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的時間內，褚時健很少能夠按時上下班，幾乎是日夜不停地在車間監督生產，困了累了就在辦公室眯一會兒，養養精神繼續與一線職工一起工作。當年的工人還記得褚時健清晨5點出現在車間時的情景。"廠長好像臉都還沒洗，但人倒是精神得很，進了車間也不怎麼說話，到處看看到處摸摸，有時就站在一邊看我們幹活兒。"褚時健算準這個時候夜班工人和白班工人正交班，他來看看工人的收尾工作和準備工作。

細節是魔鬼。褚時健對工人進廠的著裝也開始修正。那時工廠並沒有嚴格要求工人必須著工裝，80年代初的小青年，長頭髮、喇叭褲很有市場。尤其是在工廠工作的上海知青，對這些時髦穿著比較熱衷。褚時健是個傳統的人，從心裡不喜歡這些怪里怪氣的打扮，而且喇叭褲明顯有違安全生產要求：如果褲腿捲進機器，是會出事故的。於是他讓工會主席拿了把剪刀到車間，看見大褲腿就剪，幾天下來，沒幾個人敢穿了。但對於長頭髮就不太好下手了，而且回到家也遭到了馬靜芬的反對："你憑什麼剪人家頭髮？"褚時健說："不好看！"馬靜芬說："剪褲腿是影響安全生產，長頭髮哪裡影響了？你說不好看，人家覺得好看！"褚時健想了想，妻子說得的確有道理，於是放過了廠裡的一眾長髮。

廠裡的衛生必須整頓，褚時健強調車間地面不能有菸絲或散煙，所有紙箱必須分類清楚碼放整齊。工人們剛開始很不習慣："家裡也沒這樣啊！"但規定就是規定，而且責任還到每個車間主任身上，和車間主任的獎勵工資掛鉤。幾個月下來，車間雖然依然廠房破裝置舊，但秩序井然。工廠內生活區的窩棚也必須拆除，這事褚時健交給了妻子馬靜芬處理。馬靜芬調到玉溪捲菸廠時，在行政科工作了一段時間，但行政科向來人浮於事，馬靜芬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定位。褚時健在整頓廠區環境時，想成立一個工廠服務大隊，專門建設廠區廠貌，他想到了在紙廠時就表現很優秀的馬靜芬。但馬靜芬覺得"服務大隊"的名字很不像一個正式科室名，建議褚時健改個名字。辦公室的人想了半天，說："要不叫綠化科？"馬靜芬本來就喜歡花花草草，當下就同意了，她於是做了玉溪捲菸廠綠化科的第一任副科長。上任伊始，褚時健就交代了任務：把廠區環境整飭一新，讓工人有一個舒適的工作生活環境。本來以為是一件非常難處理的工作，因為工人們對自己搭建的雞棚鴨棚很是在意。但馬靜芬有辦法，她一家一家做工作，幾個月內，把廠區的"違建"清理一新。"她做事還是麻利的。"褚時健說。"哪有那麼容易？"馬靜芬說，"人家抱著蘆花雞說用來下蛋的，費了好大的力才說服的。"h3改變觀念/h3整頓工廠最主要是整頓工人的觀念。在國企，"大鍋飯"已經吃了20多年，大家早已習以為常。但褚時健對此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我們是經歷過人民公社大食堂的人，'大鍋飯'吃起來開頭熱鬧，但慢慢就不香了，更不夠吃了。"

如果說褚時健在沒進入新平曼蚌糖廠之前，對現行經濟制度還沒有思考的話，在站到了企業經營一線之後，他對於經濟體制的思考就開始了。在1979年國企啟動改革的階段，他的觀念又一次被觸動。

"企業就是要掙錢的。"這是他從一開始就確定的想法。大概每個做事的人都會有一個最初的疑問："為什麼做這件事？"除了基本的生存，更高一層的意義在哪裡？褚時健在糖廠期間，從基本的"把事情做好"而看到"做好"後的意義：對社會的、對政府的、對普通老百姓的。這種意義讓他落實到了一點：企業的本質就是逐利。企業有了利潤，才能實現自己的社會意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要認識並承認這一點，的確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

