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到1976年，這10年間我是在新平那個地方度過的。我和它很有緣分，在那裡待了16年。當1979年離開那裡之後，我和我的一家人都以為從此不會再回來，但是你看，現在我們又算是回到了這裡，而且不會再離開。

新平是善待了我們一家的地方，雖然1963年我們來的時候兩手空空。我和妻子在堵嶺農場用一根扁擔幾根繩子就把家當打了包來到新平。我們落腳的第一個地方是曼蚌，這是個傣族名字，意思是什麼我還真不知道。它現在不同以往了，因為開發一座煤礦，已經發展得很好----當然不能和大城市比，但比起我們當年到那裡的時候，簡直是翻天覆地。1963年的時候，曼蚌幾乎就是一個山坡，到處是甘蔗地，到處是稻田。在曼蚌我們待了三年，"文革"開始那年，因為糖廠搬遷，我們就去了戛灑。

1963年到新平的時候我對它沒有任何期待，在我的人生路上，新平是又一次流放。在此之前的幾年，我從一個農場換到另一個農場，三四年間換了三個農場，一家人的命運被別人牽著走。有什麼辦法呢？那個年代，沒有幾個人能自主命運。我們待過的每一個地方，地名其實不重要，對我來說，那些地方只代表了一個詞：苦挨。到曼蚌時心情好了很多，因為"右派"的帽子已經摘掉，雖然沒有徹底平反，至少我不是"戴罪之身"，只是被正常的命運拋棄而已。剛到曼蚌時我想，再難難不過元江的紅光農場吧？好歹也是到了工廠，我可以做點實事，妻子可以穩定地教書，我姑娘可以穩定地讀書了。

1966年，我們從曼蚌搬到了戛灑，新平的一個小鎮。無論是曼蚌還是戛灑，生活條件都不好。但我很喜歡這兩個地方。如果你有時間，可以去曼蚌糖廠和戛灑糖廠這兩個地方的舊址看看，兩個廠旁邊都有一條河，水很清，水量也大。我從小就生活在水邊，南盤江我最熟悉不過了，所以看到河水我就很親近，這大概是我對曼蚌和戛灑一開始就很喜歡的原因。

有河就可以拿魚，我這一輩子除了工作，最愛的事情就是拿魚。小的時候是因為貪玩，老師把手掌心打腫了還是要去。成人以後我還是很喜歡，有條件我就去。有時候旁邊人還不太理解，你一個以前地區上的幹部，都被打成"右派"，發配到這麼落後的地方來了，還有心思去拿魚？在他們看來，我要麼是沒有悔改，要麼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其實他們不明白，一個人，別人把你打倒了不要緊，總有事情是自己控制不了的；但自己不要把自己打倒，不然就真的是徹底倒了翻不了身了。拿魚給我帶來樂趣，如果我連自己的樂趣都沒有辦法去找，生活就真的過不下去了。而且拿魚看起來是件玩樂的事情，實際上它不簡單。它就像在水中打獵一樣，你需要了解獵物的環境，還要了解獵物的習性，有時候還要用點心理戰術。特別是像我小時候的拿魚方式，光腳進水裡，要讓魚感覺不到你，讓魚不自覺就到你身邊來，然後動作快速地把它拿住。而且拿魚是件比較單純的事情，自己一個人就能把它做了，不需要和人打什麼交道。這比較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很適合調節心情。"文革"期間，儘管那10年對整個國家都是很痛苦的過程，但比較之前農場幾年的動盪，我們一家過得還算平靜。

"文革"期間，我是一個隨時可以被人拎出來文鬥武鬥幾下的"摘帽右派"，但是，我一次沒有被鬥過。不是我和造反派們關係搞得有多好，而是我和他們都很有距離，我只是做好我自己的工作：工廠生產。我去曼蚌糖廠的時候，給我的職務是副廠長，分工很明確：我管生產。這麼分配應該是新平縣委書記普朝柱的意思，他是我的知交好友，我們解放初在華寧工作時就認識了，在玉溪地委工作期間也共事過，可以說互相非常瞭解。後來我被打成"右派"，大家就沒見過面了，可能他聽說了我在農場的時候做過一些事，新平曼蚌糖廠又正好缺一個副廠長，他就把我調了過來。在我之前，糖廠已經換了好幾任副廠長，都因為各種政治原因下臺或被調走了。

