個手術室裡頭氣氛凝重，所有人都屏氣凝神沒有一點聲響，一定是手術檯上正在處理極其細緻複雜的部分。

那可能是廣泛轉移的卵巢癌手術。腫瘤就像恣意流淌的混凝土泥漿沙石俱下，所到之處無不浸潤、種植、粘連、疤痕形成甚至冰凍化。對於卵巢癌的廣泛轉移，手術的原則是「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醫生要將腫瘤盡力切除，又要保護周圍重要的生命器官不受傷害，普通醫生看上去簡直是無處下手，婦科腫瘤高手卻始終能夠絕處逢生，於正常組織和腫瘤之間找到一處間隙並且以此為契機「卷地毯」式地掀除所有肉眼可見腫瘤。

那可能是宮頸癌根治手術中至關重要的「打隧道」環節。打隧道是指醫生要將自然生長到子宮兩旁組織中的輸尿管完全解剖和游離出來，才能在之後儘量切除宮旁組織。而充分的並且恰如其分的手術範圍直接影響病人的生存時間，這也是為什麼同樣早期的宮頸癌病人，都做了同樣的根治性手術，有的在手術後獲得痊癒，長期並且高質量地活著，有的卻在短時間內很快復發進入悲慘的終末期。同為「根治」手術，手術醫生打隧道是否過關，他的手底下到底「根治」了多少，只有天知地知，主刀和助手你知我知。

那可能是被喻為「良性疾病但是惡性行為」，或者是所有良性疾病中最難做的子宮內膜異位症手術。紫藍色斑塊、棕色疤痕、紅色火焰甚至是透明水泡樣色彩繽紛、五花八門卻都被統稱為異位病灶的子宮內膜異位症，像一把大小不等的粗粒鹹鹽被隨意播撒到病人的盆腔，只有盡力破壞所有肉眼可見病灶才能最大程度改善令病人生不如死每月必會到訪一次的痛經。而真正生長在卵巢上、裡面包裹著巧克力醬一樣稠厚液體的囊腫卻很少真正引起病人疼痛，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子宮內膜異位症病人開刀了，手術了，囊腫也切除了，但是痛經絲毫沒有緩解。

要是你往手術檯上一瞄，看到病人正在大出血，或者肚子裡的粘連正難解難分，或者術者已經把子宮前面的膀胱或者後面的直腸鼓搗破了，萬般無奈如火如荼之際，千萬別輕易插嘴。要是準備請示的又是自己本該拿主意卻又因學藝不精而拿不準的問題，等於找死。

要是碰到大型或者複雜手術，住院總醫師或者主治大夫可能需要時時刻刻盯在手術間裡。因為開啟肚子後手術方案可能隨時會有改動，手術檯上一聲令下，我們臺下的大夫就要出去找病人家屬重新交代病情，重新簽署手術知情同意書；如果手術中病灶牽連腸管，手術檯上需要請基本外科醫生上臺協助手術，我們臺下的大夫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當天的外科會診醫生並且保證他們以最快的速度來到手術檯上，否則手術檯上焦急等待的教授隨時可能火冒三丈；如果手術檯上意外損傷了膀胱或者輸尿管之類的，我們臺下的大夫要去火速請來泌尿外科醫生上臺幫助修補。

對於臺上會診，協和有固定流程保障手術檯上病人的安全。但是有的教授要求特高，一般意義上醫院值班表上安排的會診大夫他根本不放在眼裡，非要欽點一個自己覺得靠譜的醫生。這也不能都賴我們婦產科的教授矯情或者事多，確實有個別過早評上了教授、副教授的外科大夫，別看編文章、發論文有一套，站講臺或者主席臺的時候侃侃而談意氣風發，忽悠得自己儼然是全國第一，世界第二，沒有他解決不了的問題。可一上了手術檯真要他「亮劍」的時候，那手「潮」得就像江南六月的黃梅天，要是把他比作殺豬匠，那都是侮辱了屠夫的老祖宗——解牛的庖丁。無論什麼手術都能被他弄得血肉模糊，讓他幫著修補完的腸子或者輸尿管十有八九長不上，弄不好就成了長期的尿瘻或者糞瘻，我們婦科大夫找誰說理去？怎麼向病人交代？

也有個別真心矯情的教授，在他們眼裡，一般大夫根本不配上他們的手術檯，或者說他們看一般人都不行，從來都是指名道姓專挑某幾個大牌教授上臺會診。所以我們不僅要熟識各種醫療問題的處理，還要了解手術檯上每個教授的個人偏好，誰把腸子弄破了習慣找哪個基本外科教授來補，誰遇到輸尿管斷了最信任哪個泌尿外科教授來縫。您說說，這種時候我們不帶手機行嗎？要是碰上腦瓜不靈光的大夫，帶手機都沒用，因為手機上可能根本沒有存教授可能欽點的會診教授的電話，那就跑斷腿到人家病房或者門診找去。

即使找到人了，可並不見得人家就願意來。首先人家沒在醫院會診的排班表上，自然可拿「不在其位不謀其職」來推辭，況且此時此刻躺在手術檯上的病人和人家非親非故，就連最基本的慕名而來或者掛號、預約手術等和信任有關的合同契約關係都沒有。拿刀的外科大夫都知道，手術不順利的病人隨時可能變成一個「怨婦」，甚至弄來一群「醫鬧」，帶來一場官司，避之唯恐不及，憑什麼你們婦產科一來呼喚人家就去呢？人家完全可以說自己馬上還有工作安排，下午還有門診，一會兒要外出會診或者馬上還要上自己的手術檯，你們找排班表上的會診大夫吧，一句話把你給打發了。所以找到人沒用，還得會說話，得學會無比真誠地求爺爺告奶奶裝孫子，弄得就跟此刻躺在手術檯上的病人是我們自家大舅媽、二姨娘或者三姑母一樣。惹得對面的教授不免心生憐惜，心想這小大夫也真是不容易，為了手術檯上素不相識的病人，為了圓自家教授的場子竟能如此這般，於是實在不忍心回絕，甚至還會在心中暗恨，自己怎麼沒得如此好命攤上這麼一個盡忠盡孝的小馬仔，也就勉強答應來了。