至於企業怎麼才能掙錢，在褚時健看來，一團和氣肯定掙不來錢。他年少的時候，如果不想著在烤酒時比別人的出酒率高，他不會想出來那麼多辦法，也就掙不來比別人高的賣酒錢。"只有競爭才能帶來利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所謂"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在社會上很流行。在某種意義上，這實際上是一種消磨競爭意識的說法，從企業經營的角度，褚時健並不是很認同。"做任何事情都要講個本分。企業的本分就是要贏利。"

"大鍋飯"實際上就是抹平了人與人工作努力程度的差異和工作效果的差異，這對企業發展一點幫助都沒有，褚時健在糖廠時就認識到了這一點。

在"文革"期間，公開講"贏利"和"競爭"是不允許的，這和當時的政治氛圍相違背。但到了1979年之後，褚時健覺得自己可以在工廠給職工們講講競爭了，而且他要實施起來。

褚時健向職工們強調了兩個競爭概念，一個是市場競爭，一個是內部競爭；一個是對外，一個是對內。其中內部競爭是玉溪捲菸廠特別缺乏的，當然也是很多企業缺乏的，是直接導致職工工作熱情低下的因素。h3初涉改革小失敗/h31980年，根據"企業可以適度獎懲"的國家政策，褚時健在工廠實行了獎懲制度。這幾乎是一個實驗性的制度，按當時的話來說，是"摸著石頭過河"。獎懲制度主要是針對工人的工作表現，由車間主任籠統打分決定獎勵還是懲罰。因為沒有具體的細項作為打分的依據，車間主任往往是憑個人印象對工人進行打分，並不客觀，也沒有說服力。而且，獎勵幅度被限制到"全年獎金不得高於三個月工資"，對職工並沒有吸引力。僅僅實行了半年後，褚時健意識到這是一項不徹底的改革。不過他還是從這次嘗試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資訊，那就是職工對於改變是接受的，當獎懲制度最開始實施的時候，職工們的情緒都很高。

下一步，該是褚時健挑戰國營工廠實行了多年的計時工資制度的時候了，他要用實際告訴職工們："大鍋飯"吃不得。

經過一段時間努力，菸廠各個生產環節順暢了許多，新生產出來的紅梅和紅塔山香菸的質量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因為市場上還沒有重新接受這兩種香菸，滯銷情況還是很嚴重，工廠庫存依然很大。

褚時健有點著急，他發動全廠上下揹著香菸到社會上宣傳紅梅和紅塔山，自己也站到昆明和玉溪街頭請路人品吸，以期玉溪捲菸廠的形象得到改變。

這是1980年的時候，廣州因為地處沿海，已經成了內地人嚮往的開放之地。褚時健聽說廣州對雲南昆明捲菸廠的"大重九"煙很歡迎，於是也攜帶玉溪捲菸廠的紅梅和紅塔山到了廣州，希望能找到一些市場。

廣州的確對雲南香菸很歡迎，但也只限於昆明捲菸廠的大重九。每每褚時健掏出紅梅和紅塔山，對方拋過來的目光都顯得很輕視："這個煙我們很少抽的。"一次，褚時健打算用香菸到廣州著名的友誼商店換一些外匯券，以便在廣東採購一些制煙需要的進口高階輔料回去。友誼商店當時接待的客人都是持外匯券的特殊人群或外國人，因此，商店的銷售人員都非常有禮貌，對他也很客氣。和其他的菸廠業務員一樣，褚時健將自己帶來的紅塔山和紅梅抽出幾根遞給商店的負責人和顧客試吸，希望談成一筆買賣。

當他再次進入商店，卻看到剛才遞過去的香菸已經全被扔到了地上，商店售貨員和顧客根本就沒有人在意這兩種香菸，更不願意吸。

那些橫七豎八地散在地上的香菸深深刺激了褚時健。自從幾個月前的品吸會遭受惡劣評價，他一直憋著一口氣，在努力了幾個月後，原本希望情況有所改善，沒想到市場對自己菸廠的產品依然沒有接受。

走出友誼商店那一刻，褚時健恨不得馬上回到玉溪，馬上回到工廠，馬上開始對工廠進行徹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