那個環境下，很多像我一樣的人選擇的是另一條路：得過且過，混日子，無過無功最好，因為這樣最安全。"文革"期間，造反派們分了兩派：一派是所謂革命造反派的八二三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是"八派"；一派是被認為是保皇派的毛澤東主義炮兵團，也就是"炮派"。這兩派的工作任務就是要把對方想方設法鬥倒，誰贏了誰就上臺做工廠的當家。現在聽起來很好笑對不對？但是當時就是那麼荒唐，他們鬥天鬥地其實就是為了鬥人。如果是為了混日子，我什麼也不幹，幹掛著副廠長的職務跟著大家有一天混一天，今天鬥鬥這個明天鬥鬥那個，再有一天自己也被鬥鬥。我不用幹什麼工作，也不會有人來管我。

但我天性不是這樣的人，我從來不混日子。我們十幾歲就參加了革命，為的是什麼？總不能違背自己最初的想法。而且，我總覺得既然讓我來管生產，我就應該把這個糖廠搞好。如果年年完成稅收，利潤年年增加，縣上心裡有數，政策給我放寬一點，我還能繼續更好地工作。

我這個人其實是手藝人心態，總覺得國家有個平臺給你做，怎麼都得把它做好，不然心裡過不了自己這一關。而且那時候我總認為，"文化大革命"應該搞個幾年也就結束了。

我還是天真了，哪裡想到"文革"持續了10年。

從我內心來講，我們做具體事情的人，花點時間，把工作做好，我也不吃虧。所以我去了曼蚌糖廠以後，第一年就有利潤了，以前他們是年年虧損。這下縣上高興得不得了，說年年幫你們糖廠彌補虧損已經沒辦法了，現在不用了。縣裡有了錢，他們日子過寬裕點了，公務員們不用差工資了，大家心情都好，基層政府對我們工廠印象也就好了。我是覺得，從企業的角度，你做好了，和政府打起交道來更好一些，何必搞得四面是壓力，到處是敵人呢？對於企業和政府的關係，我歷來是這個想法。

我把工作搞好了，造反派們也不會來找我麻煩。為什麼呢？他們要靠我來搞生產。無論哪一派上臺，不都要靠職工擁護他才行？職工日子好過了才擁護他，不然不靠向他那一邊。

那個時候物資缺乏，社會上普遍生活都很困難。工人們的工資三五年都不提一下，除了很少工資，也沒有什麼福利，生活很窮困。生活不好，吃不好穿不好，誰會有心思好好工作？既然沒法發獎金，我就想辦法把他們的生活福利搞好。很短時間後，我就徹底改善了工人的福利生活。工廠養的豬都是兩三百斤，菜地也生長得很好。食堂每週就會殺一頭豬，職工花一點點錢就能吃到很好的伙食。所以造反派頭頭們搞鬥爭時要是寫了我的大字報，上了臺他還要找我做個檢討，說：我們寫過你的大字報了，希望你能正確理解。這回我們來當領導，你要來幫我們抓生產。前面我們鬧革命，後面你幫我們搞生產。

所以我一次都沒被鬥過，把我打倒了沒人管生產管生活了，他們也緊張。其他"右派"覺得奇怪得很，咋個老褚你就那麼幸運呢？其實不僅僅是幸運，更多是因為自己的辛苦。

工廠裡搞派系鬥爭，我從來不參與，他們的觀點我怎麼能同意？而且派系鬥爭簡直是一件最無聊的事情，這和我的性格很不相符。

我把工作搞好了，有空閒時間我就去拿拿魚，再愉快不過了。

那個時候也有人說我怎麼只知道掙錢，一門心思在錢孔裡打鞦韆。我也不想反駁他們，"文革"那個年代，少說為妙。但我心裡是有譜氣的，做企業你不掙錢那你做什麼？這是本分和天職對不對？給國家管企業，掙了錢交國家，給自己做企業，掙了錢歸自己，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國家大大小小的企業，如果大家都賺錢，財政部的錢就多了，國庫就充實了。如果大家都虧錢，還要財政撥款，這個國家哪裡能富起來？有些做企業的總是不切實際地說大話，說什麼我做企業不是為了賺錢，我覺得這簡直是天大的假話，做企業不賺錢，你這個老總就該辭職下臺了。

