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重案刑警趙趕鵝。

自從2013年加入重案組以來，我和其他警察一樣，做著接警、辦案、緝拿的工作。不過，除了辦案，我還有一個說不上好壞的習慣——想要更多地去了解那些罪犯。

養成這個習慣，是因為那樁讓我現在想起來都能感受到一股涼意的案件。

我剛加入重案組時，因為住在單位的單身宿舍，所以不管是半夜還是凌晨，每次出命案現場，我一定會成為隊長的首選警員。因此，我幾乎就沒怎麼睡過好覺，就算沒現場的時候也不敢早睡，生怕半夜突然被電話叫醒。

就在我加入重案組那年的夏天，命案進入了高發期，一個半月內我沒有休息過一天，好不容易倒休去和哥們喝點酒，半夜又被叫了回去。

當時也是因為年輕，在趕往現場的路上，我的情緒突然崩了，我的牙齒不停地在嘴裡摩擦，像癲癇發作一樣，連計程車司機都能聽到聲音。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麼，但那種好像走在失控邊緣的感覺，真的很恐怖。

後來，到了案發現場，發現案件是一個小it（網際網路技術）公司的男員工，因為第n次被新來的女領導要求加班，結果用辦公桌上的銅鎮紙給對方開了瓢。

那個男員工殺人後，自己報了警。我們趕到現場時，他就跟中了定身法一樣緊貼著牆壁站著，臉白得像牆皮一樣，女領導的鮮血染了他一褲子。

我們給他戴手銬時，他兩眼發直，像個復讀機一樣喃喃自語：「要是今天晚上關機就好了。」

那一瞬間，我因為連續加班、嚴重缺覺而憋的一肚子氣，馬上就消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發現，這個男員工身上的悲劇，離我，離每個普通人可能都不遙遠。

從那時候開始，我對命案變得更上心。

但就在加入重案組的第二年，我明白了一件事——有些罪案背後的真相，不是僅僅靠上點兒心就能看得到。

那是2014年的除夕夜，我們帶回一個潛逃了二十五年的殺人犯。他這些年娶妻生子，還開了個小賣鋪，被我們抓住時正在炕上喝燒酒。

那晚任務結束後我回到警隊，拿著一瓶啤酒闖進食堂，看到全重案組的人都在包餃子，電視開著，但沒人看電視節目。

已經到了帶嫌疑人到訊問室去的時間了，但是沒人願意動窩。最終的結果有點奇怪，我們和嫌疑人在食堂裡圍成一圈。

嫌疑人上著背銬，和三十多個警察擠在一起。我餵了他兩個餃子，還給他喝了一杯啤酒。他酒足飯飽後在肩膀上一抹嘴，盯著我說他不會撂的，但是聊聊天沒問題，要是寫成筆錄他就不簽字。

於是，我們就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了起來：二十五年前，他在工廠幹活兒，每天到深夜，隔一個禮拜自己就會出去喝頓大酒。一個飄雪的深夜，他喝多了，打了輛計程車。在車上，司機跟他閒聊，說自己最近老要相親，所以剛買了塊新表，一塊上海牌的機械手錶，司機還炫耀地提起自己的下一個相親物件，是一個有著「盈盈一握的小蠻腰」的女孩。

他也不明白這句話怎麼就刺激到了他，又為什麼會對司機下手，但動手的那一瞬間倒是記得很清楚，是晚上十一點四十五分，因為事後，他擦乾血跡後拿著手錶仔細看了一眼時間。後來，他一直戴著司機那塊手錶，二十五年來每天晚上十一點四十五都要看一眼手錶。

他殺死司機後只搶了手錶，而且也沒有賣掉，可是，我在案卷上卻只能把圖財寫成他作案的主觀動機。公訴程式中並不需要我在案卷中長篇大論將案件描繪成豐富的故事，所以那些驚心動魄的細節往往只會濃縮成幾行有關時間、地點、人物的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