凡此種種，手術檯上的教授一概看不見，會診的腕兒請來了是正常的、應該的，請不來的話就可能給你扣上個工作能力差，情商低，不把工作其實就是他的指令放在心上之類的評語云雲。碰上心眼小、修為差的教授還會在手術間隔的空閒時間，教授食堂的用餐時間，或者上下班的班車上免費向其他教授廣為播散。這是現代人最常見的毛病之一，是心靈和語言潛意識的壞習慣，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形成的，醫生中也經常有類似的奇葩長成。例如某教授一提到某小醫生的名字，全是數落和指責，要不然就是把對他成長和進步最不利的那些錯誤翻來覆去地嘮叨。這種「口中所言，好話死盡」的教授一定要伺候好，不能有一點閃失，否則在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的現世，很快，你將成為眾所周知的「廢物點心」。

當醫生是個技術活，但不全是技術活，對病情判斷八九不離十，手術做得乾淨漂亮等等都屬於智商。更多時候，在醫院這片江湖，情商更被高度需要，職場如戰場，哪裡都一樣。

還有些時候我們進手術室不光關心自己家的手術，還惦記著別人家的手術。我們隨時像小賊一樣把臉貼到別人家手術室大門的玻璃上窺視各個手術間的各個手術的進展情況，一旦打探到哪個手術間的手術可能提前結束，趕緊和護士長以及麻醉大夫說好話，把自己病房的手術分一個過去做，目的是最後一兩臺手術不要被取消了。（協和醫院手術室多年來的不明文規定，除非是急診手術，下午五點以後不再接病人進手術間。）

這邊在手術檯下盯著手術，盯著各個手術間的進度，那邊病房裡出了什麼大事小情都要呼叫你。什麼病人剛輸了抗生素渾身癢癢起皮疹啦，化療病人缺一項並不關鍵的化驗住院大夫不知道能不能開化療醫囑啦，教授早晨查房讓加急做b超可是人家超聲科大夫說今天名額已滿不給加啦。小大夫自己搞不定的任何大事小情都要請示你，這些瑣碎小事只是讓人感覺工作煩亂無序而已，沒啥了不起的。要是哪個病人突然心律失常、胸悶憋氣、呼吸心跳驟停，第一時間要是呼叫不到病房的主治大夫，人命關天啊，不時時刻刻保持聯絡通暢行嗎？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把手機偷偷放在刷手服褲兜裡，並且調到無聲狀態，這樣就不會被護士長髮現上報院裡又扣工資又扣獎金的。下手術後，我們第一件事就是看簡訊、看未接來電，這樣就能保證在第一時間掌握「全球」資訊。哪個領導找過自己趕緊把電話撥回去，先說對不起再詢問有何指示，哪個領導發了簡訊交代了工作，趕緊一溜小跑回去病房給執行了再回發一個任務已完成請領導放心的簡訊。另外，要是家裡有什麼事也能早點知道。在協和混到主治大夫一級的怎麼也要三十好幾了，真是「上有老下有小事業在山腳」，萬一孩子發燒、老人頭疼什麼的都能早點想對策，自己是大夫，平時對家裡管得就少，要是再把自家人的病給耽誤了，那種內疚和悔恨是常人無法想象的。

手術檯上，我給冷教授做第一助手，電話突然一個勁地響起來。我在心中暗罵，打三遍人家都不接一定是有原因，怎麼還一個勁地打呢？擺明了是要害死我。

冷教授的注意力全部在手術檯上，好像並沒有聽到我的電話鈴聲。我趕緊咳嗽一聲，用帽子口罩之間唯一的一條窄縫裡所能迸射出來的全部眼神強烈示意手術檯下的巡迴護士過來。她輕手輕腳地走到我身後，從我手術衣後邊入手，把手機從我刷手服的屁股兜裡拿出來，改成無聲，放到一邊。

下臺的時候，我對冷教授說：「領導，真對不住，剛才忙忙活活的，上臺前就忘了關手機。」她笑了笑說：「沒事兒，打電話的人可真夠軸的，這一遍一遍的，說不上真有什麼要緊事兒，你快回個電話吧。」

教授修為各有不同，冷教授是比較善解人意的腕兒，任何時候她都願意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一下問題，進而體察旁人的不易，即使對方是個實習大夫。這種教授雖然不是採用鐵腕式手段管理病房，但是我們仍然不會懈怠，反而被一種柔情的力量溫暖和無形地脅迫著，替她賣命工作。

走出手術室的無菌隔離區，我拿出手機一看，我的天，十個未接電話，除了兩個我不熟悉的號碼，另外八個分別是我兩個同學打來的。

一個是畢業後從來沒再見過面的高中同學，他每次電話先是寒暄，之後直接切入正題，那就是找我加號看病。多數時候來看病的既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的家人、親戚或者知己、鄰里。後來我通過別的同學得知，他自己在農村肝癌晚期的親大哥他都不管，反倒為一群生意場上的大哥鞍前馬後。方才知曉，他一直在以同學的名義長期利用我的不好意思，溫柔地綁架我為他所用，我也不過是他公關交際飯局上信手拈來的一枚棋子。想到他農村的大哥，我忽然有勇氣決定不再為他效力了，先不給他回電話，沉默和拖延都代表拒絕，希望他能早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