後來有人說"文革"中我這麼想這麼幹有些膽子大，因為搞經濟在那個年代是要被扣上修正主義或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這個罪名很大，足夠造反派們鬥我個幾天幾夜。但我幸運地並沒有遭此厄運，除了工廠對提高利潤、搞好職工福利生活有正確認識，還因為戛灑小鎮上的人淳樸和善良。那時工廠裡也有不少家庭出身不太好的職工，包括我自己，也是小地主的出身、"右派"的身份。但小鎮上的人，受整體政治氛圍影響的同時，還保留了很多小地方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他們對出身不好的人並沒有很明顯的排斥和欺負，大家更多是從人情出發來互相交往，這個是我特別喜歡的一點。所以我不會選擇一個大城市作為安家的地方，和"文革"期間住在戛灑小鎮有很大關係。

要說"文革"中的遺憾，肯定也不少，那個時代就是個扭曲的時代，即便自己內心平衡，國家和時代也會給每個人留下遺憾。於我來講，可能最遺憾的就是沒有照顧好家裡人的情緒。

那個時候一門心思都在工作上，每天心裡想的全是怎麼把工作搞好，怎麼提高利潤，怎麼把甘蔗的出糖率搞得高一點，家裡的事基本不操心。可能也是因為覺得家裡有妻子在，我不用管什麼了。但現在想起來，確實有些粗心。而且我這個人不太會表達，心裡對家庭是怎麼想的，也不愛拿出來和家裡人溝通。所以那幾年，大概他們三個都覺得我比較冷漠。

但我其實心裡一直有這個家。那個時候物資少，大家都缺吃的，營養跟不上，我就總想著去河裡拿魚給他們增加點營養。1963年到1966年，我老伴兒帶著兩個孩子在曼蚌小學住，我一個人在糖廠，本來說好是一個星期回一趟小學那邊的家，但我經常下鄉，到甘蔗地去看種植，一看就是幾天回不來。所以我經常幾個星期才去一次，每次去進了門，把包放下就趕緊往河裡跑，想著給他們拿點魚回家吃。但那時我沒想到，這樣做其實他們不高興，幾個星期不見，他們更希望我坐下來說說話，扯幾句閒天，但我當時就沒理解到這一點。

到了戛灑這邊，一家人住在一起了。我晚上又經常加班，因為在糖廠搞技術改造，我在車間裡要跟著工人到很晚。我妻子擔心我，在家裡不肯睡，要等著我回去。我回去後她就忍不住會埋怨我，覺得我該下班就下班，怎麼總是在廠裡要耗那麼久。她這麼一說我就很焦躁，有時口氣就不太注意，我說你不用等我，我也是為這個家！

這些生硬的話我妻子肯定聽不進去。所以當時的局面就是她有怨氣，我自己也覺得不被理解。兩人又缺乏應有的溝通，就導致有時候越說越生氣，其實回頭想想，那些抱怨、計較其實都不是什麼事。患過難的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可以被消化掉。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我也不責怪自己,那個時候真的沒有辦法分身。但是現在不同了，我現在大量的時間是在陪家人，當然也是他們在陪我。家庭始終是一個人的歸宿，我真的是這麼想的。

老是有人問我，工作和家庭哪個更重要？其實這麼比很沒有意義，工作和家庭各自承擔的作用不一樣。幹工作，必須對社會責任，不搞不行。回到家，家庭是個避風港，放鬆最重要。

如果沒有家庭，"文革"10年我可能很難堅持下來，這一點我很確定。